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地點：廣東深圳屋背嶺地區
發掘單位：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管會、深圳市博物館等
簡介
這是
屋背嶺遺址是一九九九年深圳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時發現的。二○○一年四月至二○○二年三月進行了考古發掘。該墓地是廣東地區目前發現、發掘規模最大的商時期墓葬群，已發掘清理的商時期墓葬九十四座。根據調查和勘探的情況推斷，埋藏總數應當在二百至三百座左右。
如此大規模的商時期墓群，要求人們對邊疆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和模式進行新的觀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將其放在中國的範圍內，又表觀出一種共同的時代特點，表現出中國文明進程中的向心力。
考古研究
1999年，深圳市文管會等在進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時，發現了屋背嶺遺址。
據調查所獲判斷，該遺址可能是一處早於或相當於浮濱類型的、較大規模的墓地。於是，深圳市文管會等做了試掘，收穫可喜。後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立項，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深圳市文管會、深圳博物館和南山區文管會，從2001年4月開始正式發掘。包括試掘，共清理商時期墓葬94座。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分布於山頂及其兩側，墓向多與山崗走向同，極少見到墓間的打破關係。墓坑由表土掘下，一般深約30厘米，有的則僅掘去表土而未至生土，人骨已不存。隨葬品以陶器為大宗，有少量玉、石器。陶器器形有釜、豆、罐、缽、尊、壺、杯、器座和紡輪等。器物組合以釜、罐、豆為多見。紋飾有拍印的複線菱格凸點或凸塊紋、曲折紋、捲雲紋、雲雷紋、方格紋和梯格紋等，還有少量繩紋。豆類多素麵，有的圈足上有凸棱和穿孔。石器以小型石錛為主。還有少量玉矛、水晶玦等。
隨葬品中釜、豆、罐、缽、紡輪數量較多，形制多樣，富於變化，給分期提供了可能；結合器物組合特徵，暫分三期，第一、第二期又可各分為早、晚兩段。
第一期早段，比較直口鼓腹、矮圈足罐和夾砂釜的類型等可推測，與石峽文化第三期、香港涌浪、東莞圓洲等同類器物相似，時代接近或略晚。晚段與第二期有發展變化關係。此期暫定夏商之際。
第二期的有流帶把器、尊和高柄豆、凹底罐的形制特點及組合，與後山類型前段同類器物相似，年代亦相當；與村頭等遺存相比，高柄豆、有流帶把器為新出現的因素，將其定為晚於村頭，而與後山類型早段相當。
第三期中的竹節豆為新出現的器型，與龍川坑仔里的採集器物相似（後山類型後段），參考橫嶺山、香港馬灣等器物組合，與其形制特點相對比，將其定為與後山類型晚段以及浮濱類型年代相當。
屋背嶺第一期時間跨度較大，二、三期之間有明顯的演變關係，根據器物對比，初步將二、三期定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初。
屋背嶺墓葬群是廣東地區目前發現、發掘規模最大的商時期墓地。是繼廣東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後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也是證實嶺南先秦時期文明史的又一有力證據。
考古價值
屋背嶺墓地的發掘及其成果，對嶺南考古乃至中國考古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第一，就廣東商周考古研究而言，屋背嶺二、三期的材料，填補了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區文化編年的一段空白，樹立起了該階段的陶器年代標尺。與粵東地區比較而言，屋背嶺二、三期大致相當於普寧後山類型的前段（以有流帶把器為特色者）以及浮濱類型所代表的時間。與橫嶺山比較而言，則基本上又可接繼其第三期以細方格紋為代表的一組。在珠江三角洲，屋背嶺第二期與東莞村頭等遺存之器物演變又可續接起來。這可以說是編年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
第二，正是由於編年認識上的進步，使對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區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有了新認識。
一方面，對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區商時期之文化特色有了更為清晰的勾勒。在這裡，看到了從南海魷魚崗第二期、南海灶崗的幾何印紋軟陶傳統自己的發展線索；而發展至橫嶺山第三期（相當於兩周早、中期），無論是紋飾、器形和器物組合，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另一方面，也為商時期珠江三角洲、韓江三角洲、粵東北的興梅平原三個區域文化的相互關係帶來了新認識。總體說來，後山類型的早段，在興梅地區和韓江三角洲均可見到；浮濱類型成長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在浮濱類型這個時段，後山類型後段被擠壓到粵東北的興梅平原；韓江三角洲則是浮濱類型為主體的一塊；珠江三角洲地區雖有浮濱類型的直接產品出現，但只是零星的現象，或邊緣地區有直接的交流（有海路也有陸路）。這究竟是人群遷徙還是交換所導致，需要今後的工作去證實。透過考古學文化的研究，認識嶺南早期文明史有著前所未有的意義：這種文化的變遷與交流，所反映出的社會政治、經濟和人群規模的變化，或許正是嶺南文明化進程的特性在古文化、古城、古國模式中的具體體現。誠此，屋背嶺商時期墓地則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
此外，屋背嶺墓地對研究此時期的墓葬布局、排列及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第三，在開展南方沿海小地理單元考古研究中也具有重要意義。
從深圳市地圖上可看到，屋背嶺是西麗湖水庫（系湖相沉積）、大沙河（獨立入海）、深圳灣構成的小地理單元中西部的一處遺存。其周圍還發現有18處新石器晚期至商周不同階段的聚落或墓葬群，而西麗水庫周圍的數量更大，包括已發掘的向南村沙丘遺址。以往認為，在港、澳、深圳、珠海這一階段的遺存就是沙丘遺址，視線向東、北、西移動，則是貝丘遺址。而屋背嶺的發掘則改變了對珠江三角洲和珠江口地區史前、先秦時期聚落特點的認識。同時也要求重新檢視沙丘、貝丘、山崗台地遺址間的關係。從文化與生態環境關係的角度考察，該地區內小地理單元文化如此多樣，其學術意義不言而喻。這也許是廣東先秦考古學研究的一大特色。
除此之外，這次發掘對於中國邊疆考古學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如此大規模的商時期墓葬群，要求對邊疆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和模式進行新的觀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將其放在中國的範圍內，它又表觀出一種共同的時代特點。例如，上升到某種層次去觀察，此地的有流帶把器物和大口尊，與長江、黃河流域（盤龍城、馬橋、二里頭等）的同一風格器物，似乎可理解為中國文明化進程中向心力的折射。
這次發掘組織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深圳市接受過嚴格訓練的專業人員聯袂合作。發掘過程中，嚴格遵照田野工作規程，結合嶺南紅壤特點，積極地思考、探索田野發掘的方法；綜合利用光學、電子設備，對發掘過程和結果進行了詳細的圖形記錄；注重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獲取更多的古代信息等。這些都為今後的田野發掘提供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