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歷
孔文升:字退之,譜名思退。自號山竹。元曲家。自元至元乙丑年(1265年)生於浙江平陽,宋朝德祜末隨父由浙江遷居金陵。少年參加科考一舉成為金陵少年郡庠,傳為美談。1292年父亡後舉家遷居溧陽,逐為溧陽人。出仕在1294年元甲午春也,先為建康書吏,後調江西富州幕官(元大德年間)。1308年後再調太平路教授,元延佑年(1318年)以將仕郎出任嘉興路知事,泰定三年(1326年)以承事郎任建康上元縣尹。致仕後定居溧陽福賢鄉(今溧陽後六土樓下),卒於元至正辛卯年(1351年)終年八十七歲。後葬於城西舉福鄉,西吳山之棲梧原。(如今溧城鎮上閣樓村西鐵山南坡)。
有“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寧存書種,無苟富貴”藏書印。著有《孔文升散曲選》子 孔齊,字克濟、號行素,著有《至正直記》:“吾家自先人寓溧陽,分沈氏居之半,以為別業,多蓄萬卷,平昔愛獲尤謹,雖子孫未嘗輕易檢閱,必告於先人,得所請,乃可置於外館。”可見其藏書多深藏閣中,不輕易借閱。後來其藏書被家中婢女用於剪鞋樣、禙鞋幫,甚為憾事。
少年郡庠
文升公出生於書香門第,官宦之家。其祖父貴敬是南宋寶慶二年進士(公元1227年)為仙源縣令。其父潼孫字宗善,世居浙江平陽,宋德祜末為建康路教授,因舉家金陵。公從小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加上天資聰明,所以少小就能詩文,尤其善於攻對,加上名師的點拔。(因公小從師戴表元,此人為元代文學家,慶元奉化人,南宋末年中進士,先為建康路教授,以兵亂歸剡。元大德八年61歲時被人推薦為信州教授,再調往婺州,後因病辭職。)所以小少年紀參加科考一舉成名,傳為佳話,成了金陵少年郡庠。時人都大加讚賞,都說了不起,小小年紀文章詩句就如此了得,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文升公少年時投在戴表元門下,得以戴的精心引導和指教,才智非凡,常常表現出卓越才學。如在金陵隨戴表元游,表元每因出遊都以方言俗語作題,令諸生破。一日命破“樓”,公不假思索就說:“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餘”。表元大喜。一日又說:“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裡飢,打火又無米”。而公總有絕句對之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又如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葡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閉在繡幃下。”公對之曰:“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又如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鏝,我苦何曾管了,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容教奴伴”。公破曰:“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彩,人強欲,以樂人之樂”。正是有了這樣的訓練與培養,使公的才智得到了盡性的發揮,使公獲取了廣博的才知,加上公自身的勤奮努力,以致後來成為一代元曲名家。
移居溧陽
文升由於公生活在一個社會動盪時期,也是一個新舊政權交替時期。在公定居南京,發奮讀書,以走科舉從仕,想以博大的才知來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上能報效君主,下能恩澤民眾。同時也是完成對父`師之孝。但世事多變,此時北方強盛的蒙古大軍正開始大舉南侵,到公元1276年南宋滅亡,代之的元朝一統了中國。蒙古政權是建立在弓`箭`馬背之上的,重視的是武術,對公這樣飽學詩書的文人是得不到重用的,公雖有濟世行道的偉大抱負,但卻報國無門。加上科舉被廢(元朝是歷史上廢舉達80年之久,直到公元1313年才得以恢復,那時公也是知天命之年了)公一心想以科舉從仕的道路被阻。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禍不單行。正在公為前程感到渺茫之際,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到了公的頭上。其父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2年)赴大都任時,突然發病,卒於臨清驛站。當時公兄弟四人都尚年幼,雖然公已成人成了家,但由於一直沒有出仕,所以生活無著落,原先一家人僅靠父親的奉祿生活,而如今突然家中的頂樑柱倒了,這怎么辦?這是何等的打擊。一時間貧困`無助,想把父親的欞柩運回浙江老家,但卻難以辦到。一是經濟的拮据。二是當時社會的動盪,沿途的兵阻。在萬般無奈下只能遷往溧陽。因公當時已被溧陽沈氏招贅為婿,(元代有一風俗,富家女都不外嫁,生怕自已女兒在外受苦,因而選擇招婿)所以只得舉家遷居溧陽,就外氏而居。這段歷史無論是縣誌還是家譜上都有明確的記載。“孔潼孫,字宗善,號約齋,居浙江平陽。宋德祜末為建康路教授,當時元兵渡江,道路梗阻,不得南歸。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赴大都任,卒於臨清驛站。子文升扶柩歸葬,但諸子皆幼,少者未離乳抱,家貧,不能復歸平陽,文升遂取溧陽,就外氏而居,逐為溧陽人”。
踏進仕途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的皇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創建者為元世祖忽必烈。前面已說到元朝政權是建立在武力基礎上,因而重武輕文是當時的社會現實。科考被廢,走科考從仕的道路被阻,公雖文章,才華出眾,但大局已定,任何個人都將無法改變。加上蒙古政權把人劃為四等。一等為蒙古人,二等為色目人,三等是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南人為四等人。所以身為江南的漢人,生活地位的低劣是可想而知的。尤其當時社會上作為儒人的生活更加困難,那時對人的等級有更十分確切的等級劃分,並作為歌謠來傳唱。“一官`二吏`三仕`四商`五工`六農`七手`八獵`九儒`十丐。可見在蒙古人統治下儒人的生活是何等的艱難。公作為家中長子,在父死後,一家人的生機就得全由公來承擔,為生機所想,公不得不畏曲求全,因而投書於當時江淮行省任秘書監少監的凌時中,(凌時中,字石岩,浙江安吉人)望他看在同鄉的份上給推薦一個差事。因公要從仕早就已就了,還待今日。克齊公在他的書中寫到“先君初欲仕時,討厭冷官,江淮行省先授他上元縣教諭公不就,後江淮行省又授予他常州學正公也不就,豪氣英逞,必欲即能濟世行道者方才就任。”而如今世事多變,萬不得已,只得求人家了。投書三日,館賓對公說:“凌公叫你把書信放在這裡,你先歸吧”。但在轉身走的時候,嘴裡卻說:“哪有求人做官的道理”。公聽了這話就大為不樂,逐飄然而去,且對館賓說:“我以凌公是前輩,故相來投,並不是真要靠他,公既然不識我,我也就不謀此生了,人生豈止就這一條路”。館賓把文升公的這番話告訴了凌公,凌公聽後就叫人下去追文升公,而文升公怒氣未消登舟而返。凌公更是大喜說:“吾之所以試之,也見其英氣豪強,其實公文早已備下了,特地說這話,看一看他的反應。因而急派信使,發牒取補建康書吏。待文升公尚未到家,而江淮廉訪信使已到建康轉下溧陽,敦促公就任。此年是元甲午春也(1294年)。
文人墨客
孔文升少小有名,文章詩句多有見著於紙,因而名聲遠揚,以文會友是經常之事,因而當時頗有名聲的一些文學名家`元曲名家與公經常一起對句寫作。就連當時的江浙行省尚書徐琰也與公交往頗深,且對公的才學頗為賞識,稱公為“天資聰穎,筆力過人,擅江淮之俊才”。徐琰字子方號養齋又自叟,東平(今山東省)人,為翰林學士,少有文才,曾畢業於東平府,元世祖至元初受人推薦入朝,任職太常寺,後為陝西行省朗中,至元二十三年為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九年遷江南浙西肅政廉訪使,召學士承旨,文名顯於當時。另外當時的一些元曲名家也是經常與公遊玩填曲,交流文章詩句。尤其是元曲大家盧縶莫不與公一起,一游一宴,或賦詩,或填曲,每必書見示之。一日與徐公出遊,廉使容齋徐公琰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退子曰:“試為我屬一對,俗語尤佳。”公即應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陪伴吃酒,酒吃三分,徐公要求文升公寫一曲贈送給千金奴,公應之,借酒意,才思涌動,即席揮毫寫就了一曲折桂令《贈千金奴》。全文如下:“杏桃腮,楊柳纖腰,占斷他風月排場,鸞鳳窩巢,宜笑宜顰,傾國傾城,百媚千嬌,一個可喜娘,身材兒是小,便做天來大福也難消,檀板輕敲,銀燭高燒,萬兩黃金,一刻春宵。”容齋公大喜,當即舉杯度曲,盡興而大醉。此曲也即刻被傳唱而流行,也只因這一曲使公幾遭彈劾,險些被罷免官職。由於元代儒人得不到重用,公的濟世行道之抱負得不到實施,目睹民眾的困苦卻難以得以幫助,公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間,借天然之物,以文章詩句來排遷心中的憂愁。公在溧陽也有一段以文會友的佳話。說公一次與溧陽的一些名人雅仕,遊玩於溧陽的地面上,當行至戴埠白塔里時,村上有一隻白公雞大白天的伸著勃子在啼叫,公隨即說出一句“白塔白雞啼白晝”。問這些名仕,誰能與之對之?因而大家就展開想像,搖頭晃腦,冥思苦想起來,狠不得立即對答出來,就是有個別雖然對出但不工丈,稱不上絕對。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中過去了,眼看日落西山。公說:看來今日你們是對不上來了,這時大家說:你自己能續上下聯,到城我們請你吃酒,公說:“酒就免了,這下聯我心中早就想好了”。於是眾人就吹促公把它說出來,公說:“別急,時候不早了,趕快回城吧”。說話間來到城南的黃墟村,此時天色已近黃昏,剛踏進村,不知從哪裡竄出一條黃狗,向著他們過路的陌生人狂叫。這時公對身旁的幾位說:你們不是要聽我的下聯么?那你們聽好了,現在我就說出下聯。於是一對絕對就此產生,從此也成就了一段流傳於世的佳話。此對如下:
白塔白雞啼白晝,黃墟黃狗叫黃昏。
美德尚存
文升由於從小受到了良好的親職教育,接受了傳統的文明美德,加上公自身的修養素質及高尚的道德品質。因而在公的一身中真正體現了一個儒者的美德,無論是接物待人,還是為人處事都能反映出公的崇高道德品德。他為官一身正氣,清政廉潔。他胸懷大志,立志要濟世行道。他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他頌揚勤勞,憎惡懶惰。他遵守孝道,尊敬長輩,和睦兄弟。他言行一致,為人誠實,他樂善好施,關心民眾。雖然他在外為官,但溧陽人都知孔文升是一個大慈大德之人。例如溧陽縣誌上有這樣一段記載。“元大德年間,溧陽奇人史春方(據說史春方擅長唐朝李中墟的術算,料事如神)在當塗旅館病逝,臨死前他留下遺書,交給店鋪老闆說:“我雖在此地死去,但你儘管放心,三天后溧陽的孔文升到此,你把書信給他,他定會為我買棺歸葬”。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后文升公來到當塗旅館投宿,店鋪老闆把書信交給了文升公,公打開書信一看,信上寫道“溧陽史春方,命該絕於此處,公是總所周知的大慈大德之人,望公將吾收斂歸葬溧陽”。文升公被史春方料事如神所感動,同時公也是一個樂善好施之人。當即為他買棺收斂,運回溧陽歸葬。他不但自己的言行博得眾人的好評,同樣他也經常教育子女們為人處事要講一個信字,誠信仍是為人之本。與人相約要講信,為人處事要講信,一個人丟掉了信字,這人就失去了為人之道。因而公的一生以十六個字為座右銘,不但自己按這十六個字去做,教育子孫們也要按這十六個字去做,他並把這十六個字刻在自己的手丈上,作為鏡子,時時對照。這十六個字就是:“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存書種,不苟富貴”。這也是公一身為人處事之德。
儉樸一生
孔文升的一生經歷了動盪不定的社會時期,也經歷了家庭變故的艱難困苦,雖然他對外人能康慨解囊濟世救貧。但自己總是以節儉為主,仍過著清貧的日子。他常說評價一個人的好壞只看三個字“衣`”“食`”“住”(即穿衣吃飯和住房)克齊公在他的文章中寫到“先君居溧陽五十餘年,未當妄用一物,資產雖中年頗豐富,亦未當過用”。別人譏他,他也只是說:“吾今舉家錦衣玉食,亦無不可也,但念幼時不給,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損儉德,必害諸物,獲罪於造物矣”。他一再教育子孫,人生從儉。人生雖至富貴,但只能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飯。所謂下等屋,並非茅屋土牆,只是不惡壁,不雕樑畫棟。中等衣是指綾絹布匹即可。上等飯,並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指白菜魚肉即可。所謂叫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子孫們與平常人家一樣,做到無異於眾人尤妙。他一直提倡人要勤勞肯苦,無論是讀書還是耕種,不努力就不可能有收穫。他對懶惰之人深惡之,尤其是好吃懶做的人,終身不能與之為伍。對子孫中穿衣打扮有異於眾者必嚴訶禁止。同樣能反映公生活儉樸的實例,又如克齊公在書中寫道:“先人衣服惟尚由絹木棉,若毛衣紵絲綾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袖祆一著三十年,舊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於片紙亦謹藏之,一文也亦未當施於無用處。布衣素履,磁器木具與常人同。人家譏之太簡,先人曰:“吾昔者甚貧,今日頗富,始終皆是吾也,豈可以此為變樂而有異載。盡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故無適而不自得也,知者鮮矣”。也只有公這樣的賢者,才能不被物質生活所累,才能始終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寧,才能貧困而不禿喪,富貴而不驕奢。正如古人所說:“人生好儉,則處鄉里無貪利之害,居官無賄賂之污”。這也正是公一身的真實寫照。
訓誡子孫
以他一身的經歷,總結出人生經驗及處事之道,傳於子孫後代,告誡子孫遵照執行。具體歸結為這幾方面:
(1)為人處事以十六字為方針,即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的座右銘“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存書種,不苟富貴。”(2)嚴守家規,詩禮相傳。他提出對一個家族而言,有家法則興,無家法廢。有家規以制之,則無愚不肖之患。使賢者既守詩禮,愚者又能修教。兄弟相攜和睦宗族。宗族和睦才能興旺昌盛。
(3)成人在勤勞。俗話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無論讀書或耕種都在於勤。古語說得好,不吃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都是告誡子孫後代,一個人必須從小就應樹立遠大的志想,立志為實現自己的抱負而努力奮鬥。
(4)家出硬漢。家有萬貫,不如出個硬漢。當然這裡的硬漢不是指能打能拼的武術者,而是指能為家族言操心慮之人。旨在培養出能識是非,顧大局,擔大統之人。若子孫有如此等人,則貧可富,賤可貴。
(5)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習藝之人可托終身,而大藝之人莫如讀書而成才。有廣博的知識,則上可效君,下可澤民。即使背運也可隱學授徒。當然次之農桑也好,詩書耕讀,無榮無辱,平淡一身,惟靠自己的勤勞而彼一身。
(6)交友勝己。習他人之長,補已之短。近君子而遠小人,對好逸惡勞之人終身不得為伍。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賢者為友,於己有益。
(7)人生從儉,美得尚儉。子孫不能因富貴而習驕惰,如生驕惰則必下流,則富貴不保,即是公卿亦難免他日敗亡。教育子孫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無異於眾人尤妙。對穿著打扮有異於眾者必嚴訶禁止。
(8)信守諾言,誠實做人。不講慌話,實話實說。與人相約必有信,情況突變尚須向人說明之。與人為事必某日某時,不得差錯,至於一言一笑之間也未當輕易之。
(9)修善積德。積金留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留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俗話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每有陰德,好善三世。子孫當知之,為終身之訓。
作品鑑賞
小 令:【雙調】折桂令 贈千金奴
杏桃腮楊柳纖腰,占斷他風月排場,鸞鳳窩巢。宜笑宜顰,傾國傾城,百媚
千嬌。一個可喜娘身材兒是小,便做天來大福也難消。檀板輕敲,銀燭高燒,萬
兩黃金,一刻春宵。
歷史影響
文升公雖遠去幾百年了,但他的英名已載入了世冊,將與世長存。他的道德品質將是後代子孫永遠學習的典範。他為人處事的原則將是後代子孫們行為的楷模。他的思想體系將是訓誡後代子孫的指南。作為他的後人,我們只有嚴格遵守他的遣訓,繼承他的遺志,為本家族的興旺發達,強大昌盛而發奮努力,勤懇工作,老實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