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刺經過
宋教仁 距宋教仁僅幾步之遠的兇手在第一槍擊中目標後，為防追捕，趕緊趴伏在地，又接連朝左、右兩個方向放了兩槍，以製造混亂與恐怖。隨著兩聲清脆而刺耳的槍聲呼嘯著在空中掠過，兇手一躍而起，箭一般地迅速逃竄。奇怪的是，往日夜班車必有警察巡邏的車站，此時卻找不到半個巡警的身影。兇手身材矮小，逃跑中在光滑的地面上摔了一跤，但他顧不得疼痛，迅速爬了起來，飛也似的朝站外狂奔而去……
傷勢
宋教仁被刺 結果
宋教仁墓 宋教仁遇刺殉難，舉國震驚，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儘快緝拿兇手，特別是黃興、 陳其美等同仁志士，更是怒髮衝冠，發誓報仇雪恨。
這一激起全國強烈反響的謀殺案究系何人所為，不僅宋教仁本人，社會各界也陷入迷惑，紛紛猜測不已。有人認為此案因黨爭而起，矛頭指向其他黨派；有人推定此乃宗社黨所為，企圖通過這種殘暴手段恢復滿清皇權統治；也有人猜測與袁世凱有關——可袁世凱剛一接到宋教仁被刺訊息，就義憤填膺地說道：“豈意眾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殺，人心險惡，法紀何在？”並大罵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當即通令全國“重懸賞格，緝 凶歸案”。
兇手在逃，真相莫明，整個案情以及隱藏在案情背後的一切，頓時變得撲朔迷離。
同為肉體之軀的生命，某些個體的存在與失去，猶如一粒塵埃的飄浮與落地，顯得極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與離世，會給某一群體、民族、國家造成巨大的震撼與深刻的影響，甚至會改變某一時段的歷史進程與發展走向。
不論兇手是誰，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對當時的第一大黨—— 國民黨來說，是一個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同時對正在急劇轉型的中國而言，則是嚴重阻礙了民主的發展進程，使得本可脫胎換骨的古老國度，失去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只有無可奈何地依舊背負著沉重的專制盔甲，蹣跚前行，離本真意義上的民主政體和法制國家愈來愈遠……
宋教仁簡介
出生於湖南 桃源縣的宋教仁，雖置身山清水秀、風景秀麗、偏遠寧靜的家鄉，但心中所嚮往的卻是外面廣闊而喧鬧的世界。宋教仁祖父曾著有宣傳反清復明思想的《腹笥草集》一書，受家庭環境影響，宋教仁自幼便有機會接觸《 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之類的反清作品，一顆復興中華的種子深埋心中並萌芽，終於長成遠大的志向與抱負。他一生追求並實踐著的社會理想，與陶淵明筆下平和而寧靜的“桃花源”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人人享有自然的天賦人權，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有平等，有自由，過著一種“怡然自樂”、幸福美好的生活。宋教仁不到五歲便入私塾，誦讀之書，無非孔孟。可他對儒家中規中矩、文質彬彬之類的說教不感興趣，而專心於時事、軍事、地理等方面的著述。1899年，17歲的宋教仁進入桃源 漳江書院就讀，除繼續研習四書五經外，還接觸了數學、地理等新科目。他特別愛好兵、刑、名、法等其他諸家學說，“尤酷好歷史輿地，許氏說文及古今政治諸書”，對天下山川形勢，了如指掌。心懷大志、滿腔激情的他，常與同學縱談國家大事，每至動情之處，話語便如江河般傾瀉而下、滔滔不絕。為此，大家便以“狂生”名之，一般同學擔心受到牽連，不敢與他走得太近。可宋教仁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常與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約，遨遊聚會，飲酒賦詩，高談闊論。
如果說四年漳江書院學習生活期間，宋教仁的反清革命思想尚屬自發的感性認識階段，那么當他於1903年春以優異成績進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堂，接觸到大批革命志士與先進思想，特別是結識黃興之後，更是眼界大開，見識大增。此時的宋教仁，其反清救亡思想已上升到自覺的理性階段，開始積極投身於革命實踐活動之中。
1904年末，因策劃發動推翻清廷的湘鄂起義失敗，宋教仁不得不逃亡日本。留學東京期間，他對日本仿效西方經過明治維新施行君主立憲制後的迅速崛起感觸特別深刻。隨著視野的開闊、研究的深入與認識的提高，宋教仁一方面繼續民族主義的抗清鬥爭，另一方面則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改造並取代中國封建專制政體為目標奮鬥不已。在日期間，他因出色的組織才能與精湛的理論修養，深得留日同學讚許，被認為是“非徒有破壞力且有建設力”。排滿反清是“破”，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體是“立”。不破不立，打碎與毀滅不是目的，只是過程與手段，關鍵在於構建一種先進的秩序，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宋教仁努力追求的目標沒變，胸懷與認識卻在不斷變化、提升與超越。活躍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宋教仁，既是運籌帷幄、折衝尊俎的革命家與組織家，同時也是一名宣傳民主、推行憲政的理論家與政治家。
1905年1月，宋教仁作為主要發起人，成立了“二十世紀支那社”，並以研究學術為名，創辦了《 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號召所有留日學生打破省區界限，實現廣泛的團結與聯合，為“樹二十世紀新支那之旗於支那”而奮鬥。不久孫中山抵達日本，與黃興就興中會與華興會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之事進行協商，宋教仁被推舉為同盟會章程起草人。 1905年8月20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為法務部檢事；同年11月26日，《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改組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
自 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始，宋教仁的聲望便不斷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當時實是國父的左右手，黨中有名的健將”。
由於認識、性格、觀念等各方面的差異，加之反清起義多次失敗，同盟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相互之間產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與分歧。對宋教仁來說，主要是思想見解與孫中山有著一定的出入。鑒於同盟會傾全力在南方邊遠地區發動起義慘遭失敗的事實，宋教仁痛定思痛，不斷反思，於1910年提出了調整、變更反清計畫的建議，這便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一舉占領北京，號令天下；中策是設立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長江流域各省同時舉事，然後北伐；下策即在雲南、兩廣、東北等地起義，占據邊遠地區，再圖發展。下策屢次損兵折將事業無成，上策難度最大一時無從下手，唯有中策最為切實可行。為此，他提議道：“發難宜居中，不宜偏僻；戰期宜縮短，不宜延長；戰區宜縮小，不宜擴大。”譚人鳳、陳其美等同盟會主要領導及多數會員紛紛支持這一倡議，1911年7月，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宋教仁當選為總務幹事，分掌文事部。
宋教仁及時調整起義方略，為推翻清朝統治帶來了新的轉機。時值四川保路運動進入高潮，他抓住這一有利機會，迅速派遣同盟會中部總會要員前往長江流域八省設立分會，各分會皆受上海總部指揮，以連成一氣，協同發展。
“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長江流域八省各分會機關相繼成立，在籌劃具體行動方案時，宋教仁將武漢列為重中之重。他的目光，放在了早有革命思想的新軍身上，促請譚人鳳前往武昌，力勸共進會、文學社兩派合併，相輔而行，伺機發動武裝起義。
事實證明，正是同盟會中部及各地分會的成立與推進，才促成了武昌首義的爆發與長江流域各省的迅速回響，然後波及全國各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後勝利。
與孫中山關係
宋教仁 沒有及時趕往武漢，宋教仁追悔莫及，引為終生遺憾。 譚人鳳也因此而將一些始料不及的禍事怪罪於他：“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宋教仁字）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
譚人鳳之言雖有誇大其辭之嫌，但武昌首義爆發之時，倘若宋教仁在場，就不會有 黎元洪極不情願之“出山”，倒也是實情。此後，宋教仁為將黎元洪拉下“馬”來，簡直費盡心機，但也沒有成功。比如他組織各省留滬代表舉行會議，推舉黃興為大元帥，負責籌組臨時政府，就是擔心武昌成為中央政府，黎元洪成為政府首腦，於同盟會不利，才不得不如此而為，結果這遭到了湖北集團以及在武漢的各省都督府代表的強烈反對，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在扮演一幕滑稽戲。武昌起義後兩個半月里，也沒能產生一個全國性的中心機構，給清政府以許多可乘之機，究其主因，當與同盟會不信任湖北軍政府，擔心黎元洪坐大密不可分。
其實，在起義爆發不到半月里，宋教仁就匆匆趕到了武昌。只是機會稍縱即逝，一旦錯過便永不再來，好些事情也無法挽回。歷史老人有時大方得不著邊際，有時又吝嗇得不近情理。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與黃興一同抵達武漢。此時清軍逼近，漢口危在旦夕，黃興一心所系是打退清兵，先立戰功，再作其他打算；而宋教仁的著眼點則在“立”，他力主組織中央臨時軍政府，以取得交戰團的合法地位。一番努力沒有成功，宋教仁便轉向以建設新國家為宗旨的立法活動，以其精湛的法學知識及長期充分的積累準備，在短短的時間之內起草了《中華民國 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
從《鄂州約法》的草創，到此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定，以及民國初期國會的運作，宋教仁都是中心人物，貫穿其中的，便是一個大寫的“立”字——創立、樹立與建立。
同盟會核心領導成員中，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分歧。黃興總是以其豁達的胸懷，不計前嫌，彌合裂痕，與孫中山儘可能地在思想上完全認同，行動上步調一致；而宋教仁卻怎么也做不到，他也想毫無保留地聽命於孫中山，可其內心深處卻有另一個聲音在拚命地阻止他。辛亥革命前，他們的分歧在於發動反清起義的具體地點，孫中山一直著眼於邊遠地區，宋教仁則留意於中部長江流域。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國建設迫在眉睫，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歐洲回國，立即討論組織臨時政府問題，他主張採取美國式的總統負責制，而宋教仁則主張法國式的內閣負責制。孫中山認為：“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這一看法有著十分充足的理由，專制政體剛剛推翻，人們已經習慣了幾千年高高在上的皇權統治，皇帝垮台，而總統又形同虛設，國家一時間極有可能陷入混亂不堪的境地。其實，宋教仁此前也贊成總統制，現在之所以反對總統制、極力主張推行法國式內閣負責制，主要是因人而設，從防範袁世凱的角度出發。南京臨時政府就要成立了，孫中山即將當選臨時大總統，但這一切都得附加“臨時”二字。早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南北議和代表談判，訂立草約五條，其中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為大總統”；據傳黃興也在一封電文中說“袁能令中國為完全民國，決舉為大統領”；而民眾渴求和平，以為推翻清政府後，只要戰亂平息，漢人中誰當總統都是一樣。眼見袁世凱即將坐收漁人之利，對他素無好感的宋教仁決計早為制約之計：“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宋教仁的真實意圖不便明說，所以他的提議無人理解回響。另外，因責任內閣制設立總理，宋教仁遭到其他黨人反對不說，還被誤解為爭權奪利，想當總理。
誤解也好，反對也罷，宋教仁仍拼全力爭取。經過多次反覆磋商，他終於說服了孫中山，決定採取內閣制，孫中山就任總統，黃興出任國務總理。
臨時更改政體模式，宋教仁不得不對取總統制的《鄂州約法》與《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的相關條款進行修改。《鄂州約法》已成過去，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則為即將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處理政務的依據，修改須徵得各省代表同意。為此，宋教仁宴請各省代表，發表演說，陳述修改理由，然而應者寥寥。加之宋教仁想當總理的謠言愈傳愈盛，《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後雖作了一定修改，但只承認增加副總統、國務員的位置，責任內閣制並未出現。
1912年1月1日，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共和模式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標誌著兩千多年封建君主專制政體在中華大地的結束——至少是形式上的最後終結。
1月13日，宋教仁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受孫中山委託起草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宋教仁力主責任內閣制，規定臨時大總統公布法律及政令，須經內閣 附署，明確限制總統權力。不久，又以《鄂州約法》、《臨時政府組織法》為基礎，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月11日，由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正式公布。
表面看來，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可以有效地控制他所認為的“其人不學無術，其品更惡劣可鄙”的袁世凱，但其內里隱藏著一個難以克服的誤區與罅漏：內閣之權如何得到社會力量的保障？如果手握軍權的袁世凱乾脆將其一腳踢開，以武力解散內閣，看似設計完美的民主政體，又將走向何方？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旦確立，革命黨人無不以為中國民主建設大功告成。
孫中山表示卸任後將致力於中國的鐵路實業建設，黃興常對人言“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兩人皆不再汲汲於功名權力之爭。1912年9月16日，孫中山、黃興又與袁世凱協商，就民主共和政體的許多關鍵性問題，如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國會與政黨的地位、軍隊國家化等方面達成一致意見，制定了八項《政治綱領》。袁世凱表現出的開明通達，令一直有著防範心理的孫中山與黃興相當滿意。該做的似乎都做了，於是，他們也就放心樂意地將國事完全交給了袁世凱。然後，孫中山開辦了一家鐵路總公司，準備實現他花十年時間修20萬里鐵路的諾言；黃興則辭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權，解甲歸田。
同盟會主要領導人物中，唯有宋教仁還在為政治、為國事呼號奔走，以達“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之理想。責任內閣制的核心在議會政治，而議會政治的重心在於政黨制衡，因此宋教仁將組織政黨視為民主共和的頭等大事。原來的同盟會屬秘密武裝暴動的革命會黨，帶有一定的草莽氣息。宋教仁決心“毀黨造黨”，以同盟會為基礎，將其改組為一個帶有建設性質的議會型政黨——從暗處走到陽光之下，“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治之地位”。
早在1901年，清廷迫於各種壓力，曾推行立憲新政，並頒發了一道開放黨禁的諭旨，為立憲黨人的公開活動提供了政策保證。君主立憲制下的政黨，自然不同於中國古代的所謂朋黨。國人對歷史上那些土生土長的黨派、幫派並無好感，常以“朋比為奸”、“結黨營私”以蔽之；而對西方民主體制中政黨的認識，也是通過與朋黨的比 較逐漸形成：“政黨者，以國家之目的而結合也；朋黨也，以個人之目的而結合者也。”
有了清末十年開放黨禁的立憲基礎，辛亥革命成功後的民國初年，在實現西方民主政治的刺激與促進下，出現了一股組黨、建黨高潮。一時間政黨林立，派系紛呈，活動頻繁，正如時人所述：“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為數幾至近百。”據有關資料統計，在1911年武昌首義至1914年國會解散的四年時間裡，全國公開活動的各種會黨多達682個，其中從事政治活動的黨派為312個。除同盟會外，當時主要的議會型政黨還有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自由黨、 統一共和黨、中華社會黨、 中華進步黨等。
面對黨派過多、混亂紛立的局面，宋教仁認為這並不利於“和平競爭”，只有組成“強大真正之政黨”，造成兩大黨對峙局面，才“合於共和立憲國原則”。於是宋教仁決心建立一個在議會中占優勢的政黨，控制多數席位，將實權攬在手中，以制衡他從來就沒有信任過而且將責任內閣制曲解為總統集權制的袁世凱。在他積極而艱苦的努力下，終於促成了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 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的聯合，將他們整合為一個新黨——國民黨。
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會議，正式宣告成立，孫中山到會發表演講：“全五大政黨為一國民黨，勢力甚為偉大，以之促進民國政治之進行，當有莫大之效果。”9月3日，孫中山被推選為國民黨理事長，此時的他，雖不能說完全厭 倦政治，但至少是對政治不感興趣了。因此，他堅決辭去國民黨理事長一職，委託宋教仁代理，“而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築”。
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的興趣與著眼點，全在實際政治。作為國民黨的實際黨魁，他在武漢的一次演講中曾慷慨激昂地說道：“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 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在奮鬥方式的選擇上，宋教仁將選舉視為一劑靈丹妙藥：“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注於選舉運動。選舉的競爭是公開的……”
其實，約法也好，選舉也罷，都是信奉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革命黨人所制訂的一廂情願的“遊戲規則”。它們在世故圓滑的袁世凱眼裡，都是一些可有可無的虛幻之物。高興了，就拿這些規則往自己臉上“貼金”；不高興了，便置之不理。
我們審視當年的民主改革進程，只要稍稍抱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就覺得體制“因人而宜”的臨時更改，顯得相當草率，做得極不嚴肅。制度應該是對事不對人，不能說對孫中山就可以放心大膽地採用總統負責制，而對袁世凱就要約束架空。對此，袁世凱早就窩了一肚子火。後在執政過程中，袁世凱每發一議、每出一令都要經過內閣審議、議員附署，這使他感到處處掣肘、極為不滿。因此，儘管內閣總理唐紹儀與袁世凱有過“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也是袁世凱當初認可的最佳人選，結果兩人很快反目為仇。唐紹儀被迫出走天津，鏇即正式辭職，第一任內閣僅三個月便在袁世凱的強力壓制下垮台。
宋教仁組建國民黨，主張 政黨內閣，矛頭直指袁世凱，袁世凱也是洞若觀火。在與楊度的一次談話中，袁世凱說無論孫中山，還是黃興都好對付，“頂難駕馭的，只有一個宋教仁……以暴動手段，來搶奪政權，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來爭取政權，卻厲害多了”。為擺脫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凱使出了慣用的撒手鐧——收買。他先是許願，要讓宋教仁當總理，孰料“不戀權位，只重政見”的宋教仁堅辭不就。當然，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並非不願任職，只是總理之位，必須通過堂堂正正的競爭選舉，組成純粹的政黨內閣，名正言順地得之。封官許願不成，袁世凱又施以物質金錢腐蝕，特地召見宋教仁，贈送價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後又托人贈以高達50萬元可隨意支取的存摺一份。對此，宋教仁表現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
收買不成，宋教仁在袁世凱眼裡便成了專與他過不去的政敵、異己與障礙。譚人鳳曾言：“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推宋教仁。”
1912年10月15日，宋教仁離京南下，回鄉省親。雖置身於陶淵明筆下那寧靜澄澈的境地，而外部世界的喧囂，卻不時攪擾、打亂他的心緒。於是，他不得不告別故鄉，順江而下，在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大本營”——長江中下游各地發表演講，抨擊時政，宣傳政見。每到一處，都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颳起了一股凌厲的“宋教仁鏇風”。
正在這時，國會議員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初選告捷。如果不考慮跨黨因素，國民黨取得了參眾兩院總議席870席中的392席，得票率高達45%，而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等三大黨的參眾兩院席位相加，也不及國民黨議席的三分之二。
宋教仁得知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屬於第一次真正的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不由得欣喜異常地說道：“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躊躇滿志的他，不禁躍躍欲試，準備籌劃組織第一屆責任內閣，並考慮安排有關職位人選了。
緝兇
一聲沉悶的槍響，一顆罪惡的子彈，不僅中斷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斷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有希望納入世界民主規範與軌道的進程，打碎了無數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夢想。無論出於何種目的，社會各方都希望儘快偵破宋教仁被刺一案。案件發生時，孫中山正在日本訪問，他聞訊後當即發出急電，“望黨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謀昭雪”；黃興與陳其美各方聯絡，致函上海公共租界總巡卜羅斯，懸賞萬元緝拿兇手；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 閎通電全省各地官吏，協拿兇手，限期破案；滬寧鐵路局認為兇案發生在火車站內，有損路局聲譽，也主動拿出5000元賞金緝兇……
隨著偵破工作的有力開展，原本撲朔迷離的案情真相，如剝筍般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身材矮壯、滿臉橫肉的兇手——原清軍武官、山西人武士英被抓。可他並不認識宋教仁，也不知道所殺何人，只是流落上海生活無著，為了1000元大洋賞金，按他人提供的照片，如此製造了震驚天下的“宋案”。一番審訊之後，武士英很快就供出了主使人——江蘇駐滬巡查長、中華共進會會長應桂馨。應桂馨曾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庶務科長，孫中山發現他品性不佳，為人奸詐陰險、驕橫跋扈，將其撤職。此後，應桂馨便來到上海謀職。上海租界巡捕房緊急搜查了位於法國租界的應桂馨住宅，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一位名叫 周南陔的警探靈機一動，以計謀騙得應桂馨一名小妾的信任，從一個藏在牆角洞穴中的小箱內，獲得大量極其重要的信件與電報。令人吃驚的是，這些電報、信件竟與北京政府有關，牽涉到國務總理趙秉鈞、國務秘書洪述祖——此二人乃袁世凱心腹。事關中國政局，緝查此案的巡捕房不得不慎之又慎。但無可更移的確鑿證據足以證明宋案確與國務院相連，且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也有推脫不掉的責任與無法洗清的嫌疑。
訊息傳出，舉國譁然。孫中山再也無法安心開辦實業修造鐵路了，宋教仁遇刺，憑直感，他覺得此案與袁世凱有關，於是他馬上結束日本訪問行程提前回國。3月25日他抵達上海，當天召開國民黨高層幹部會議，認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宋教仁遇刺時，黃興正在現場，當時一氣之下，就想以同樣方式予以還擊，用暗殺手段對付袁世凱。後來冷靜下來，覺得已是民國時期，國家進入法治時代，不能輕易動用武力，應按法律程式解決。4月16日、17日，應桂馨、武士英兩犯由租界引渡到中國上海司法當局，所有與案情有關的證據全部移交。在黃興、陳其美等人堅持下，上海地方法庭決定於1913年4月25日公開審理宋案。
然而，就在開庭審理前一天，兇手武士英竟在嚴密的監護下中毒身亡。兇手目的昭彰，顯系殺人滅口，以掩蓋真相，干擾司法。本已明朗的案情急轉直下，再次陷入迷霧與僵局之中。4月25日夜，程德全、應德閎將宋案案情偵查情況及相關證據通電公布。《民立報》、《 國風報》、《 國光新聞》等全國報紙聞風而動，紛紛發表文章，稱北京政府為“萬惡之政府”，抨擊“政府殺人，政府暗殺人”。一時間，全國各地因 刺宋案激發，變得動盪不安。
對於如何妥善處理和解決 刺宋一案，國民黨內部分歧很大，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此時的孫中山，可謂完全看清了袁世凱集權獨裁的真實面目，認為靠法律無濟於事，只有迅速組織軍隊，通過武力奪取政權，才能解決根本問題，他說：“若有兩師軍隊，我當親率北上問罪。”而以黃興為首的大多數國民黨人則認為，一旦開戰，列強就會乘虛直入再次瓜分中國，況且國民黨與袁世凱的北洋軍隊相比，實力遠遠不及。會議一次次地召開，雙方認識不同，各執一端，也就無法制定具體而有力的應對措施。
直接兇手 武士英已死，供出的幕後主使人應桂馨萬般抵賴，與 應桂馨電函往來的洪述祖逃入青島租界，一時間又找不到趙秉鈞授意暗殺的充分證據，刺宋一案極有可能不了了之。
事件影響
宋教仁遇刺 事實也正是如此，洪述祖在青島發了一個通電，說與應桂馨的聯繫，是假借中央名義，只想毀壞宋教仁名譽，並無謀殺之意。趙秉鈞便以洪述祖通電為據，將宋案推得一乾二淨，對上海地方檢察廳組織的特別法庭的傳訊，更是置之不理。不久，就連關押在上海監獄的應桂馨也被人劫獄救出，躲入了青島租界。
法律無法解決，唯有動武了。
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似乎早就作好了動武準備，他一生所崇奉的一是貪詐，二是武力，貪詐不能解決的，便用武力。宋教仁倒下了，並不等於國民黨的瓦解與臣服，他知道孫中山、黃興等人一定不會善罷甘休。戰事必不可免，同時他也想乘此機會，一舉征服國民黨控制的南方各省，一勞永逸。4月26日，即宋案證據通電宣布的第二天，袁世凱不惜以五厘高息，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磅的巨額借款契約，作為其動兵及賄買各方的備用資金。
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中，孫中山、李烈鈞始終堅持興兵討袁，或反對、或游移的黃興等人在袁世凱的步步緊逼下，觀點不斷改變，態度也在動搖，但意見最後仍未達成一致。直到袁世凱調兵遣將、軍事部署完畢，撕破臉皮向國民黨人發出通牒，並在6月份罷免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後，國民黨內部才達成一致，於倉促間發動了“二次革命”。
因宋案引發的“二次革命”失敗不到一月，1913年10月6日，國會選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以參與“構亂”為由下令解散國民黨。而在兩年之前，他還視政黨政治為救國良方，清廷請他出山鎮壓武昌起義，他提出六項措施作為條件，其中一項就是解除黨禁，可他一旦當選民國大總統，就出爾反爾、倒行逆施了。此後，袁世凱更是偏離民主建設軌道，在專制復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14年1月10日，強令解散國會；1914年5月，宣布廢除《臨時約法》；1915年12月12日，下令恢復帝制，改元洪憲，上演了一出稱帝鬧劇……
宋教仁被刺一案既促成了袁世凱的迅速垮台，也造成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倒退以及反動勢力的猖獗。毫不誇張地說，宋案乃中國近代一大轉折，標誌著17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廣為採用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在中國的破產，象徵著近代中國與世界民主潮流接軌的努力歸於失敗。
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凱陰謀策劃刺宋的說法幾成定論。但此說存在不少疑點，從巨觀政治形勢上看，袁世凱未必願意刺殺宋教仁；根據具體證據，刺宋是會黨頭目應夔丞主動提出並策劃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動，袁世凱、趙秉鈞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參與推翻清朝的各派勢力在民初成為分享政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彼此雖有矛盾，但並不會輕率冒險決裂，惟獨會黨由於自身素質的局限，被排斥於權力格局之外，心懷不滿並積極尋找出路，其行為方式又帶有濃厚的暴力色彩，成為民初社會中的破壞性因素。會黨力量有限，常常依附於其他勢力，這樣其暴力活動在各勢力間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終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規模內戰的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