簡介
平水本歷代最為藏書家、學者所珍視，寶若宋刻。所以，已故著名版本學家趙萬里先生云：“故稱金刻本為‘平水本’，後世又稱金人的文化為‘平水文化。’”並云：“金代刻本，相當於宋本。”元朝在平陽路臨汾設定全國官方書籍出版印刷的管理機構，無疑是在金代官設出版機制極便利優越的條件下的一種先朝原有制度的沿襲。金元時期以臨汾為中心的刻書業的興盛，也帶動了金河東南路、元平陽路轄區內屬平水本系的刻書業的繁榮。因而趙萬里先生復云：“平水文化代表兩個時期：金、元。”這也是後來的版本學者把金、元兩代臨汾及相關周邊區域所屬平水本系所刻的書籍統稱為“平水本”的重要原因。
背景
金代平水本，國內現存實物為7種，見歷代公私書目提要及著述採訪著錄的為11種、刻圖2幅，平水本系其他區域刻本實物或見於著錄的總計4種。平水本有確切刻本年代記載的最早為金大定十二年，最晚為正大六年。平水本系則為皇統九年至元光元年。可考刻主、刻坊及釋道刻，平水本為6家，平水本係為4家。其中書軒陳氏、平陽李子文、平陽姬氏和徐氏、長命村劉友張氏、洪洞縣令耶律承信並妻大氏、古澤陳氏名字或生平等均無考。元代平水刻本，國內現存實物為6種(外加《毛詩註疏》殘葉)。見於歷代公私書目提要及著述採訪所著錄的平水刻本計12種，平水本系其他區域刻本計2種。元代平水本有確切刻本記載年代的最早為蒙古太宗九年至乃馬真後三年平陽玄都觀所刻《道藏》，最晚為皇慶二年平水高昂霄尊賢堂刻《河汾諸老詩集》。平水本系則為蒙古乃馬真後二年至元泰定四年。可考刻主、刻坊及釋道刻，平水本為9家，平水本係為2家。
如果對種數和刻坊、刻主等做一綜合對比分析，發現平水刻書業規模和現知刻書種數懸殊差別。金代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可考刻主、刻坊等總計10家，刻書種數為24種。其中如書林世業王文郁中和軒僅知刻4種，張氏晦明軒僅知刻6種。元代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刻主、刻坊等總計11家，刻書種數為20種。而且平水刻書業前後跨越時限金代為80餘年，元代為90餘年，有些書坊甚至跨越金元兩個朝代，為刻書世業。再從種類上看，經史子集、釋道二藏均有刻本行世。
金明昌三年張謙刻《新刊圖解校正地理新書·序》云：“仆叨習地理，忝慕陰陽，雖專述二宅，而取則於此書。伏睹古唐(今太原)、夷門(今開封附近)、蒲阪(今永濟蒲州鎮)等處，前後印賣新書，未嘗有不過目收者，終莫能見其完本。唯我先師馮公傳授亦遺地圖一篇。繼有平陽畢先生者，留心考覈，……仆今見平陽數家印賣此書，雖有益於世，竟未有完者。”此雲平陽數家印賣此書，並且古唐、蒲阪等處亦有印賣者，可為平陽書業興盛之一證。又金皇統九年至大定十三年間解州天寧寺所刻《金藏》總計1570種，六千九百餘卷，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其刻印規模難以考述。
關於金平水書籍與元經籍所建置考，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經部·國小類》著錄《新刊韻略》五卷本，下錄金許古序有云：“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仆嘗披覽，貴於舊本遠矣，略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河間許古道真書於嵩郡隱者之中和軒。”並載清錢大昕手跋云：“……前載正大六年許道真序，知此書為平水書籍王文郁所定。卷末有墨閣記二行，其文雲‘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子，中和軒王宅或即文郁之後耶。”關於金設平水書籍官局的最早推測，其依據一據《金史．地理志》，一據許古序“平水書籍王文郁”之稱。之後王欣夫先生《文獻學講義》“金代平陽刻書的盛況”條遂據此推斷“當時的刻書所，既有官立的，也有私人的。發展到十二世紀中葉，便形成了繁榮的局面，不亞於宋代的浙、蜀、閩三省。”
在我們現在所能考稽到的有關金代史料中，關於“平水書籍”機構的建置沒有任何記述。這就有兩個問題需要拿出來討論：其一，“平水書籍”的建置年代。其二，“平水書籍”的管理出版方式。
對於前者，我們可以根據金朝文化發展歷史來進行一些初步的推測。金自太祖、大宗之世，戎馬輾轉，未遑文教。至熙宗改制，尊孔讀經，文教始興。海陵王天德三年初置國子監以養士，然後遷都、整頓吏治，加快了漢文化的繁榮步伐。至世宗、章宗間，典章禮樂，燦然大備，刻書業也隨之勃興。現存平水版多為金中葉大定、明昌以後刻本，也證明平水版興盛的歷史正如此。再考文郁生平，以其晚許古二十歲計，其為“平水書籍”官時約在五十歲左右，時正值金室衰亡之際。故“平水書籍”之設於何時，實難確定，但即使最早也約在大定、明昌之後。
對於“平水書籍”的管理模式，我們從王氏在金代所刻兩種書籍倒可以窺探出一些端倪來。《楹書偶錄》卷三著錄王宅正大五年刻本《道德寶章》一卷，雲“首尾有木記題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軒王宅重刊”。《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著錄王宅(當為文郁後裔)據正大六年刻本重刊本《新刊韻略》卷末亦有“大德丙子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大德丙子雖距正大六年將八十年之後，但據許序正大六年王宅初刻《新刊韻略》已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王文郁既是“平水書籍”，卻自己編輯圖書並由自己私宅刻印。這種形式或者說管理體制，我們以為恐怕和宋、元時期官辦瓷器手工業的形式相仿。雕版印刷業始於唐代，而在宋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成為一種新型的手工業，刻地甚多，種類繁雜，如浙本、蜀本、建本、汴梁本等，且多為民辦作坊。金代的“平水書籍”和元代的平陽“經籍所”當均是類似的官方手工業管理機構。它們既負責平陽當地書籍雕版的印刷，為國家的文教如文化宣傳和路、府、州以下學子考試制度服務，同時又負責民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管理和稅收。這也就是王文郁這一官僚文人既可以介入這種行業自己私宅刻書贏利，又可以邀請官方同僚如許古這類人撰序以抬高自己身份及炒作書的商品價值、文化價值的原因。
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元平水本”條云：“現存蒙古的平水本有張存惠晦明軒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鑑》，段子成刻《史記集解索隱》都是坊刻，還有不知是官刻抑坊刻的《尚書註疏》、《毛詩註疏》。”平陽經籍所到底是否刻過官方編修本，這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尚書註疏》的刻工張一、何川、鄧恩、吉一、楊三等，同時還刻過張氏晦明軒《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這一刻工流動的事實也說明平陽經籍所僅僅是這么一個由金代遺老儒士麻、曹二人主持的元代官方早期流傳文化的管理調節機構，負責平水雕版印刷業的行政管理，具體的業務還是由眾多的書坊及私人刻書業來自主進行。
平水雕版印刷業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大致可分以下幾個方面：
■金代中期之後到元代中期之前，平水成為當時黃河以北地區的刻書中心。同時金“平水書籍”和元“經籍所”的設定，意味著金元兩代國家對這一地區雕版印刷業興盛的極大重視，也顯示了官管民營這種管理模式的優越性。與南方浙刻、蜀刻、閩刻等相呼應，作為北方金、元兩代雕版印刷業的代表——平水刻本自然在中國雕版印刷史上占據了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地位。
■在刻書的規模、種類、價值上，跟其他區域相比，平水本也絕不遜色，自有它獨到之處可與比肩相抗。金代《金藏》和蒙古時期《玄都寶藏》之刻，均為六、七千餘卷之大型工程，可證其規模之宏大。金、元兩代現知書坊為近30家，可見其當時之繁盛。王氏中和軒綿延百餘年，又可見書業世代相傳之歷史。次及種類，經、史、子、集之外，兼涉釋、道二藏方外之書，也是種類齊全，全面發展。論及平水本之價值，在金、元兩代平水刻本流傳稀見的今天，其價值不言而喻，趙萬里先生“金本相當於宋本”、“平水文化代表兩個時期：金、元”之說，無疑是最確切的定論。
■關於平陽雕版印刷技術的質量，按照《中國版刻圖錄》的說法，是“字畫剛勁”、“紙墨精瑩，刀法遒勁”，尤其“平水書肆晦明軒主人張存惠刻印的《證類本草》和《通鑑詳節》，紙墨刻工，比過去平水本精美得多，達到當時雕版印刷的最高峰。”
■中國雕版印刷術除去早期所雕小塊佛像宣教畫外，平水書坊是較早刻印民間招貼畫的地方，中國版畫藝術的發展實肇始於此。帝俄時代考古學家在甘肅張掖古塔內發現的平陽徐氏刻印的《義勇武安王》關羽像和平陽姬氏刻印的《四美圖》王昭君、班姬、趙飛燕和綠珠像，是兩幅巨大的富有藝術價值的版畫傑作。尤其《四美圖》畫中人物風姿婉麗，線條簡練舒暢，刀法剛勁流利。畫幅上方橫批題“隨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四周為花邊，上端為雙鳳朝陽，下端為蔓草纏枝花紋，藝術價值極高。此為我國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木板年畫。其後，蒙古定宗四年平陽張存惠晦明軒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王重民先生在其《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醫家類》此本條下著錄云：“金元兩代，平水刻書之業頗盛。是書刻於金、元之交，尤為書業鼎盛時代，故字畫與插圖，均較他處所刻者為精。卷四《海鹽》、《解鹽》兩圖，古樸生動，遠非宋本《列女傳》託名顧愷之畫者所能比。持較俄人科斯洛夫在黑水古城所得金刻王昭君、趙飛燕畫像，雖雅秀殊觀，而人物之活躍，極為相似。此題‘平陽府姜一刊’，彼題‘平陽姬家敬印’。元、明以來戲曲小說所插版畫，要當以此為祖，然則版畫之興，亦當由平陽啟之。”
■平水雕版印刷業對我國的文學、藝術、醫學、宗教等均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金、元之交平水人王文郁、劉淵審時度勢所歸併的“平水韻”風行天下，為當時詩歌、韻文的創作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與《董解元西廂記》並為傳世諸宮調兩種最古腳本的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說明了金代諸宮調等說唱文學興盛於平陽一帶的事實，並且為元雜劇的興起，也奠定了基礎。在原北宋天聖四年太醫王惟一奉旨鑄成銅人模型被日本人劫掠存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同時宋刊《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本早軼之後，平水本《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五卷本便成為中國醫學史上極其重要的珍稀文獻。《金藏》、《玄都寶藏》的刻印，標誌著金、元之際佛、道二教盛行的輝煌。可以說，為了祖國文化的保存、流傳、發展，平水雕版印刷業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