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由來
對沖模式發展模式
對沖模式放眼世界，處於工業化階段的許多國家，特別是東亞成功實現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基本都採取了這種所謂“對沖”模式，從而在基本維持社會穩定的狀態下快速推動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初步現代化。相反，許多開發中國家依照西方理念和西方已開發國家模式，在工業化階段同時開放國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結果導致政治混亂，甚至一再上演因民主選舉而引發大規模社會衝突和動亂的政治危機。
適應因素
對沖模式通過對中國實踐的觀察與研究以及對亞洲開發中國家政治進程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為，分配性激勵是一個關鍵因素，這也是揭開中國和部分亞洲國家工業化、現代化成功奧秘的關鍵概念。
國家的工業化既是物質生產進程，也是社會關係發展進程，即人們常說的“社會轉型”。根據觀察，“社會轉型”主要具有四項表現：社會大流動、身份大改變、財富大增加、關係大變化。工業化、現代化將所有社會成員捲入其中，人們渴望實現流動、改變身份、擁有財富，而途徑大致有兩條：一是經濟途徑，即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實現追求；二是政治途徑，即通過政治活動和集體行動來爭取政治權力，進而通過政治權力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來獲取利益。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如果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急劇變動時代開放政治權力，就等於開放了社會流動的“政治途徑”，其結果是吸引社會集團通過政治參與獲取利益。社會進程主題轉向政治參與和鬥爭，社會群體和集團陷於政治權力爭奪，往往導致社會衝突和動盪，嚴重情況下甚至會中斷工業化進程，致使社會混亂。競爭性的制度安排主要形式是競爭性選舉，它為各個社會群體通過政治參與獲取政治權力以實現集團或群體利益提供了途徑，產生了激勵作用。這種由競爭性制度安排所產生的政治爭奪效應，就是我們所說的“分配性激勵”。因分配性激勵而引發社會動盪的例子在東亞工業化進程中屢見不鮮，比如韓國20世紀60年代初張勉政權的“民主失敗”、印尼蘇加諾時期的社會動盪、泰國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多黨政爭等。
相對而言，“對沖”體制則避免了分配性激勵帶來的社會衝突以及社會利益格局的反覆“重新洗牌”。“對沖”體制在工業化進程中開放權利通道，但不做競爭性的制度安排，而是通過協商民主等手段進行利益表達、整合利益關係、凝聚社會共識，其效果是把社會參與的潮流導向生產活動和經濟領域，引導社會群體和集團通過經濟行為和經營活動而非政治性活動來爭取社會流動、身份改變和占有財富的機會。對於這種由“對沖”體制而產生的效應，我們稱之為“生產性激勵”。
根據中國以及其他多國成功推進工業化的經驗總結出的“分配性激勵”和“生產性激勵”概念，基本回答了為什麼中國和其他部分亞洲國家工業化成功之“迷”，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開發中國家“一選就亂”的原因。顯然，避免“分配性激勵”、產生“生產性激勵”的中國模式或東亞模式，是符合開發中國家工業化階段發展與穩定需求的社會制度安排，實踐也證明“對沖模式”為這些國家帶來了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