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溎

待熬到抗日戰爭勝利，68歲的孫家溎撒手西歸，“蝸寄廬”的藏書又由大兒子孫定觀來繼承。 1981年初冬，我在“蝸寄廬”的樓下明軒，又一次拜訪了孫定觀先生。 1985年，孫定觀先生82歲逝世，他最後的遺容十分安詳，因為，“蝸寄廬”的藏書有了最可靠的歸宿！

孫家溎（1879—1945），生於清光緒五年，字翔熊。其祖原籍慈谿龍南，原是三國孫權之後，清代中期遷入寧波城內“道署後”，即原中山公園。清代晚期，在上海經商的孫家溎父親一支，遷居鎮明路三支街，後來孫家溎又遷居於“天封寺前”，在此修繕居舍，籌建書樓，即今天封塔南的塔前街（塔影巷），原有樓房近800平方米，至今尚存二層樓三合院近400平方米，四周有高牆圍護，樓前有60餘平方米的明堂，用作養花種草。
《蝸寄廬》，創業維艱的第一代
蝸寄廬，喻為狹小如蝸牛殼的屋子。據《辭海》解析，三國時代的文士焦先和楊沛建造圓形的屋舍，稱為“蝸廬”。此後的文人們也自稱簡陋的居處為“蝸廬”，宋代陸游的“蝸廬”詩中有“蝸廬四壁空，也過百年中。”之句。
寧波“蝸寄廬”的第一代孫家溎，就是借這段典故，來稱呼自己的居舍，並以“蝸廬主人”為號。
孫家溎（1879—1945），生於清光緒五年，字翔熊。其祖原籍慈谿龍南，原是三國孫權之後，清代中期遷入寧波城內“道署後”，即原中山公園。清代晚期，在上海經商的孫家溎父親一支，遷居鎮明路三支街，後來孫家溎又遷居於“天封寺前”，在此修繕居舍，籌建書樓，即今天封塔南的塔前街（塔影巷），原有樓房近800平方米，至今尚存二層樓三合院近400平方米，四周有高牆圍護，樓前有60餘平方米的明堂，用作養花種草。
孫家溎是我國的末代秀才，曾在上海當過小職員。他生性好學，關心文獻，省吃儉用購藏書籍而不惜家財，將樓上的臥室大部分闢為藏書專用，額曰“蝸寄廬”。特別在20世紀初期的兵荒馬亂之中，孫家溎先生竭盡全力搶救收藏行將滅絕的善本，甚至包括寧波“天一閣”、盧氏“抱經樓”、徐氏“煙嶼樓”散失於民間的珍本，其中著名的有元刻《隋書》、《范文正公全集》，明刻本《蔡中郎集》、明抄本《聖宋名賢四六叢珠》等，約有447部，共約二萬卷，其中珍貴的善本占一半。此外，如不能購到的，動手抄錄。
對於“蝸寄廬”之藏書，民國《鄞縣通志》有記載：“專講版刻，初收藝術小品，漸及四部，遇有精本則以前蓄新媵以銀幣易而得之，故其所藏版本精美，而數量不多。嘗出百金兌初印本《庚子消廈記》二冊。書友以其能出高價也，於是故家散出之書，莫不先往孫氏家。”
由此可見，“蝸寄廬”之每一本古籍，是一位並不富裕的小職員，嘔心瀝血鑄成，而在這個多災多難的年月，妥善保護也備嘗艱辛。
古人藏書，或損於蟲蛀霉蝕，或傷於盜賊兵火，孫家溎每年都要在高牆院內數次翻曬整理，又不敢貿然向外借閱，以防“露白”，但卻更有一些識貨書商，千方百計打藏書之主意，但終於被累次拒於門外。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年代，寧波城被日本人占領，為保古籍之安全，年過六旬的孫家溎與大兒子一起偷偷僱船，將藏書一批一批運到鄞縣山區。有一次兩麻袋書落水，父子倆好不容易撈起，翻曬一頁頁的濕書。當時又有國民黨軍隊殘部發現了藏書，竟要把古書燒掉，雖既送錢又求情，不幸四麻袋書已經半焦，孫家溎為此悲痛不已。
待熬到抗日戰爭勝利，68歲的孫家溎撒手西歸，“蝸寄廬”的藏書又由大兒子孫定觀來繼承。
“蝸寄廬”的幸運歸宿
“蝸廬主人”孫家溎的三個兒子中，孫定觀為老大，生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次子孫傳豪攻學理工科，長期離家在外，68歲就過世。老三孫傳哲，生於1915年，比大哥小12年，由於在上海就業，因此藏書都由一直居守在“蝸寄廬”舊宅的孫定觀來繼承。
新中國成立以後，珍藏在鄉下的古籍，因數年顛沛，有的霉蛀、脫頁、有的破損、殘缺，子繼父業的孫定觀，也嗜書如命，他一次又一次將古書從鄉下運返城內，當時已擔任寧波財政學校教師的孫定觀先生一有空隙，就埋頭於書樓，不嫌其煩地把古籍一頁又一頁修補、校抄、整理、重訂，他又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寧波歷屆政協委員，曾被聘為寧波天一閣、文物商店、工藝美術研究所顧問。1963年，他退休以後，更抓緊時間整理古籍，甚至夜以繼日，廢寢忘食。
1964年，孫定觀先生逐步將整理好的藏書低價出讓或捐贈天一閣。1966年文化革命浪潮襲來，為防止古籍損失，孫定觀先生又及時將一批古籍和字畫捐贈給天一閣。
至今，我們在天一閣的千晉齋陳列室，可看到孫定觀先生於1979年10月15日親筆書寫的《孫氏蝸寄廬捐贈圖書文物記》，記錄了該批捐獻的古籍538種、954部，即5287卷，共1670冊及字畫86件。與此前捐贈的古籍，總計達14947卷，成為天一閣30萬卷藏寶之組成部分。
1981年初冬，我在“蝸寄廬”的樓下明軒，又一次拜訪了孫定觀先生。當時陽光從窗扉中透入，暖意濃濃。78歲的孫定觀先生興奮地拿出了不久前由政府部門頒發的捐贈表彰證書，他說：“這幢“蝸寄廬”，一百多年了，我與先父二輩，苦心收集的藏書，終於有了永久性的歸宿，實現了先父的遺願。”
孫定觀先生當時還感慨地說：“我國雖是文明之邦，但舊時代的藏書歷盡坎坷。明代豐坊的‘萬卷樓’，一喪於竊，再毀於火；桂井陸氏、天一閣范氏，國難家危之時，書亦四散；明董書登、清全祖望等，都是前車之鑑……。”
1985年，孫定觀先生82歲逝世，他最後的遺容十分安詳，因為，“蝸寄廬”的藏書有了最可靠的歸宿！
“蝸寄廬”孕育的當代郵票大師
1915年，兵荒馬亂、災難深重的年代。孫家溎的第三子，孫傳哲誕生在“蝸寄廬”。
由於孫家溎先生不僅收藏古書典籍，又長於書道畫理，豐富的古籍書畫，可供他的三兒子孫傳哲臨摩習畫，故孫傳哲在國小和在寧波中學讀書時，美術繪畫已經出名。中學畢業，孫傳哲以優異成績考上上海美專西洋畫系，後又繼續到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深造，成為徐悲鴻、潘玉良、劉海粟等大師的嫡傳弟子之一。1935年，21歲的孫傳哲在“蝸寄廬”舉行婚禮，爾後與妻子同到上海，在一家俄國人開設的廣告公司畫了十年廣告，他又以優異出眾的繪畫水平，在應考的數百名美術人才中，被錄取在上海郵政局，專司郵票設計。不久，人民解放軍進城，孫傳哲參加了歡迎人民解放軍入城行列，此年，設計了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二周年紀念郵票。他已從上海奉調到北京國家郵電部，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郵票設計師，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第一套紀念郵票、第一套航空郵票、第一套欠資郵票，第一套人民幣都出於他的手。1960年孫傳哲為設計一套“金魚”，特地拜訪生物學家童弟周教授，童弟周教授讚不絕口：“真是太美了，畫活了！”此後，在設計黃山風景時，專程登山數十天。設計月季花時，行程萬里，尋覓名種，六易其稿。
孫傳哲說過：“郵票雖小，卻是國家的名片。”由於舊時代的艱苦藝術生涯，紮實的中西繪畫功底，孫傳哲鍾情於自己從事的“方寸天地”，使新中國的郵票熠熠生輝，享譽於全世界。40多年以來，孫傳哲參予設計的郵票多達150餘套。其中“金魚”、“黃山”、“梅蘭芳”、“台灣風光”、“紫貂”、“蘇州園林”等，令人愛不釋手。他成為世界上產量最高的郵票設計大師，又是1980年評比的全國最佳郵票的主要設計者。1981年，當時已66歲的孫傳哲仍未離開他的設計室，他應邀參加世界郵票博覽會，被授於卓越貢獻的榮譽證書，翌年，他曾回故鄉看望孕育過他的“蝸寄廬”舊宅。
1982年，有一位寧波同鄉慕名到北京去看望他時，孫傳哲先生仍然鄉音未改，用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說：“去年，我剛回寧波去過，我的老家在天封塔下面，有個塔前街，我就生在那裡，現在我的大哥還住在那裡，今年已經80歲了。”
1985年，孫傳哲應聯合國國際和平大會之邀設計宣傳畫，成為我國唯一的聯合國特邀郵票設計大師。1986年，孫傳哲先生才正式退休，該年曾攜帶他設計的郵票手稿在寧波青少年宮展出。回北京後，孫傳哲孜孜不倦於晚年的貢獻，指導青年接班人的郵票設計、參予許多社會活動。但不幸的是1995年4月3日，孫先生孤身回家途中，擠乘公共汽車，不幸跌倒，頭部落地，就匆匆地離開世間，享年80歲！
孫傳哲先生曾以“40年魂牽方寸，心繫郵苑，一生無憾”作自勉，但他的不幸去世，卻真使人遺憾。在1997年春季的嘉德國際拍賣會上，孫傳哲設計的藍軍郵票以39.6萬美元成交；1997年4月25日，浙江諸暨市成立了“孫傳哲郵票藝術集郵文化研究會”；1999年9月13日，寧波市文化局發文，孫傳哲故居“蝸寄廬”列入文物保護的名人故居。可否以為這就是社會對這位默默地奉獻於“方寸”的孫傳哲先生的回報。
在塔前街“蝸寄廬”內出生的，還有孫定觀先生的6位兒子、2位女兒，其中有美國的醫學博士、台灣的高級科技人員、馬鞍山鋼廠的總工程師、中國駐美國紐約總領事館領事、桐盧中學教師、上海工學院講師、杭州土產公司會計師等。今年73歲的孫詩樂先生，退休之前任職寧波動力機廠高級工程師，是“蝸寄廬”的承管者。1988年，孫詩樂先生又一次將“蝸寄廬”殘存的十餘大箱書捐獻給寧波大學文學中心、古文化研究中心。
當孫詩樂先生獲悉“蝸寄廬”已作為市級文物保護的“名人故居”訊息時，他表示，要將先人留下的遺物無償奉獻，讓孫家的海內外後代們，有機會來看看上一輩的業跡。
“蝸寄廬”的三代人曾為中國地方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護，作出過無私的奉獻，平凡而並不寬敞的“蝸寄廬”，曾孕育過當代郵票設計大師，“蝸寄廬”是中華文化的一束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