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開端
建武新政
鎌倉幕府滅亡（時為公元1333年5月）
的次月，後醍醐天皇返回京都，重掌朝政，改元“建武”，並開始一系列新政，史稱“建武中興”。後醍醐天皇對宋學有研究，他贊成宋學“正君臣父子”
室町時代的名分思想，同時對平安時代的延喜(901-922)、天曆(947-956)年間的天下一統的政治頗為嚮往。為重現天皇一統天下的政局，他在重新執政後短短的兩年時間裡，曾宣布過以下“新政”:
1、制訂了《所領個別安堵法》，以挽救“士卒民庶”的貧困，安定社會人心。宣布新“
室町時代德政令”，以圖恢復原土地所有者的權利。
2、任命了新國司和新守護，企圖恢復平安時期的知行國制，給權門世家以支配知行國的特權。
3、 對幕府的有功之士進行獎賞。
4、 整治國家機構，天皇實行親政。中央只設定直屬於天皇的記錄所(負責行政)、 雜訴決斷所(負責訴訟)、武者所(負責京都治安)、窪所(侍所)。
“建武新政”只不過是後醍醐天皇的理想，由於他忽略了一個客觀事實，即時代已與延喜、天曆時期不同了，而其主要的不同點在於獨立且實力頗強的武力的存在。所以最終導致失敗是必然的。在具體執政過程中，朝廷重公卿輕武士以及政令多變、決策錯誤百出等等，導致了社會的混亂、公卿與武士之間矛盾的激化。
重建體制
隨著公卿與武士之間矛盾的加深，從鎌倉幕府倒戈的足利尊氏利用社會混亂和矛盾，決意重建武士政治體制。足利氏原是上野國豪族，而且更是鎌倉幕府將軍源賴朝同族。對此，後醍醐天皇命尊良親王、新田義貞以及陸奧地區的北畠顯家圍殲足利尊氏，最後尊氏軍擊敗朝廷軍。1335年，尊氏利用前往東國平定兵亂的機會，在鎌倉豎起叛旗。1336年1月攻入京都，3月，退出京都進軍九州。
室町時代商船在九州恢復元氣的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兄弟率軍從海陸兩路東上。朝廷乃命新田義
貞和楠木正成迎戰於兵庫。1336年5月26日，尊氏、直義軍與新田、楠木軍在兵庫湊川決戰，新田、楠木軍大敗。足利尊氏再次攻入京都，後醍醐天皇逃入比睿山，尊氏擁立光嚴之弟豐仁親王為光明天皇，並派直義圍攻比睿山。在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情況下，後醍醐天皇回到京都，遂為尊氏所幽禁。尊氏控制京都以後，自任征夷大將軍，開幕府於室町，並公布《建武式目》十七條作為施政綱領。同年12月，後醍醐天皇得北畠親房救助逃至吉野山，並宣布重開朝政。自此京都光明天皇的朝廷稱“北朝”，吉野後醍醐天皇的朝廷稱“南朝”。五十七年間，日本南北兩朝對峙，進入內亂時期。
幕府統治
統一南北朝
以1336年11月7日公布的《建武式目》為標誌，拉開了足利幕府的統治序幕。
《建武式目》是當時調整道德行為的一種規範，它的很多條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各階層人民的要求，為足利氏能夠最終擊敗南朝奠定了基礎。
足利義滿幕府成立後，曾先後壓制南朝勢力，平定接踵而來的“土岐氏之亂”(1391年)與“明德之亂”(1391年12月)。但幕府內部就如何對待皇室、貴族等政策方面發生分歧。足利直義與幕府執事高師直之間的矛盾與鬥爭越演越烈，以至1350年2月足利直義背叛北朝，投奔南朝。1351年1月，直義率南朝軍大敗北朝軍。2月足利尊氏與直義兄弟和好。不久又因關於南北統一的主張不同，兄弟再次反目。1352年2月，尊氏在鎌倉殺死了直義。1358年4月，足利尊氏病故，同年12月，足利義詮任幕府第二代將軍。1367年11月，足利義滿就任第三代將軍。而日本真正得以樹立稍微安定的政權，是在1392年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之後。
義滿執政後，對社寺勢力進行抑制，尤其是對實力較強的守護，不失時機地給予打擊。1390年削弱大守護土岐氏勢力,1391年鎮壓了山名氏勢力,1399年平定了擁六國守護之職的大內氏勢力等。在此期間，義滿促進了南北的統一。
軍統政務
室町幕府在行政方面由將軍綜理一切政務。其下設“管領”，以輔佐將軍，一般由足利氏一族的斯波、細川、畠山三氏輪流擔任，謂之“三管領”。管領之下有侍所、問注所，政所等機構，而以侍所最為重要。侍所的首長稱“所司”，由山名、一色、京極、赤松四氏擔任，謂之“四職”，負責御家人的統治與行政訴訟。“問注所”的首長稱“執事”，此機構除保管幕府的記錄、檔案外，也負責文書的誤謬、偽證以及證件遺失等訴訟的審理工作，執事由三善氏子孫世襲。政所首長也稱“ 執事”，此機構與鎌倉幕府的政所有所區別，它只主持幕府財政，審理有關買賣、借貸、質押等方面問題。最初執事一職由二階堂氏擔任，後來則由伊勢氏世襲。雖有“執事代”輔佐，但伊勢氏卻又別置“政所代”，使之負責實務，由蜷川氏世襲這一職位。此外又與前代一樣設有“平定眾”、“引 付眾”。
地方管制
地方上，在鎌倉方面設有“關東御所”，其下有“關東管領”。關東御所原由尊氏長子義詮負責，後來改有次子基氏及其子孫世襲。除守護由將軍任免外，其它關東方面的事物均委諸“關東管領”。關東御所下設有“關東管領”、“評定眾”、“引付方”、“政所”、“問注所”、“侍所”等，幾乎與幕府相同。在九州設有“ 九州探題”，東北地方設有“奧州探題”和“羽州探題”。
與鎌倉幕府一樣，在諸國置“守護”和“地頭”，惟其性質兩者有異。鎌倉幕府的守護與地頭都是幕府將軍的御家人，兩者之間形成主從關係。室町時代守護大多由足利氏同族和有力家臣擔任。他們一方面擁有裁判訴訟、處理無主田地、徵收稅款、催促兵役的權利，同時不斷侵吞莊園，將領國的國人變成自己的家臣團，逐漸發展為守護領國的守護大名。
在財政方面，由於室町幕府對守護、地頭的統治並不徹底，所以其經濟主要來源於分散各地的約二百餘處的直轄地“御料所”，由將軍近臣“近習”、“奉公眾”以 “代官”身份負責管理，並代征“年貢米”、“年貢錢”，作為將軍家的生活費用與“代官”的俸祿。必要時，雖也向諸國守護、地頭課稅，但他們未必從命。因此不得不在畿內的交通要道設“關所”,徵收“關錢”，或在渡口收取“津料”。並且對京都內外的“土倉”(當鋪)與“酒屋”(酒坊)課徵“倉役”、“酒屋役 ”。還經各地守護、地頭向“公田”徵收“段錢”，向“在家”之民徵收“棟別錢”。如臨時有事而經費不足時，也向“有德人”（富豪）告貸。所以室町幕府的財政自始至終很不穩定。為了解決經濟拮据問題，與明朝進行“勘合貿易”，也逐漸成為幕府的重要財源。
此起彼伏的“一揆”
在長期的動亂中，廣大的下層農民受害最深，因此在室町時代，農民反抗官府和統治者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種鬥爭稱為“一揆”。它又可分為土一揆和國一揆。最重要的一揆是自1428年開始的“德政一揆”。這一年的9月18日，近江國醍醐鄉的農民起義，以德政為口號，得到了廣泛回響。當時“天下土民蜂起，號德政令，破卻酒屋土倉。寺院等、雜物等（恣）盜取之。借錢等悉破之。管領成敗之。凡亡國之基不可過之。日本開（白）國以來土民蜂起是初也。”
1441年8月，德政一揆規模更趨擴大，郊外數萬農民包圍京都，城內到處是“不交出債務，可放火焚燒”的布告，幕府不得不頒布“德政令”，宣布取消農民一切債務。九月十四日，幕府進一步發布“一國平均德政令”，不論身份貴賤、地位高低，一切債務全部廢除。
1485年12月，山城國發生一揆，主要是因為“應仁之亂”後，東軍的畠山政長同西軍的畠山義就以山城為中心展開了戰鬥，戰場所在地的國人和農民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強烈要求兩軍撤出。在這次大規模的反抗鬥爭中，國人在農民的支持下，實現了自治，維持了八年的統治。
1488年6月，加賀(石川縣)的國人、農民以宗教一向宗的教義為組織基礎，發生了“一向一揆”，打跨了守護大名，控制該國，實行了將近百年的自治。
以上這種國人和農民團結一致反抗官府的一揆活動，與自治地緣組織的興起有關，但是，民眾政治上的覺醒是一揆不斷產生的根本原因。
農村自治體
大名主階層本是莊園體制中直接控制莊民的最基層剝削者。由於商品經濟發展和高利貸剝削等原因，使相當一部分名主無法維持生計，只好出賣名田和名主職。這樣，很多舊的大名主就淪落為小名主、自耕農或一般莊民。而新出現的名主占地面積少則一、二反，多則數町，所以他們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名主，他們從舊名主那裡繼承下來的權利，就是向領主繳納年貢而已。名主階層已徒有虛名，名田也名存實亡了。
中世紀以後，勞動力強的租佃農在勞動之餘熱心開墾莊園內的荒野，這些被開墾的土地雖然仍受著領主約束，但在一定年限內允許免納年貢和賦役，並允許開墾者自由買賣耕作權，所以，實際上成了農民的私田。這樣就出現了一批自耕農。另外，名主階層的分化，產生了一大批小名主、小百姓，他們也是自耕農的一部分。
為了戰亂時的自衛，對付領主額外的要求，同時也為爭取、保護自己共同利用的山林與水源，這一時期的農村便逐漸加強團結，形成了自治的農村體制——“惣”。它實質上是莊園制內部成長起來的新的社會體制，既是生產上的協定機構，又是農民社會活動的組織者和指導者。
幕府分裂
基本介紹
1467年，圍繞將軍繼承問題，幕府內部形成分裂，細川氏與山名氏兩大名的傾軋白熱化。以細川勝元為統率的16萬東軍挾天皇、將軍與以山名持豐、大內政弘為首的11萬西軍在京都展開大戰。勢均力敵的兩支大軍經過十一年的持久戰，難決雌雄。及至勝元、持豐兩氏相繼病死，政弘返回周防，雙方部隊才開始撤去。長期的戰爭使得當時的京都百瘡千孔，荒蕪人煙，一些巨剎、邸宅多數為戰火所毀。公卿們因為不堪生命之危險與經濟之困窘，大多逃離京都，避難於地方。至此幕府權威完全掃地。當時的將軍義政無意於政治，不僅在戰亂中大興土木，營造別墅銀閣寺，還在戈矛聲中飲酒作樂，過著風雅生活。其子義尚繼位後，曾想重整幕府威勢，卻於親征近江的六角高賴時陣亡。於是幕府之勢已是風前之燭，岌岌可危名存實亡了。
在戰國時代這個特殊的年代裡，守護代、國人以及與之相關的人們皆以實力而成了大名，並且競相把分國領地紛紛擴大，相繼各霸一方，成了戰國大名，從而形成了群雄割據的分裂局面，此後的日本更是戰火不停。
主要大名
關東
北條早雲(1432-1519)、北條氏康(1515-1571)、佐竹義重(1547-1612)
北陸
朝倉孝景(1428-1481)、上杉謙信(1530-1578)、朝倉義景(1533-1573)
甲信
武田信玄(1521-1573)、武田勝賴(1546-1582)
東海
齋藤道三(1494-1556) 、今川義元(1519-1560)、織田信長(1534-1582)、豐臣秀吉(1536-1598) 、德川家康(1542-1616)
近江
淺井長政(1545-1573)
中國
毛利元就(1497-1571)、大內義隆(1507-1551)
四國
長宗我部元親(1538-1599)
九州
島津貴久(1514-1571)、大友宗麟(1530-1587)
為了鞏固自己的領國，並能不斷擴大領土，戰國大名們對各自統領的領國實行有效的治國之策。首先設法安定民生，並以此為前提謀求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他們都採取了嚴厲的法治主義。分別制定了各自的分國法、國法、家法、壁書等。制定此種法令的目的在於：（1）使大名的權威具有絕對性；（2）嚴格管制其家臣團與農民；（3）家臣團的婚姻、繼承、通信採用許可制；（4）與“國”外的交通作嚴格限制；（5）嚴厲執行維持治安上的刑罰，並使其領國內的民眾徹底了解其戰時體制下的獨裁政治方針。分國法中比較著名的有伊達氏《塵芥集》、物田氏的《信玄家法》、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錄》、北條氏的《早雲寺殿二十一條》、大內氏的《大內家壁書》、長宗我部氏的《元親百條》等等。其次戰國大名們還採取安撫農民的措施，如謀求人口增長、整頓稅務制、興修水利、開墾農田等，以安定民心，增加國的收入，增強武力，鞏固統治。
織豐當權
戰亂時代是弱肉強食的時世，在此嚴酷的情勢下首先走上統一全國之路的是織田信長。織田信長誕生於尾張“守護代”之家，自1560年5月，在桶狹間擊敗今川氏後，以破竹之勢兼併四鄰各國。
自從鳥銃傳到日本以後，織田信長是最早利用這種新式武器，並在戰場上數次擊敗強敵而嶄露頭角的人物。他一方面從事征戰，一方面又為貨暢其流實施“樂市”、 “樂座”，並廢除莊園，保護新來的基督教。正當信長取得節節勝利、擴大勢力的時候，他先後接到京都的天皇和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昭的請求，請他保護皇室和幕府的權勢。因此，信長於1568年9月進入京都，挾天皇和將軍而號令天下,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礎。在控制近畿地區後，信長開始西征。1582年派羽柴秀吉（豐臣秀吉）西攻。受秀吉緊急求援，信長率軍前往援助，不料在行軍途中被部下明智光秀所害(本能寺之變)，年僅49歲。信長一生短暫，卻為日本的統一打下了基礎。
織田信長的事業由其部將豐臣秀吉所繼承。秀吉誕生於尾張國愛知郡中村的“足輕”家，初名木下藤吉郎。投奔織田後逐漸被提拔為部將，以其獨特的手腕懷柔地方土豪。因仰慕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二武將，乃各取二將姓中一字為己姓，稱羽柴。在織田信長的統一戰爭中，建樹很多。1569年受信長之命，作為京都守護，長駐京都。信長決定西征後，秀吉率兵前往中國地方，費五年歲月經營播磨、備前、美作、但馬、因幡五國。1582年5月西征，攻入備中國，肉搏高松城。毛利氏獲秀吉大軍來臨的訊息後，曾遣使謀和，但秀吉不允。後受毛利氏軍和小早川氏軍圍攻，形勢十分緊急，遂向信長求援，不料信長遇難。秀吉獲此噩耗後嚴加保密，首先同意毛利氏的議和，並與之締結和約。之後迅速動身征討明智光秀，光秀敗退，被土民所殺。
之後秀吉被任命為左近衛少將，以織田信長的後繼者自居，引起柴田勝家和信長的三子信孝等人的不滿，欲與之抗衡。
1583年4月秀吉率軍與柴田勝家軍決戰於近江的賤岳山麓，結果，柴田軍大敗，柴田勝家自盡，柴田家滅亡，織田信孝也自殺。
秀吉的作為使織田信長的次子織田信雄感到不滿，故與德川家康聯手反抗秀吉。1584年4月，兩軍在尾張國長久手發生激戰，秀吉軍敗北。11月，兩軍又在小牧山地區會戰，勝負難分。秀吉分別與信雄和家康和談，最後達成言和協定，家康乃以其子秀康為人質，“小牧·長久手之役”於是結束。
此後，秀吉採用文武兼用的手段，統一了織田信長諸家臣的勢力，確立了領導地位。1585年7月，秀吉任關白，改姓藤原。次年12月，升為太政大臣，天皇賜姓豐臣。1587年平定了九州，實現了除陸奧以外的全國統一。
豐臣秀吉的統治之策
1582年信長死後，其遺業由秀吉來推行。秀吉在上得皇室寵信、下控諸國大名之後，
便開始實行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一是強行兵農分離政策，丈量全國土地，將農民繫於各自土地上，把農民私藏的刀劍全部徵收。1588年發布了《刀狩令》，對人民的行為加以種種限制；二是在1597年施行《太合檢地》政策。通過丈量，使土地所有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統一全國度量衡。
除以上各種政策外，秀吉還下令金、銀礦歸公，並將此金、銀投資于海外貿易，曾數次以大量銀子購買絲綿。
秀吉於1587年征討九州的同時，對侵略朝鮮已有具體準備，並欲使博多成為對明貿易的轉口港而促其繁榮。同年，發布驅逐傳教士令，聲稱基督教為邪教，應予禁止。但又讓外國黑船入港來日交易，這一切乃是秀吉重視海外貿易以積儲侵略力量的表現。
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對外就開始了他的擴張主義政策。早在1585年9月，他就曾經表明欲入侵明朝之意。1587年6月，當秀吉結束九州之役之後，他入侵大陸的構想進一步具體化。秀吉的具體構想是：在占領朝鮮之後，自己渡海至中國，“居留”寧波，然後占領印度；派豐臣秀次占領北京，然後擬在1594年遷都北京。秀吉要當亞洲太上皇的美夢，為了實現霸占亞洲的美夢，他先後對朝鮮發動了兩次侵略戰爭，即1592年的“文祿之役”和1597年的“慶長之役”。遭到中朝聯軍的沉重打擊，損失慘重，最後以失敗告終。豐臣秀吉憂鬱成疾，最後於1598年8月18日，帶著他的擴張主義美夢嗚呼而去。
豐臣秀吉在政治舞台上的迅速消逝，並不是他在國內政策的失敗，主要在於他對外政策的錯誤，即妄圖侵占朝鮮、占領中國、稱霸亞洲，建立豐臣氏的亞洲王國。
經濟概況
農業
在室町時期，農業仍居各種產業之首，並且又因農民生活的提高，一些原為隸屬民的“下人”、“所從”等因獲得解放，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而隨之的技術進步、農具改良、肥料種類多樣化、商品作物需要量增加等因素，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彌補了不少因戰亂而帶來的損失。
隨著地租由勞役、雜徭形式改為實物以後，農村的各種產品加工業也興盛起來，並且因技術人員增加與產品需求量擴大，手工業呈現一派繁榮景象。在農耕器具製作、住宅建築方面，除了為領主服務外，還能夠滿足一般農民的需要。原來屬於公卿、神社、寺院的手工業者也開始獨立生產一般社會人士所需的產品，各地也逐漸形成了手工業生產中心。
工業
在工業方面，需要量最大、技術工人最多的首推冶煉、鑄造、紡織三方面。其中冶煉、鑄造不僅供應農民所需的勞動工具，也是各類兵器的生產地。除此以外，由他們製造的刀劍還是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在紡織業方面，值得一提的就是麻與絹。“應仁之亂”前的京都曾是紡織業的中心，京都西陣的絲織業已全國有名。
手工業
隨著手工業的發達，產品的增加，不同產品之間的交換也日趨頻繁。農村集市也從臨時變為定期，一向每月三次的定期市場——“三齋市”從室町時代中期開始，改為每月六次的“六齋市”。市場上出現了專賣特定商品的攤位——市座。市場管理也有原來的領主變為“町人”，建立了“樂市”，撤去了市場稅與具有獨占性的販賣坐席。隨著定期市場的普及，出現了常設的零售店，商人也正式成為一種嶄新的職業。
濫觴於平安末期的“座”，經過鎌倉時代，到室町時代已是非常普及，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越多。這種行業協會在商品買賣、關卡自由通行方面均享有特權。由於“ 座”的普及與發達，行業種類也隨之增多，分工也越來越細，促進了商品質量的提高。“應仁之亂”後，隨著入“座”商人的增多，這種帶有封閉性質的協會便成為自由通商的障礙。在戰國時期，由於武士勢力增大，“座”的性質已有改變，助長了“座眾”的自由化。迄止近世，則因“樂市”、“樂座”運動而大部分“座”都已解散。
運輸業
室町時期的交通因商業活動的隆盛而快速發展，並且在都市附近出現專門為顧客搬運商品的運輸業“馬借”、“車借”。海上交通出現了駁船，容積達千石的也不少。在陸上，除一般商旅往來外，一般民眾出外旅行，特別是巡禮神社的也逐漸多了起來。
室町時期都市出現了以下幾個特點：（1）以大名所居城堡為中心形成了集政治、經濟一體的城下町；（2）隨著港埠發展，形成港灣都市——港町；（3）隨著宗教民眾化而以寺院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都市——門前町；（4）因驛站而發展起來的都市——宿場町；（5）因商業活動昌盛而興起的經濟都市——市場町。當時的大都市則有政治都市京都、鎌倉，宗教都市奈良等。
文化
朱子學
室町文化是日本國內諸種文化融匯而成。在這一時代，文化氣象日新月異，在傳統公家文化的基礎上，武家文化獨樹一幟。此外，國人、農民乃至町眾地位日益上升，由此而催生出了豐富多彩的庶民文化。
後醍醐天皇在做皇太子的時候，就喜好鑽研佛教與儒學。在玄惠法印進入宮廷講授儒學之後，實際上已經開始傳授重義理的朱子學。後醍醐天皇對朱子學的看重是有其長遠政治目的的，他希冀以朱子學的名分論為號召，鼓動更多公卿、武士起而勤王，趁幕府衰弱之際，奪回已失去的權利。後醍醐天皇不僅在宮中宣揚朱子學，而且利用儒學講壇作為掩護，糾合親信秘密進行倒幕的組織準備。所以說，日本歷史上的“建武中興”與朱子學有著密切關係。
北畠親房是忠於南朝的重臣。他在後醍醐天皇病逝後的1339年寫成了《神皇正統記》，其根本意圖在於說明南朝統治的正統性。他在書中寫道，日本的皇統連綿是日本乃神國的體現，皇室正統的來源在於其祖先就是神。書中“以有德者繼承為正統”的觀點，也是受別國思想影響的結果。
參與足利尊氏施政性綱領《建武式目》制訂的人，有原鎌倉幕府的“平定眾”是圓、真惠，奉行太田七郎左衛門、明石民部大夫行連、布施彥三郎入道，儒學者日野藤范、玄惠法師等。《建武式目》主要內容有禁奢侈、行儉約、鎮暴行、止賄賂以及選賢者任官等等，顯然是以儒學為指導思想。
五山文學
自從平安時代以公卿為中心的儒學式微以後，代之而起的就是以五山禪僧為中心的禪林儒學。因佛教經典都是以漢文書寫，所以漢學乃成為僧侶的必修課程。然而這一時期的漢學，乃是以探討性理之學的宋學為主。禪僧兼學宋學，除了傳播禪宗的需要外，還出自禪宗內部生活的日常需要。禪林的日用文書多用漢字“駢文”體。這種駢儷體的四六文，經常要引經據典，除引用禪宗語錄外，還引用大量儒典、諸子百家乃至中國文學作品。要應付五山的日常生活，禪僧不僅要學會寫四六駢文，還要熟記許多經典。因此，五山漢文學空前興隆。當時五山禪林頗與中國相似，尤崇尚華風生活，其所撰的詩文也有與元明文人並駕齊驅者。
武士文化
北山文化的象徵是足利義滿建於京都的金閣，它所體現的是傳統的公家文化與禪宗文化的兩相兼容。同時，它又受到來自明朝的深刻影響。在這種文化中，既包含當時將軍、守護等上層階級的趨向，也反映了從前代開始同大陸有著密切交流的臨濟宗受到幕府的保護，被將軍家確立為“五山之制”而日漸隆盛的史實。
東山文化的象徵是足利義政在京都左京區建造的銀閣。銀閣系兩層建築，下層為書造，上層為唐風樓。東山文化繼承了北山文化的傳統，但較之北山文化的華麗色彩，它更尊重風雅處世的精神，追求枯淡幽玄之境界。
安土、桃山文化
世俗文化
御伽草子這類作品以老若婦孺為對象，多為通俗易懂的短文，內容大抵是擬人化的神話、傳說、童謠、怪談之類，宣揚無論出身貴賤，只要有才華就能出人頭地，反映了庶民的呼聲與祈望。
連歌最初屬於和歌之餘技，因其題材表現新鮮、自由，後來獨立成為一種大眾喜愛的民眾文藝，為江戶時代俳句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大約在12世紀前後，日本形成猿樂，到了室町時期經觀阿彌、世阿彌父子的改良創新，演化為能樂。能樂是一種博採眾長的複合藝術，至今依然保留一些別國文化的要素，其將近三分之一的曲目取自別國題材。與能樂相比，狂言的庶民性就更為明顯，題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內容滑稽可笑，追求一種詼諧、通俗、娛樂的效果，往往與能樂同台演出。
貴族文化
日本茶起源於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國茶，而中國茶的東傳可以追溯到遣唐使時代，然而飲茶習俗真正在日本流行，得益於榮西撰寫的《吃茶養生記》（1211年）。16世紀千利休倡導“佗茶”，日本獨特的茶道才成型。日本茶道崇尚“和敬清寂”的境界，茶室基本屬於書院樣式。
建築的典型是城郭，它的特點是集辦公與居住於一體，除防禦工事外，其外圍有數道護城壕與石垣高築，雄偉壯麗，它是城主權利的象徵，其代表為天主閣。二是住宅的建築，則流行“書院造”，聚樂第、大德寺唐門可為其代表。
南蠻文化
室町時代後期，整個世界正處在大航海時期，因此，日本與西方的相遇是必然的。最早抵達日本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他們帶來西方的器物、宗教、科技知識，給東方傳統的室町文化，塗上一層西方文明的奇異色彩。
“鐵炮”（鳥銃）的傳來
早在1543年，自廣東航向寧波的佛郎機（葡萄牙）人，在寧波附近遇到颶風，被漂流到九州南部大隅半島南方約二十公里的種子島岸，遂將“鐵炮”東傳日本。鐵炮傳至日本以後僅兩三年時間，便開始在根來、堺、國有等地製造，從而改變日本的戰術。
天主教的傳播
葡萄牙人開拓的對日貿易，也為西方文化的傳播帶來了契機。1549年8月15日，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搭乘商船在鹿兒島登入，這預示著一場外來文明的暴風雨即將來臨。繼沙勿略後，天主教傳教士絡繹而至，他們以貿易為誘餌，勸說大名接受洗禮，從而獲得在大名領域內傳教的權利。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不單是大名和武士，包括商人、農民、漁民等廣大階層。天主教傳播速度之快、影響之廣，令人驚訝，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戰國大名利用天主教加強經濟和政治實力；傳教方式日本化；廣泛興辦社會慈善事業；順應民心；耶穌會的主觀努力。除此以外，文藝復興後歐洲創造的科學技術、人文思想等先進文明，在16世紀以後形成一股難以阻擋的潮流。
凡在這一時期從西方傳入的文化，不論是有形還是無形，是物質還是精神，都被稱為 “南蠻文化”。主要包括宗教思想、倫理道德、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等等。
在宗教思想上，天主教信奉唯一的上帝，反對偶像崇拜和祖先信仰，主張神權高於君權。因此，這種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意味著將會動搖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在倫理道德上，天主教主張男女平等、個人自由、一夫一妻，重視貞操反對淫亂。因此日本國內的許多現象均遭到天主教的指責和攻擊。
天主教出於傳教的目的，將天文學、地理學、歷算、測量學等科學知識傳入日本，使日本人大大開闊了眼界。
另外，天主教傳教士還在日本各地積極興辦教會學校，給日本全民的文教事業作出了很多貢獻。他們還把西方藝術引入日本，為日本的民族藝術發展帶來了無限生機。
對外關係
與明朝的關係
對明交通與勘合貿易
1368年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曾於次年就遣行人楊載、吳文華一行七人使日本，並帶去賜予日本國王的璽書一封。當時明朝使節交涉的對象系控制著博多、大宰府一帶的日本南朝征西將軍府將軍懷良親王。懷良親王對明朝使節的態度並不友好，使節中五人被殺。楊載、吳文華拘留三月才被放回。1370年，明朝再次遣萊州同知趙秩等詔諭日本。此後，明使頗受禮遇。隨後，懷良遣僧祖來為正使赴明奉表稱臣，貢名馬和方物，並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
從懷良對明朝使節態度轉變之快可以看出，起初對明廷使節的不禮，主要是不甚了解當時中國王朝更換的情況，並非象一些學者所說的是他高漲的“神國思想”所致，況且，作為懷良來說，就當時的國內、國外形勢，也沒有實力和必要與強大的明朝政府對抗。
1372年，明太祖又遣仲猷祖闡、無逸克勤等8人隨祖來一行使日本。此次明使在日本滯留期間，與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取得了聯繫，這為以後明代的中日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足利義滿正式遣使明朝是在1401年。義滿之使祖阿、肥富受到明成祖的款待。回國時，明成祖派天倫道彝、一庵一如為陪送使，並正式冊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義滿對明朝使節的態度，極盡殷勤。他親赴攝津兵庫歡迎明船，還焚香下跪，三拜後始拜覽明朝國書，並在其表文上自稱“日本國王臣源”。
足利義滿於1408年5月去世，經由明成祖與足利義滿建立的“甜蜜”期，因足利義持繼任將軍職位而中斷。關於中斷奉表入貢的理由，足利義持在向明朝解釋時推稱：“本國開闢以來，百事皆聽諸神”；“靈神托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國稱臣”；並說要改變義滿國策，“今後無受外國使命。因垂誡子孫，固守勿墜。”
為了爭取在亞洲的有利政治地位，又不能與明朝徹底攤牌，因此假託斷交的理由乃日本的神明之意，而非人願。然而其真正原因在於幕府和王室（公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幕府內部的矛盾。
1429年正月，足利義教繼任第六代將軍，恢復了曾經中斷十餘年的貢舶。
明代中日關係中，經常會提到“勘合”一詞。日本派遣遣明使船一般都得填寫“勘合”（前兩次沒有），而明廷派遣到日本執行賞賜任務或者其他任務時的答使，也往往執有“勘合”。因此，“勘合”一詞幾成彼此往來的代名詞。
在歷史上，通常把攜帶“勘合”到中國進行朝貢貿易的日本船隻稱為“遣明船”。自足利義滿於1401年派出首次遣明船開始，到1547年最後一次為止，在將近一個半的世紀中，日本共派了19次。其中第1次到第8次可以認為是朝貢貿易的成立期，為幕府將軍所獨占；第9次到第17次可以稱之為發展期，以有力寺社、守護大名的經營為主；最後兩次稱為衰退期，為大內氏所壟斷。 除第一次外，其餘18次的遣明船正使都由精通漢學的五山禪僧擔任。他們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對明的朝貢任務，而且在兩國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話，與罪孽深重的倭寇形成鮮明對比。
明代時期的倭寇
在敘及室町時期的對外關係時，不能不提及倭寇問題。所謂倭寇，是指從朝鮮的高麗朝至李朝，我國的元朝至明朝，在朝鮮半島至中國沿海之間肆虐的日本海盜集團。
歷來學界通行將倭寇活動大致分為前後兩期，即14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為前期，16世紀後半為後期。作這樣的劃分，時間不是其中的主要標準，更主要是前後兩期倭寇在性質上有著很大的不同。
前期倭寇，雖然其間可能雜有極個別的非日本籍人，但絕大部分是日本人，他們一般是受其領主、大名或者地頭等的指使和組織，掠奪朝鮮半島和我國沿海地區的糧食、水手及其勞力。鑒於明太祖採取軟硬兼施的雙管齊下政策，加上之後永樂朝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較大規模的倭寇活動接近平息，但零星的騷擾和劫掠幾乎沒有中止過，給我國的東南沿海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後期倭寇無論是人員組成還是劫掠目的都與前期有所區別。“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這是學界對後期倭寇成分比較通行的說法。不過這種說法不夠全面，後期倭寇的組織者、行動的策劃者、搶劫的實施者，均以日本人為主。人數上占一定比率的中國人，一部分是沿海人民反抗當時統治階級以及統治政策而鋌而走險，大多數則是被日本倭寇強迫充當炮灰。從劫掠目的看，一般只搶大戶，或者對官吏加以報復。因而，劫掠的範圍也與前期不同，除了深入內地外，還有流劫數郡的現象。
日本的一些學者正是利用後期倭寇的特殊性，以點概面，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只用“邊民”一詞，而自始至終不提“倭寇”兩字，企圖淡化或者否認倭寇犯下的滔天罪行。而與前者相反，另一些極端主義者卻以恥為榮，對倭寇的行為用“邦人的海外發展”、“雄飛國外的通商貿易”、“旺盛的冒險心”等詞語來進行美化和粉飾，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明朝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明朝的文化主要通過兩條途徑對日本產生影響。第一是人物的交往，其中又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在永樂朝（1403-1424）以前，三三兩兩搭乘商船來中國的求法僧。他們的目的和入元僧一樣，與其說是鑽研禪學，不如說是來體驗中國叢林生活，領略中國風情，學作可與明朝人媲美的詩文。因為他們留明時間較長，所以對於中國文學以及其他各種文化的移植，極有貢獻，其中以絕海中津和汝霖良佐等人最為有名；第二種是帶著日本方面的使命而入明的僧侶，他們雖然是使臣，但其中不乏長於詩詞文藝的人物。他們儘管在明時間不長，不過一二年，但竟有在中國博得很高聲譽的人。如仲芳中正奉成祖賜命書寫“永樂通寶”錢文；桂庵玄樹每成一詩，便傳誦藝林，被稱為有盛唐之風；雪舟等楊受尚書姚公的委託為禮部院作壁畫，明帝看到後，認為是希世之寶，命他任天童山的第一座，等等；第三種就是渡日明朝人，他們大多數是學問、道德聞名遐邇的高僧，儘管留日時間短促，卻廣泛地與日本的文人特別是五山僧侶交往，為日本同行題詞、寫序、修改、講學等等，為日本的詩文、學術帶去了很多新鮮的刺激。
然而，一種文化僅靠人員流動來傳播和繼承畢竟有它的時間性和局限性。因此，作為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結晶的書籍應是最理想的傳播工具了。這就是明朝文化影響日本的第二條途徑。
首開求賜書籍之例是在1402年明使一菴一如東渡之際，日僧岐陽方秀曾請求《華嚴清涼國師大疏》、《晉水源師節錄注經者》、《演義鈔》、《科文》、《圭峰行願品記》、《原人發微錄》、《禪源詮都序》等書籍；1408（應永十五）年，日本使節回國時，曾請求明廷賜予仁孝皇后撰寫的《勸善》、《內訓》兩書各一百本；1468年，足利義政在派遣使節時，竟令瑞溪周鳳在附屬檔案上記錄了求書目錄18種；1477年，義政通過遣明使再次求賜《佛祖統紀》、《教乘法數》、《三寶感錄》、《法苑珠林》等12部典籍。當時傳入日本的書籍還有《翰墨全書》、《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武經七書》等等。
大量漢籍的輸入，給日本漢文學一種清新的刺激與興奮，對五山僧侶所撰的漢文擺脫倭臭起了較大作用。
明朝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還表現在印刷術、醫學、禮儀、美術工藝、食物等等眾多領域。
與朝鮮的關係
1392年8月，高麗的李成桂自立為王，改高麗為朝鮮，便派僧覺錘出使日本，要求日本禁倭。因此，倭寇問題的解決就成了日、朝兩國的燃眉之急。李成桂以懷柔與獎勵為基本原則，分化倭寇。
然而，這種處置方法雖然能一時緩解危機，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倭寇給朝鮮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1429年出使日本的朝鮮通信使朴瑞生在歸國報告中記載了被倭寇掠到日本後的慘景：“倭賊侵略我國，虜我人民，把他們充當為奴婢或者轉賣異國，永不得回。他們的父母兄弟悲痛欲絕，直到今天還有多少人無法報此冤仇。我們的舟每停靠一處，被虜的人就爭先恐後想逃上船來，無奈因身上堅囚枷鎖而未果。此情此景甚是悲慘。日本人多糧少，很多奴婢被賣，更有甚者拐賣人家子弟。這種現象隨處可見。”
15世紀時，對馬島主宗氏以及幕府將軍、諸大名、諸豪族等都各自遣使前往李氏朝鮮，積極促進兩國貿易。朝鮮則為了防止類似倭寇行為的再次發生而與之周鏇，但又懼怕因貿易擴大而增加財政負擔，所以對貿易加以限制。1443年日朝締結“癸亥協定”，實行“信牌制”貿易。貿易限制的結果，擬欲擴大貿易的日本與朝鮮之間便形成對立，最終引發了“三浦之亂”。暴亂之後，朝鮮態度轉為強硬，與對馬斷絕一切關係。1512年日朝簽訂“壬申條約”，日本力圖恢復往日與朝鮮貿易的規模，但朝鮮只開乃而浦一港，且不許日本人居住。自此，兩國貿易日趨衰落。
與琉球的關係
琉球從14世紀70年代開始與明朝發生主從關係，對明朝頻繁朝貢。當時九州北部的博多已成為東亞貿易的轉口站。琉球的船隻則從博多與鹿兒島的坊津等港埠，將南洋出產的香料、藥材、染料等輸往日本，然後又從日本採購刀劍、摺扇、硫磺、銅等貨物轉售南洋各地。琉球商船前往暹羅、安南、蘇門答臘、爪哇等地的貿易異常活躍。在此時期，日本商船前往琉球的也日益增多。琉球輸入的南洋產品也有經由這些日本商人轉到明朝與朝鮮出售的。
直至明朝嘉靖年代（1522-1566）中葉，因倭寇騷擾，明朝與琉球兩國關係遂疏遠，而一直與琉球保持著若即若離關係的日本，趁機與琉球密切關係，琉球與薩摩間的交通逐漸頻繁。
1588年8月，當島津義弘前往京都謁見秀吉時，秀吉曾告訴他有使琉球服屬之意。於是義弘在同年末派大慈寺僧侶龍雪前往琉球傳達秀吉旨意。這時，秀吉再次促其輸貢修職。1589年，日本又促琉球遣使赴日，否則就要出兵征討。尚寧登上琉球王位後不久，就遣使至薩摩，致書並獻方物以修和好。島津氏陪伴琉球使者謁見秀吉，秀吉大喜。後秀吉親自修書尚寧，聲言不出數年就要征討明朝，琉球也宜出兵來會。1591年，島津氏又致書尚寧，指出關白正欲征討朝鮮，命琉球務在明年二月以前，將七千五百人十個月的糧食運至坊津，然後設法將它們運至高麗。接到此書，琉球群臣憤慨激昂，一致認為應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秀吉乃致書尚寧曰：“我自卑踐膺運興，以威武定日本，六十餘州既入掌中，至遠近無不共朝賀。然爾琉球國，自擁彈丸之地，恃險遠，未聘貢，故今特告爾，我將明春先伐朝鮮，爾宜率兵來會。若不用命時，先屠乃國，玉石俱焚之。”侵略者的嘴臉暴露無遺，為日本日後吞併琉球埋下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