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模式(China development model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中國發展模式引,簡稱為中國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選擇的不同於西方的卻又比較適合自己的獨特的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
中國發展模式
中國現已成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後最大的贏家。任何到訪亞洲的人都會認識到,西方在金融和經濟能力方面的聲望嚴重受損,而中國名聲大振。幸運之輪正在轉向。“中國奇蹟”是2009年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事。中國經濟和工業實現了“驚人崛起”。中國是開發中國家可敬的典範,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都可以從“中國經驗”中獲益。
中國發展模式是這個世紀最值得研究的話題之一。中國的改革無疑是成功的,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許多主要經濟體經濟均出現下滑,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較快發展。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創造了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從而造福了千百萬人,使他們擺脫飢餓,為他們實現自我價值提供可能。它涉及幾個關鍵字——民生為大、漸進改革、文化覺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的概括,是“危機之年”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總結,一串關於中國的組合詞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從“中國奇蹟”到“中國經驗”,從“中國現象”到“中國精神”,從“中國模式”到“中國道路”,還有“中國活力”、“全球化中國”、“中國火車頭”等等,“中國(China)”成了國際最流行的詞之一。
“中國無愧為2009年全球風雲國家”
2009年底,“中國工人”作為唯一群體入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人物。這份周刊的常駐北京記者奧斯汀·拉姆齊認為,千千萬萬的中國工人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他們正在引領世界經濟復甦。美國《華爾街日報》說,中國是世界經濟免於陷入“深淵”的一大因素。
一年多前,國際金融危機襲來,保持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遭遇新世紀來最嚴峻的挑戰。2009年初,我國政府堅定提出“保八”目標。對此,許多國際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的反應並不樂觀。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紛紛調低對中國經濟成長率的預測指標,而有些西方媒體爭相報導:“中國經濟的最後支柱不再堅挺”、“中國只是一個身陷囹圄的大國”……懷疑聲此起彼伏。一時間,中國經濟前景被描繪成一片灰暗。
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困難前所未有,措施同樣前所未有。面對“新世紀以來最為困難的一年”,中國毫不畏懼、迎難而上,果斷出台一系列保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6.1%、7.9%、8.9%……中國經濟逐季回升,世界各國驚訝地注視著這個在逆境中依舊保持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大國。人們比以往更加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經濟的強勁脈動——不僅全年“保八”已無懸念,而且回升速度和幅度均遠遠領先於已開發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以一條鮮明的“V”形反轉曲線,平息了當初有些人“U”形、“L”形、“W”形等猜測,向世界交出了一份靚麗的答卷。“中國最新經濟數據鼓舞世界”、“中國成為第一個擺脫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國家”、“中國成了世界經濟‘新的發動機’”……國際輿論讚譽紛來。
聯合國全球經濟監測部主任洪平凡說:“2009年將作為非常特殊的一年載入世界經濟史冊,而中國經濟在這一年的表現將成為其中突出的一章。”巴西《聖保羅頁報》特邀專欄記者艾伯蒂·菲斯洛教授2009年12月撰文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對全球經濟穩定與恢復所做出的貢獻,使古老的“未來之國”越來越成為現實。中國無愧為2009年全球風雲國家。印度新德里政策選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問題專家莫漢·古魯斯瓦米說,2009年中國在發展經濟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防止經濟下滑方面,中國領導人表現出卓越的適應能力及迅捷的反應能力。
“中國經濟的強勁反彈,為世界工業生產的復甦創造條件”
國際金融危機襲來之初,中國政府曾言,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世界經濟最大的貢獻。誠如斯言,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應對和處理國際金融危機的“穩定器”,對維護國際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德國前總理施洛德說,中國的經濟刺激計畫不僅為穩定中國市場,而且為穩定世界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在法國《費加羅報》上撰寫題為《中國讓經合組織走出衰退》的文章指出:“感謝中國。經濟復甦已得到確認,並擴散至所有已開發國家,這要部分歸功於中國經濟的活力。”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約爾延·埃爾梅斯科夫表示,中國經濟的強勁反彈超出預期,為世界工業生產的復甦創造了條件。德國《商報》2009年11月報導認為,中國很好地抵禦了全球經濟嚴重下滑的衝擊,這對其他亞洲經濟體是利好,對全球經濟也是一個有力提振。一些韓國媒體紛紛指出,韓國經濟復甦是“搭上了中國經濟便車”。
當2007年夏天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進而演變成國際金融危機之時,國際上只有極少數有識之士斷言:中國是解決這場危機的“金鑰匙”,它能開啟漩渦中的世界經濟大門。
而聯合國發表的2009年世界經濟報告指出,如果中國能夠在2009年實現8%的經濟成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達到驚人的50%。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經濟及國際關係教授麥克·默爾認為,2009年,中國真正加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中“領頭國家”的行列;要擺脫危機,中國扮演著關鍵角色。美國《福布斯》雜誌刊文指出,中國是未來世界經濟成長的重要源頭。
“中國創造了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從而造福了千百萬人”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引來世界熱議“中國模式”的話,那么,“危機之年”的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更助推了這一討論。一串關於中國的組合詞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從“中國奇蹟”到“中國經驗”,從“中國現象”到“中國精神”,從“中國模式”到“中國道路”,還有“中國活力”、“全球化中國”、“中國火車頭”等等,“中國(China)”成了國際最流行的詞之一。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維為認為,“中國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獨特的一種發展模式,它涉及幾個關鍵字——民生為大、漸進改革、文化覺醒。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東亞問題學者馬丁·雅格斯說,中國目前選擇的是一個比較合適的經濟戰略,跟西方確實不同。“中國模式”是這個世紀最值得研究的話題之一。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刊文說,中國的改革無疑是成功的,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許多主要經濟體經濟均出現下滑,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較快發展。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創造了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從而造福了千百萬人,使他們擺脫飢餓,為他們實現自我價值提供可能。
俄羅斯政治基金會負責人維亞切斯拉夫·尼科諾夫在俄《訊息報》上撰文指出,“中國奇蹟”是2009年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事。埃及第一大報《金字塔報》副主編卡邁勒·賈巴拉說,中國經濟和工業實現了“驚人崛起”。中國是開發中國家可敬的典範,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都可以從“中國經驗”中獲益。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發表文章說,中國已成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後最大的贏家。任何到訪亞洲的人都會認識到,西方在金融和經濟能力方面的聲望嚴重受損,而中國名聲大振。幸運之輪正在轉向。
牛年牛氣沖天,虎年生龍活虎。展望2010年,沃爾夫預計中國經濟將增長9.3%,而且這種增速是可持續的。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經濟2010年將全面復甦。聯合國2009年12月發布的《201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說,開發中國家將成為2010年世界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其中中國經濟成長將達8.8%。日本《鑽石》周刊在虎年新年號中載文認為,中國政府將繼續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進一步恢復。由於內需看好,加上外需也將有所恢復,虎年中國經濟將保持較為強勁的增長態勢。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中國經濟這艘在洶湧波浪中奮力前行的巨輪,還將努力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蹟。
被世界認同
作者2008年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魅力》的評論,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最近美國有影響的《新觀點季刊》把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茲、亨廷頓等人的文章編在一起,出版了一個探討全球化有關問題的專刊。其實不是我的文章寫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為什麼西方自己的模式在開發中國家收效甚微,而中國沒有採用西方的模式卻能夠如此迅速地崛起。
實際上,中國的發展模式遠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中國模式有不少缺點,甚至還衍生出不少棘手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處理。但與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比,中國模式還真是不錯。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其特點是削減公共開支、減少政府的作用,結果使非洲本已非常脆弱的國家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一般認為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經濟更加衰敗、社會危機惡化、愛滋病嚴重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次大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
與西方主導的模式相比,中國模式確實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首先,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方面,中國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近30年一個長時期、大跨度的發展,為中國走向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近20多年來,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業績,整個世界的扶貧工作將黯然失色。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人所說的恐怖主義,而是消除貧困,因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態之中,其中8億人(超過已開發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在挨餓。就此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第三、不斷地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謹慎的制度創新,這使中國避免了很多開發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採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困境,也使中國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實際上,僅抵禦金融危機這一項,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訪問印度尼西亞,危機造成的影響猶在,當地學者告訴我這場危機使印尼過去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很難想像如果中國未能抵禦住這場危機,將是什麼後果。
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這種做法比較接近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傳統,英國人相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判斷的相對穩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說的“有保留的改革”,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逐漸衍生而來,而不是通過追求某種純而又純的理想模式而來。
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後難;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後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務實有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啟迪。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這些具體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這些做法背後的思想,特別是“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循序漸進”、“和而不同”、政府的作用等,則可能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沿著這樣的思路,中國應該能夠沉著地應對,並最終有效地處理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這些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的政治軟實力。
我們常說:中國硬體進步很大,軟體跟不上,這個說法,一般地講,筆者完全同意,我們的捷運這么新、這么漂亮,但大家擁擠著上車,不排隊,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市民素質還有待很大的提高,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細一想,中國的硬體進步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們自己軟體的一部份功勞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高速公路到機場港口,發展如此之迅速,難道不也有我們自己指導思想和相關決策的功勞嗎?推而廣之,我們為什麼能使近3億人擺脫貧困,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貧困則有增無減呢?我們為什麼能夠避免“休克療法”呢?我們為什麼能夠避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呢?我們是如何克服SARS危機的?我們是如何較為順利地渡過了加入世貿組織的五年過渡期並還給世界一個驚喜的呢?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功夫、舞龍、孔子學院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軟實力、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而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說到底,作為有國際意義的軟實力,其關鍵就是要能夠比較好地回應我們這個世界提出的嚴峻挑戰。當今世界面臨的兩大難題,一個是貧困/發展問題,一個是和平/戰爭問題,包括恐怖主義問題,西方價值觀並沒有能夠提供有效的解決思路。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加劇了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更是導致了世界動盪不安,而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也有增無減。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過去要么蘇聯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戰結束後,蘇聯模式隨著蘇聯解體而退出歷史舞台,西方主流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一條不歸路:全世界都將擁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戰後的情況表明世界事務要複雜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適用的,那么為什麼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則屢屢失敗,從菲律賓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在處理世界面臨的諸多問題方面,中國的軟實力對外部世界有其獨特的魅力,因為它回應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戰:開發中國家有沒有權力把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有沒有權力從自己的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衍生出適合自己國情的制度安排?有沒有權力在實現各項人權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情況,分輕重緩急?有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並影響迄今為止西方思想占主導的主流價值體系?中國的經驗對此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
中國崛起帶來的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思維、一種深層次的範式變化(paradigmshift)、一種西方現存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的新認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這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開發中國家走向現代化、對許多全球問題的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未來走向,都可能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張維為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2]
“中國經濟的強勁反彈,為世界工業生產的復甦創造條件”
國際金融危機襲來之初,中國政府曾言,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世界經濟最大的貢獻。誠如斯言,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應對和處理國際金融危機的“穩定器”,對維護國際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德國前總理施洛德說,中國的經濟刺激計畫不僅為穩定中國市場,而且為穩定世界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在法國《費加羅報》上撰寫題為《中國讓經合組織走出衰退》的文章指出:“感謝中國。經濟復甦已得到確認,並擴散至所有已開發國家,這要部分歸功於中國經濟的活力。”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約爾延·埃爾梅斯科夫表示,中國經濟的強勁反彈超出預期,為世界工業生產的復甦創造了條件。德國《商報》2009年11月報導認為,中國很好地抵禦了全球經濟嚴重下滑的衝擊,這對其他亞洲經濟體是利好,對全球經濟也是一個有力提振。一些韓國媒體紛紛指出,韓國經濟復甦是“搭上了中國經濟便車”。
當2007年夏天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進而演變成國際金融危機之時,國際上只有極少數有識之士斷言:中國是解決這場危機的“金鑰匙”,它能開啟漩渦中的世界經濟大門。
而聯合國發表的2009年世界經濟報告指出,如果中國能夠在2009年實現8%的經濟成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達到的50%。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經濟及國際關係教授麥克·默爾認為,2009年,中國真正加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中“領頭國家”的行列;要擺脫危機,中國扮演著關鍵角色。美國《福布斯》雜誌刊文指出,中國是未來世界經濟成長的重要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