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情
平戎萬全陣現據《武經總要》前集卷7的文圖記載，“平戎萬全陣”由前鋒、殿後、中軍、左翼及右翼組成。其主力為中軍，由並排3個方陣組成，各以一名大將統領；每陣各方5里，周長20里，計7200 步；3陣之間皆相隔1里，陣面共寬達17里；在中軍內三個方陣中，每500步設戰車一乘，每車配備“地分兵”22人；每陣戰車計1440乘，每陣另配有“ 無地分兵”5000人。合計中軍三陣共配備車4320乘、士卒110040人。中軍每陣除擁有戰車外，士兵分別配備有拒馬、長槍、床子弩（大型連發弩機）、步弩、步弓、刀劍、盾牌等武器裝備。此外，每陣還有“望樓車”（可移動的瞭望樓）8座，每樓有“望子”士兵80人。左、右翼軍陣各兩列，前列125 隊，每隊50騎，共6250騎。後列125隊，每隊30騎，共3750騎。即左、右翼每陣一萬騎，兩陣總計兩萬騎，另有探馬650騎。前、後軍陣亦各兩列騎兵，前列62隊，每隊50騎，共3100騎。後列62隊，每隊30騎，共1860騎，另有探馬40騎。前後陣各5000騎，總計1萬騎。左、右、前和後軍陣全部由騎兵組成，包括輕騎兵和使用騎槍、骨朵及團牌等裝備的騎兵。“平戎萬全陣”共投入兵力14萬餘人，在所布置的五個軍陣中，其主力無疑為超過11萬人的中軍陣。需要指出的是，中軍陣所擁有的戰車與先秦車戰之戰車應完全不同，並無衝鋒攻擊的作用。《武經總要》在描述車在戰爭中用途時稱：“車戰三代用之，秦漢而下浸以騎兵為便，故車制湮滅”。以後，西晉馬隆及唐代馬燧在作戰時使用過車具，但主要以配備鹿角之類器械的車發揮阻擊功效，另外還可載運兵甲。至宋真宗即位初，有人獻戰車之計，也大致是用車體為掩護戰具，在平原上防禦敵人騎兵衝擊。“此數者皆謂以車為衛，則非三代馳車擊戰之法，然自足以禦敵制勝也”。“平戎萬全陣”中的戰車，同樣配有拒馬等裝備，實與馬隆、馬燧所用之車功能相類，主要承擔防禦功效。因此，中軍陣以步兵為主體。而前、後、左、右四陣由騎兵組成，總數僅有3萬騎，顯然為中軍之輔助力量，主要承擔警戒和掩護任務。根據以上部署情況，可見“平戎萬全陣”明顯是以步兵為主的陣法，體現以步制騎的戰術意圖。從該陣法布局上看，步、騎、車排列整齊有序，氣勢不可謂不壯觀，但就實戰角度而言卻不能不說存在巨大的缺陷。首先，若按其陣圖部署，方陣總寬度達20里之遙，這就勢必對地形提出苛刻的要求，唯有在寬大平坦且無障礙的地帶才能使用；其次，陣形龐大沉重，既設前鋒、殿後、中軍、左與右翼四個方陣，中軍之內又再設三個車營，實有重複之累，很難快速布陣，實際操作性不強，甚至會出現未及列陣已遭敵襲的情況；再其次，缺乏機動性，不利於調度和靈活應變，一旦側翼或後部被對手攻破，全陣都將陷於混亂；最後，這種陣法的本質是防禦性，是擺出全面防守的態勢以應對敵軍的進攻，如果當敵軍撤退時，只有前鋒和左右翼部分騎兵能夠追擊，以步兵為主力的中軍則無法迅速反應，不具備進行運動戰的能力。因此，這種靜止狀態下壯觀的陣法，其實被動呆板，既不能“平戎”，事實上也無法發揮“萬全”之效。
作戰實例
平戎萬全陣北宋前期遼朝軍隊以騎兵為主，用兵戰略、戰術極為靈活，攻防完全視形勢變化而定，並不拘泥於陣法套路。遼軍在與宋軍交戰時，首先“料其陣勢大小，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擋一面”，隨後輪番發起進攻。當敵軍陣無法突破時，“亦不力戰”。對峙二三日待對手飢疲，再乘機攻擊。v宋人也發現：“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之所長也。”vi總之，遼軍充分發揮自身騎兵的特點，在對宋作戰中充分運用機動靈活、長途奔襲的戰術，不拘戰法，進退自如。遼軍這種作戰的方式和戰術，恰恰使“平戎萬全陣”難以應對。
宋代史籍，除臣子歌頌“平戎萬全陣”的幾句空話外，未見有其成效的記載，相關戰例也透露出宋太宗御賜陣法無法用以實戰的事實。如太平興國四年（979）十月，就在第一次北伐幽州大敗不久，遼軍發動南攻，宋遼雙方主力在滿城對陣。宋太宗預先“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宋軍按圖布陣，各陣之間空隙頗大，“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志”。此可視為“平戎萬全陣”之前身。將領趙延進認為“我師星布，其勢懸絕”，主張改變陣形，“合而擊之”。主帥崔翰不敢“擅改召旨”，後在趙延進等人主動承擔責任的情況下，才將軍隊改為前後二陣，“前後相副”，集中兵力出擊，大獲全勝。viii滿城大捷是將帥臨陣靈活應變的結果，恰證明了宋太宗所授教條化陣法、陣圖的愚蠢和失敗。
在中外古代軍事史上，雖然都十分重視布陣，如孫臏認為：統軍之將必須“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然而，高明的指揮者都清醒地知道，任何陣法都必須適應戰場的形勢及變化，絕不能死守陳規，更不能成為束縛手腳的枷鎖。孫臏又指出：“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 即指在戰車、騎兵與步兵混合軍陣出動後，如地形平坦，便可多布戰車，以充分發揮其衝擊功效；如地形崎嶇多變，則應出動更多的騎兵，以藉助其機動快速特點打擊對手；而在遭遇阻擊、圍困之際，便須以持弩步兵陣為主，以發揮弓弩殺傷力強的作用，強調軍隊機動靈活性的結果。因此，預先規劃的陣圖只能作為一般性的布陣原則或練兵的範式，而不能成為左右戰場的準則。帝王應當深諳“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道理，賦予指揮者臨陣用兵、布陣之權，對前線將帥的行動不加干預，更不應以御賜陣法及陣圖遙控作戰。名將岳飛認為：“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宋神宗也承認：預設陣圖不足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寬平之地，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爾。以理推之，其不可用決矣”。但是，宋太宗在位期間，不僅親自製作“平戎萬全陣”等陣法，而且常常御賜陣圖以支配將帥，嚴重違背了用兵的基本原則，使指揮者既不敢根據戰場形勢對御製方案做出必要的調整，更不能發揮主動作戰的積極性，唯有被動應付。所以，宋太宗朝中後期北部邊防長期陷於困境遂在所難免。“及乎賊眾南馳，長驅深入，鹹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宋真宗即位後，一位地方官便上書沉痛地指出：“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
宋太宗慣用陣圖指揮前線作戰，特別是推出“平戎萬全陣”投入御遼戰場，不僅沒有成效，反而暴露出諸多問題。他為何在前線堅持實施，並成為一時影響甚大的作戰陣法？這與創製者宋太宗本人及當時邊防戰略轉變有密切的關係。趙匡胤建立宋朝後，致力包括收復幽雲地區在內的統一事業。從有關當時各方面的文獻記載看，宋太祖在將帥出征前雖有指示，但對於實際的用兵過程則一般不予干預。通觀宋太祖朝的戰事活動，沒有一次御賜陣法、陣圖的紀錄。如曹彬率軍出征南唐時，宋太祖不僅賦予指揮大權，而且特賜尚方寶劍，“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在征討荊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處耘以樞密副使身份為都監，後因執行軍紀與主帥慕容延釗發生矛盾，宋太祖為維護統帥權威，不得不將李處耘貶謫。而在河北、河東前線帶兵的將領更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凡軍中事皆得便宜”。可見，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原則，並不熱衷御賜陣法、陣圖。《武經總要》前集卷7專門記錄宋朝所制陣法，唯獨沒有宋太祖朝的陣法，作者這樣解釋：“恭惟藝祖皇帝以武德綏靖天下，於古兵法靡不該通。”此當為其不拘泥陣法的佐證。
平戎萬全陣宋太宗通過篡位稱帝，因此對臣下刻意防範，軍事將領又是猜忌的主要對象。他登基初宣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原則，也是更多針對握兵的武將群體。同時，宋太宗要求武臣的最主要標準，即在於循規順從，所謂 “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也就是說，對武將重服從，輕果敢。清初學者王船山針對當時形勢敏銳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太平興國四年北伐幽州期間，發生了部分將領擁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對宋太宗刺激尤大。從此，宋太宗進一步強化了抑制武將的決心和措施力度，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即對在外統軍將帥加以嚴厲約束，並遙控軍事行動。xxiii而實施“將從中御”的具體手段主要有：以監軍牽制主帥、使用陣圖控制將帥以及派出走馬承受公事隨時匯報軍情等等。其中預設陣法、陣圖便是達到鉗制將領的一項重要舉措。所謂“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唯其如此，將帥因無權變更計畫，便難以擅自行動，更無力調動軍隊圖謀不軌。
宋太宗究竟於何時開始創設陣法、陣圖，沒有明確記載，文獻中正式記錄御賜陣法、陣圖之舉則始於太平興國四年十月，即第一次北伐幽州大敗後不久。如前所述，在滿城之役期間，“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平戎萬全陣”正式出台的時間是雍熙四年（987）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對遼北伐失敗的次年。史稱“ 出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召（潘）美、（田）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這並非偶然或巧合，實與當時的戰略意圖有關係。
考究宋太宗朝邊防戰略的演化過程，不難發現最初承襲了開國時確立的“先南後北”方略，即先掃平南方諸勢力，再北伐契丹，收復燕雲地區，最終據守長城，掌握攻防主動權，以達到昔日漢唐王朝國防鼎盛的目標。因此，宋太宗登基後，利用江南殘餘政權納土的機會，開始著手主動北進戰略。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當北漢被剿滅之際，宋太宗臨時決定擴大戰果，希望挾勝利之餘威展開伐遼戰爭，然而第一次幽州戰役以失利告終。宋太宗一方面調整戰略，暫時採取守勢，另一方面汲取部分將領試圖擁戴宋太祖之子的教訓，遂通過御賜陣法、陣圖之舉約束統軍將帥，執行當時的防禦任務。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宋太宗仍未放棄收復燕雲的主動進攻戰略，繼續籌劃各方面準備工作。雍熙三年（986）五月，第二次北伐慘敗。同年年底遼軍南下，宋軍又在君子館被殲數萬，於是宋軍徹底終止北進的行動。雍熙四年四月及之後，宋太宗先後下詔令文臣武將獻安邊策，反對主動北伐的意見成為主政者的一致主張。因此，宋廷開始完全轉變邊防戰略，從主動進攻轉為全面防禦，由此形成“守內虛外”方略。正是在此背景下，體現全面防守內容和主旨的“平戎萬全陣”產生，被推行於御北邊防體系之中，自在情理之中。
綜上，可以看出隨著宋廷兩次北伐的失敗，其軍隊任務的重點轉向內部，對將帥的鉗制也成為恪守不渝的家法之一，授御製陣圖遂擔負起執行新戰略和控制將帥的重要手段，以“平戎萬全陣”為代表的防禦性陣法應運而生，即使因此造成邊防被動失利的後果也在所不惜。宋太宗運籌於深宮中，授陣圖於千里外，剝奪將帥臨陣處置的決斷權，完全違背指揮作戰的基本原則，其危害當時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朝臣田錫上奏：“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因此要求“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功成，無不破敵矣。”然而宋太宗對此不予理睬，曾對心腹大將傅潛說：“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其後還為自己辯護：“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需謹此。”
宋太宗御授“平戎萬全陣”的做法，確實損害了軍隊的戰鬥力，同時造成軍事將領唯命是從、無所作為的後果。如王安石對宋神宗所說：“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詔付兩卷文字，雲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若御將如此，即惟王超、傅潛乃肯為將，稍有才略，必不肯於此時為將，坐待敗衄也。”然而儘管如此，肇始於宋太宗朝拘泥陣法、濫授陣圖的陋習卻為朝嗣君所沿襲，產生更為深遠的消極影響。宋仁宗朝武將王德用指出：“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並勸諫“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大臣晏殊也請求“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都說明其危害長期存在的事實。
原文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並三十人。前後並五隊為一點。每隊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為一點。右萬全陣法，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生之。其陣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回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小牌四、槍四、劍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弓三、圓牌三）。一陣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為一隊，計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拒馬五千七百六十，槍五千七百六十，劍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劍四千三百二十，圍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凡陣之四面，列戰車榜牌，及諸兵器，皆持滿外向。車中貯糗糧、軍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門一門為臨時啟閉之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鐙，分為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為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並隊眼占地五十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為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並隊眼占地五十步，東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馬計三十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計百六十五騎（輕騎七千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條，團牌七千五百面。劍三千七百五十口，東西陣各劍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條）。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為兩行。前行配五十人騎為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並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三十步，計一十一里七十步。後行配三十人騎為一隊，計六十二隊，餘十八人；每隊並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九十五步，計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馬計五十隊（後陣成兩路牌），每路各浮圖子排，計二百七十五騎（輕騎三千八百人，騎槍三千八百條，團牌三千八百面。劍一千九百口，前後陣各劍九百五十口。骨朵一千九百條，前後陣各骨朵九百五十條）。 三陣圖凡用兵士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十一萬三百八十人步，內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萬六百五十人騎，內六百五十人充探馬。數內騎軍及無地分兵士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人，三萬六百五十人騎，一萬五十人步也）。伏詳聖制特以河朔之壤，遠近如砥，胡虜恃馬常為奔沖，故因洞嘗餘法增廣其制，所以挫馳突之銳，明堅重之威，循名摘實，知神謀之有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