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居民幸福指數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準，那么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準。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準叫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成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時並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實踐已經引起全世界矚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把目光投向這個南亞小國，開始認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考慮了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和經濟學家聯手正致力於“國民幸福總值”的研究。根據荷蘭Erasmus大學的RuutVeenhoven教授對中國3次幸福指數的調查，中國1990年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數據表明，即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並不能保證國民幸福的持續增加。
金錢的多少不一定與幸福成正比。美國福布斯雜誌曾經以美國最富有的400個人和另外1000多中、低收入者以及窮人為對象做了以“幸福指數”為專題的比較調查，讓他們從1到7選出一個數字，1代表“我感覺非常不幸”，而7代表“我感覺非常幸福”。最後的統計結果顯示，超級富翁們的幸福指數是5.8,不算最高，而流浪漢的幸福指數為2.9。其實5.8並非很高的幸福指數——在過去20年間斷斷續續的調查中專家們還發現，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的幸福指數也是5.8。此外還有肯亞的遊牧民族馬賽人，他們生活在簡陋骯髒的草棚內，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而快樂指數同樣為5.8。
幸福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若即若離。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公民的整體幸福水平，往往與該國家或該城市的GDP有著緊密的有機聯繫，所以“幸福指數”首先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發展指標。
但是，據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萊恩博士的研究：在最近40年間，自認“非常幸福”的美國人一直呈下降趨勢。一項最新統計還顯示，在1960-2000年期間，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卻從40%下降到30%左右。
在法國、英國和美國等經濟發展較快的歐美已開發國家，最近的十幾年間，精神抑鬱的人數卻在與年俱增，差不多占了總人口的11％左右，而在經濟發展相對遲緩的非洲國家，此比例僅為7%上下。對此萊恩解釋說，收入水平與幸福之間並不是直線關係，而是曲線關係。在收入水平達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會增加幸福；但當收入水平超過一定高度時，它的進一步提高未必會明顯增加幸福感。這是因為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收入帶動幸福的效應開始呈遞減態勢。收入水平越高，這種效應越小，以至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
小康者的幸福感往往最強。據對中國上海、北京、杭州等6個大城市居民幸福程度所作的調查，幸福指數最高的人並不是收入最高的大款，當然也不是低收入者，而是那些月薪3000元上下的收入中等或中等偏高的小康者。
主要內容
l、物質豐裕感；
2、精神充實感；
3、政治清明感；
4、社會和諧感；
5、生態舒適感。既包括就業、收入、保障、居住、安全、醫療、教育等可以量化的程度，也包含情感範疇、心態狀況和情緒愉悅等精神因素，還包括人際關係和諧等狀態。
如何計算
居民幸福指數1、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指人們共同遵守的，能促使其參與集體活動的規範、關係網路以及社會制度，它包括了巨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結構和認知兩種類型。這兩種層面和兩種類型可以構成如圖所示的四維矩陣。很明顯，最為理想的社會資本核算應當包括圖中的四個象限。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其包含內容過於寬泛、抽象，很難全面進行核算，大都是從一個層次的兩種類型或者一個層次一種類型出發，核算社會資本的相對水平。
圖4測度社會資本的四個部分
因此選取了以下八個因素測度社會資本：處理公共問題、社會聯繫、公共參與、解決爭端、管教孩子、社會關係、團結和對信任的重視。前四個因素測度的是結構型的社會資本，後四個測度認知型的社會資本，綜合得出一個社會資本指數。
2、製造資本與人力資本
HDI指數是聯合國頒布的一個衡量人文發展進步程度的指數，由壽命、教育、生活標準三個維度的指數綜合而成。壽命指數基於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教育指數由登記入學率和成人識字率計算而來，生活標準指數根據人均收入計算。各維度的計算方法如下：
各維度指數=（實際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
各維度最大值與最小的選擇如表3所示：
成人識字率指數與入學率指數結合而成教育指數：
教育指數=2/3(成人識字率指數)+1/3(入學率指數)
由於要達成一個良好的人文發展程度，並不需要GDP無限增長，所以在操作過程中，將GDP轉化成對數形式計算：
各維度指數計算之後，加權平均而得到HDI指數，如下式：
HDI指數=1/3(預期壽命指數)+1/3(教育指數)+1/3(GDP指數)
3、自然資本指數 近年來，環境優劣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越來越大，分析數據採用環境保護投資指數替代，環境保護投資指數是指城市環境保護投資占城市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研究方法
居民幸福指數回歸分析是研究相互關聯的變數之間數據關係的分析方法，變數是連續變數時，一般採用線性(或非線性)回歸模型，而在許多實際問題中，經常會出現變數是定性變數的情況，邏輯回歸(Logisticregression)分析就是針對定性變數的回歸分析。Logistic回歸模型的數學表述為：
表示在自變數為條件下y=1的機率。
Yi的機率為：從而得出Yi的似然函式為：兩邊取對數：最大似然估計就是的β0、β1、β2、βk的估計值。
Ordinal回歸是Logistic回歸的一種，處理分類水平大於2(比如主觀幸福，分類在1-10之間)的有序變數的回歸。如果分類水平為t，則再ordinal回歸分析中，擬合t-1個模型，比如上面說到的幸福，為十種分類，則t為10，需要擬合9個模型，第十類則設定為基礎水平，用以對比。
可見，這種模型實際上是依次將變數劃分為兩個等級，通過上面所介紹的公式依次求解。不管因變數的分割點在什麼位置，模型中各自變數的係數β都保持不變，所改變的只是常數項α。Ordinal回歸使用於兩個或兩個以上分類水平的應變數和一組協變數(可以是連續變數，也可以是分類變數)，因變數的分類可以是客觀的分類，也可以上主觀的分類。而在我們調查數據中，既有連續變數(如年齡)，也有主觀的分類變數(如幸福、健康)和客觀的分類變數(比如婚姻、收入等)，Ordinal回歸分析應當是一種恰當的分析工具。但由於選取的變數大多是定類變數，所以回歸結果只能模擬自變數對因變數影響的方向，以及自變數各分級之間對因變數影響的相對大小。
變數選取及其數據情況
居民幸福指數選取個體的性別、婚姻、宗教信仰、教育、收入、是否城鎮幾個變數為分類的應變數，同時選取年齡，以及構建了年齡的平方項為協變數，研究了他們對主觀幸福的影響。
(1)年齡
以往對個體的年齡與主觀幸福簡單關係研究，主要有兩個觀點：1)幸福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而低至一定程度之後，又會隨著年齡增加而增長，因而呈現出一種U一型曲線的關係；2)老年人要的幸福指數要高於年輕人。在本次調查的345個樣本中，年齡從最小為12歲，最大為73歲，基本上涵蓋了從青年到老年的各年齡段。
(2)性別
性別是否對個體的主觀幸福產生影響，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性別對幸福的影響很小；Travers(1993)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男女性之間的幸福指數並不存在什麼差異；但同時另外一些研究者如Clark(1994,1996)等卻認為女性的平均幸福指數要高於男性。本次調查中，女性樣本共189個，占到了總樣本的54.7%，其中城市女性52人，農村女性137人。本文將性別作為二分變數引入模型，男性賦值為0，女性為1，以男性為參照，分析了性別對個體主觀幸福的影響。
(3)婚姻
根據helliwell對歐洲幸福數據的研究顯示：同居和結婚有較高的幸福指數，而分居、離異和喪偶樣本的幸福指數卻相對較低。Clark等人所進行的縱向研究表明，己婚人群在剛結婚後幸福指數會有所提高，而在隨後幾年裡又會下跌至結婚以前的水平。本次研究，將個體的婚姻狀態分為未婚、己婚、離異和喪偶四類。各類婚姻狀態的樣本分別占到了總樣本量的7.8%,89.7%,1.2%,1.2%。在接下來的分析模型中，將婚姻變數引入模型，以未婚樣本為參照，分析了各種婚姻狀態對個體主觀幸福的影響。如果樣本未婚，則賦值為0，反之為t。
(4)教育
教育的重要性不容置疑，那么人們的幸福感和教育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呢？首先我們將個體的教育程度劃分為國小及以下、國中-高中、大學及以上三個層次，將其引入模型，以文盲半文盲(國小及以下)為參照，分析了個體的教育程度對其主觀幸福的影響。我們調查的樣本中，這三種教育程度樣本的比例分別為16.6%,53.8%,29.6%。如果樣本的受教育程度是國小及以下，則賦值為0，反之為t。
(5)宗教信仰
雖然經濟的發展使得國家都趨向相同的方向，然而國家的文化以及宗教的遺傳卻決定了國家獨一無二的價值。人們仍然堅信他們的宗教信念是其價值和生活滿意的主要決定因素,因此，宗教就是決定價值因而決定幸福水平的關鍵因素。在我們所調查到的樣本中，有宗教信仰的總共有68個樣本，占到了總量的19.7%，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分別信仰佛教、基督教等。在我們的模型中，將沒有宗教信仰的樣本賦值為0，反之為1，分析了有宗教信仰是否會對個體的主觀幸福產生影響。
(6)個人收入
在經濟占主導的社會，每個人都將其絕大部分時間用於賺錢或消費。傳統經濟學認為，增加財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因為財富的增加不僅可以自由選擇消費物品而且給予人們更多的選擇權利。關於財富能否帶來更多幸福，有許多學者都進行了實證研究，主要存在著以下幾種結論：
1)人們的主觀幸福受到財富的極大影響；
2)財富與人們主觀幸福之間的關係與所選擇參照標準有關；
3)財富只在滿意人們基本需求的意義上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
我們根據調查的樣本情況，將個體的月收入分為低（《5,000元*Yr-1）、中（5,000-10,000元*Yr-1）、高（》10,000元*Yr-1）三個水平，它們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45.9%、24.8%、29.3%。以低收入為參照，分別研究了處不同收入水平對個體主觀幸福的影響。如果個體處於低收入階層，則賦值為0，反之為1。
(7)健康
本文的分析中，使用個體對其健康主觀評價作為其健康的表征[10]，根據對問題的回答，將健康分為良好、一般、差三個等級，一般賦值為0，反之為1，分析了有一個良好/差的健康狀況對個體主觀幸福的影響。在我們調查的樣本中，有14.1%的人認為自己健康狀況差，有26.4%的人認為自己健康狀況良好，其餘為一般。
(8)城鎮
中國當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使城鎮與農村在經濟、社會以及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都存在明顯差異。這兩者對居民的幸福感有何影響？在本研究中分析城裡居民，農村居民誰比較幸福？樣本生活在農村，則賦值為1。
國內外學者對其的研究情況
居民幸福指數一、國外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
主觀幸福早期的研究，主要以理論的研究為主。研究者們對人們的生活質量，主觀幸福和主觀福利等方面做了積極的探索，當前關於主觀幸福的研究主要焦點是理論指導之下的實證研究(WolfgangGlatzer,2000)。
在主觀幸福的解釋方面，心理學中的“定點理論(setpointtheory)”和經濟學中的“更多即更好(Moreisbetter)”是兩種流行的理論。定點理論認為每個人都由其基因、個性設定幸福值，生活中的事件會影響個體幸福感高低，但是適應性會使個體的幸福感回到初始的定點。如果定點理論成立，意味著任何試圖提高人們幸福水平的公共政策都是徒勞，且任何提高其自身福利水平的努力都是徒勞。經濟學中流行的理論“更多即更好”，認為生活中的境遇、特別是經濟成長，會對人們的幸福產生持續的影響。
Easterli（2003)在系統分析以上兩種理論之後，認為適應性不可能使個體的幸福水平完全回到初始狀態，而經濟成長等因素也並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個體的主觀幸福受包括個體社會-經濟特徵在內的眾多因素影響。此外，收入、婚姻狀態和教育水平等人口統計學的一些特徵，發現都對人們的主觀幸福有所影響；個體身理和心理健康、以及社會心理學的特徵，都表現出了顯著的影響。特別地，人們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所感知的公正、制度、公共政策對影響人們的滿意感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也有研究發現，人們的性別、宗教參與狀態等對其主觀幸福也有著顯著的影響。
大量的實證研究[2]顯示，收入對主觀幸福的影響統計顯著。NatalieHayes和StephenJoseph(2003)對人們性格的5因素與主觀幸福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人們的性格因素對主觀幸福有很大的影響，性格可以解釋人們主觀幸福的32-56%。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性格特徵、主觀幸福感也存在差異。主觀幸福與生態、環境等方面的關係，KatrinRehdanz和DavidMaddison(2005)的研究發現，一些氣候變數能夠用來解釋主觀幸福的差異；HeinzWelsch(2006)的研究表明，環境污染對人們的主觀幸福也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
上面所提到研究主要是關於一些變數對人們主觀幸福的影響。而與此不同，CarolGraham,AndrewEggers,SandipSukhtankar(2004)卻探索了人們的主觀幸福對這些因素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們當前的主觀幸福狀態與今後的收入、健康以及婚姻狀況等積極相關。也有研究認為居民的幸福感對政府吸引資金以支持本地和社會的發展也有影響。
國外對主觀的幸福研究在這幾十年中從理論到研究手段與方法上都日趨完善。RuutVeenhoven創辦了世界幸福資料庫(Worlddatabaseofhappiness)，Cummins等人編制了幸福指數量表。個人幸福指數量表包括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狀況、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際關係、安全狀況、社會參與、自己的未來保障等七個方面的評價。國家幸福指數量表包括人們對當前國家的經濟形勢、自然環境狀況、社會狀況、政府、商業形勢、國家安全狀況等六個方面的評價，採用0-10分計分方式。
二、國內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
當前國內對主觀幸福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我國學者孫希有(2005)以人類幸福最大化為終極目標，提出了面向幸福的經濟社會發展理論；陳惠雄(2003)也根據自己的研究，對傳統經濟學所奉行的效益最大化提出了質疑，提出了以快樂(happiness)原則來衡量社會運行績效；吳明霞(2000)和邢占軍(2002)分別對國外的主觀幸福研究做了綜述；邢占軍與黃立清也綜述了國外對幸福決定因素的研究(黃立清，邢占軍.，2005)以及主觀幸福的西方哲學關聯(邢占軍，黃立清，2004)；池麗萍和辛自強(2002)介紹了幸福感的認知與情感成分的不同影響因素。程國棟、徐中民等人(2005)在分析了中國當前人文發展所面臨的困境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構建面向幸福的社會發展框架；李維02005)對風險社會與主觀幸福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在實證研究方面，邢占軍黃立清等人用主觀幸福的理論在國內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黃立清，邢占軍.，2005；邢占軍，2003a,2003b)，傅紅春和羅文英(2004)研究了上海居民的收入滿足度。辛自強和池麗萍(2001)研究了快樂感與社會支持的關係。陳惠雄和吳麗民(2006)也基於苦樂源調查比較分析了浙江省居民生活狀況。
可見，國內對主觀幸福的研究在理論方面以介紹國外的理論為主，而實證方面多為個體層面上心理及健康方面的研究。但主觀幸福的研究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一些調查和統計也開始對人們主觀幸福或者是生活滿意度有所涉及。
國外調查情況
居民幸福指數歐洲居民幸福指數調查：德國人處於平均水平
金錢不能買來幸福。但一份針對30個歐洲國家的調查顯示，有錢人的幸福感確實比窮人高一些。縱觀各歐洲國家，丹麥和芬蘭的居民幸福感最強烈。德國人的幸福感則剛好處於歐洲平均水平。
從多瑙河三角洲到大西洋，從地中海到北極：第二次“歐洲生活質量調查”(EuropeanQualityofLifeSurvey)向歐洲各國的家庭分發了三萬份問卷，該調查由“歐洲改善生活與工作條件基金會”（Europ?ischeStiftungzurVerbesserungderLebens-undArbeitsbedingungen，以下簡稱Eurofound(Eurofoundrichtig)）舉行。這項花費不菲的調查的目的是：對27個歐盟國家以及挪威和三個歐盟預備成員克羅埃西亞、土耳其、馬其頓的居民生活狀態有個一全面的了解。
調查顯示，歐洲最幸福的居民都居住在北歐，幸福排行榜的前三名分別是丹麥、瑞典和芬蘭。位於榜尾的是馬其頓、匈牙利和保加利亞。而德國人則與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一起站在歐洲的平均線上。法國人、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的幸福感相對更強一些。波蘭人、奧地利人和義大利人的幸福感則顯得相對較少。
Eurofound的工作人員米庫里奇（BranislavMikulic）說：“那些高收入國家的居民對生活的滿意度打分較高。”但幸福和滿足感並非一直和銀行存款一起提升：“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金錢在提升生活質量上的角色就沒有那么重要了。”比如，在北歐國家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所感受到的幸福感並沒有太大差別。在丹麥、芬蘭、瑞典，以及幸福指數也很高的荷蘭，貧富之間的反差並不大。而在德國、法國、波蘭和奧地利，窮人和富人的差距則要大的多。
尤其在那些2004年剛剛加入歐盟的國家，很多人連最簡單的物質需求都無法滿足。在這些歐盟的新成員國中，1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收入太少，以至於房屋供暖費都捉襟見肘，連兩天一次有魚或肉的熱菜都吃不起。貧窮的居民感到家庭生活也並不順心。
此外，很多歐洲居民感到自己疾病纏身。調查專家安德森（RobertAnderson）發現“感到自己身體健康的歐盟居民並不是很多”。而家庭和健康又是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只有21％的受訪者將其健康狀況評價為“很好”，還有46％的人給出了“好”的評價。有四分之一的歐洲居民感覺自己的健康狀況“一般”。8％的人感到自己身體“差”或“很差”。
在健康問題上，歐盟國家的差距十分明顯：在12個新加入歐盟的國家和3個預備國家中，居民感到身體狀況較差的比例比15個最早加入歐盟的國家要高。而在各國內部，這種差距主要和居民的收入直接相關：在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匈牙利、立陶宛和葡萄牙，低收入居民中有30％感到身體狀況不佳。
在滿意度評分中，附近是否有醫療機構也是一項指標。四分之一的歐洲居民抱怨，醫院和醫生離他居住的地方太遠。三分之一的人覺得等待醫生預約的時間太久，四分之一的人感到負擔不起醫療費用。這種情況在老人中尤其突出：65歲以上的受訪者中，有18％都覺得自己健康狀況差，在12個新加入歐盟的國家中，這個比例更高達34％。
德國人的健康狀況在歐洲各國居民的比較中並不太好。不久前，一份英國研究人員的報告聲稱，德國人健康狀況良好的平均年齡只能達到65歲，而後便每況愈下。
對於Eurofound的研究人員來說，居民的精神健康狀況也是很重要的指標。縱觀各國，15個較早加入歐盟的國家的居民在大多數時候都有好心情，覺得自己的生活有樂趣，並在日常生活中精力充沛。而精神狀況最糟糕的是土耳其人，該國精神健康狀況良好的居民的比例只有47％，而在挪威這個比例是70％。
在調查進行期間（2007年9月到2008年2月），大多數歐洲居民對未來都有一個積極的預期。德國居民對明天的信心甚至還高於歐洲平均水平。但在法國、義大利、葡萄牙、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悲觀主義的陰雲卻籠罩著多數居民。
在“對他人和其他機構的信任度”問題上，各國的差異也很大：挪威、瑞典、芬蘭和丹麥等北方國家的居民對他人和其他機構表現出更多的信任。而賽普勒斯、馬其頓、立陶宛和保加利亞的居民則更加小心謹慎。波蘭人的疑心尤其重，在從1到10依次遞增的信任度標尺上，波蘭人對他人和其他機構的信任只有4。
相關措施
居民幸福指數擴大就業和再就業
通過加強開展計畫生育和人口素質工作，依法綜合治理，穩定低生育水平；通過優生篩查，進行出生缺陷干預，提高出生人口素質。
擴大就業工作將以增加就業崗位、控制失業率為目標，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發展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中小企業、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非公有制經濟，完善擴大就業與經濟成長相互促進的發展模式。
建立長效就業機制，推行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提高就業質量，規範勞動關係，支持自謀職業、自主創業，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加大下崗人員再就業援助，抓好再就業培訓。
不斷加大投入，採取有效措施，逐年增加培訓就業經費，採取發放免費培訓卡的形式，實行訂單式培訓，有針對性地開展專業技能培訓，不斷拓寬就業渠道，實現就業基本全覆蓋。
完善公共服務職能
按照公平、公正、覆蓋面廣泛，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加快公共服務建設，實現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目標，推進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救助體系。
加強基礎設施和城鄉居民生活服務設施的建設，建立有效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以多種方式參與或提供公共服務，加強對公共服務行為的監管，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保障城鄉居民基本醫療
大力發展農村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建設。大力加強農村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建設，提高農村醫療衛生服務水平。
城市社區衛生服務要納入經濟與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和城市社區兩個文明建設規劃，促進社區衛生服務步入法制化管理的良性發展軌道。逐步建立醫院、疾控機構、婦保機構與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之間的技術合作和指導制度，真正實現城市衛生資源重心下移。
繼續推進兩個體系建設。將傳染病、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地方病、職業病的防治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加快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不斷完善功能定位，落實職能責任，健全經費保障機制，強化信息和指揮系統，做好疾病預防與控制、應急預警與處置、疫情收集與報告、監測檢驗與評價、健康教育與促進、套用研究與指導、技術管理與服務等各項工作。
加強社區建設
以基層組織建設為根本，以基層民眾自治組織為依託，以基層社區黨建為主導，以文化建設為抓手，以建設文明社區、文明單位、文明家庭為切入點，不斷拓展基層組織的服務功能，提高服務水平。按照居民自治原則，依法選舉產生社區居委會，進一步完善社區居民自治工作，建立健全社區人民調解制度。
意義
居民幸福指數1、關注民生民意，完善社會保障制度。HDI(製造資本與人力資本)對地區的幸福指數有顯著影響，經濟、教育、健康等指標對幸福指數具有顯著的貢獻，進一步提高地區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地區教育、醫療事業發展對促進當地幸福指數具有顯著的意義。建立健全同鄞州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進一步提升鄞州區公共服務能力的題中之義。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帳戶。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解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低的問題。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應保盡保，充分發揮其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後一道安全網的作用。同時要積極探索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讓農民與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到醫療、養老、就業等各方面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另外，要妥善做好農村土地徵用和失土農民的補償安置工作，貫徹落實失土農民的技能培訓和社會保障工作，促進農民就業的市場化、非農化，加快農民的市民化進程。
2、關注生態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根據生態經濟學基本原理，如果生態系統服務降低至臨界點，將會發生不可逆轉的災難。目前，生態環境建設已經得到人們的重視，並展開了行動，生態環境、關停並轉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還居民綠水青山等等都使居民幸福指數顯著提高。分析結果表明，生態建設不僅具有生態上的意義，對促進地區居民的福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目前的農業人口仍然眾多，應該積極調動各種農村資源，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降低農業生產成本，進一步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農民，讓公共財政的雨露滋潤農民，為農民增收提供好的基礎和環境，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3、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搭建平台培育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不僅在對個體的幸福感產生重要影響，在區域層面上，對地區的幸福指數具有極大的影響。其他資本為調動資源提供了保障，而社會資本卻關係到調動其他資源的能力。因此，不能僅依靠政府力量，還應搭建各種各樣的平台鼓勵地區網路、協會發展，促進地方文化發展，培育社會資本，增加人們調動資源的能力，從而促進居民的福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