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傳媒經濟學構建於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於研究經濟和金融力量如何影響傳媒體系和傳媒組織。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傳媒經濟學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廣泛開展並迅速發展,其研究領域和相關議題超出了許多對該學科不熟悉的人所能想像的深度和廣度。從技術意義上講,並不存在特定的傳媒經濟學這一概念,因為這將意味著傳媒領域的經濟規律和理論有別於其他領域。然而,從實踐來看,將經濟規律和理論具體套用於傳媒產業和公司卻意義深遠。因為傳媒經濟學的研究有助於解析經濟影響力如何指導或限制傳媒活動,以及它如何對傳媒市場的具體動態產生巨觀影響。
傳媒產品和服務有著獨一無二的特徵和屬性,這與人們對其它產品和服務的理解迥然不同。一個基本的區別就是:傳媒產品和服務具有雙重性,它同時服務於客群和廣告商。由於客群市場和廣告市場對傳媒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不同,因此經常會產生不均衡的經濟影響力。傳媒產品和服務有別於其他產品的另一個特徵是傳媒產品可以被多次重複利用,能夠產生比初次使用更高和更持久的價值。基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電影、錄音錄像節目以及信息等能在較長的時間內保持其經濟價值。還有必要認識到的是,對於傳媒企業和組織來說,傳媒產品的生產過程是藝術性的創造過程,這與一般性的工業化生產有著極大的區別。
經濟力量影響所有的媒體,而這種影響力也應因市場和社會體制而異。傳媒經濟學分析不僅適用於理解自由和開放的市場,它也為許多不同市場條件下的傳媒活動提供觀點和分析方法,包括在一些較為封閉或是具有很強管制及國家干預的市場,傳媒經濟學研究都能為其提供很多有益的思路和建議。
研究的歷史
初期的傳媒學研究主要關注傳媒的作用與功能,傳媒學者大部分來自於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歷史學和文學批評等領域。20世紀後半葉,隨著廣告業的發展,媒體的經濟力量增強,報紙雜誌日漸繁榮,商業廣播電視不斷獲利,甚至公共廣播電視也開始將廣告作為其增加收入的一種手段。這些變化加上行業競爭的加劇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商業和經濟問題。傳媒經濟學的研究最早開展於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學者主要致力於研究報業競爭和廣播電視結構及管制。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傳媒學者開始運用政治經濟學方法探討傳媒問題,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影響傳媒的權力結構上。
從70年代開始,特別在有線電視的發展和報紙行業諸多問題出現之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工商學者開始探究傳媒。法國的Desmoulins從經濟學角度具體分析了傳媒產業;Nieto在西班牙推出了關於雜誌出版的早期著作,並在1985年完成了西班牙語的傳媒經濟學術著作Lopez。在美國,Owen,Beebe和Manning的作品對於研究電視中的經濟學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Ovcen,etal,1974)。
到80年代,越來越多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著作開始湧現。這條新的研究路線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來那種忽視傳媒企業作為商業和經濟機構的狀況。從80年代開始,很多研究為傳媒企業的組織運營、傳媒企業之間的競爭、傳媒產品的消費以及一系列經濟和金融問題提供了參考,特別是為集中和壟斷等議題提供了理解和認識的基礎。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包括:探討傳媒行業的經濟結構和組織問題(Picard,1989;Albarran,1996),關注世界範圍內傳媒的經濟問題(Al-barranandChan-Olmsted,1998)和具體傳媒領域內的經濟問題(OwenandWildman,1992;Picard,etal,1988;Collins,GarnhamandLocksley,1989;Dunnett,LacyandSimon,1993,etc)等。
儘管對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興趣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在增加,但是在該領域活躍的學者數量仍然十分有限,他們散落於世界各地,分布在不同的學術項目中,包括新聞學、廣播學、傳播學、經濟學、工商學以及政治學等。近二三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傳媒經濟學者開始融合。每年舉行的電信政策研究會議、廣播電視教育協會年會、新聞學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年會以及每兩年召開的世界傳媒經濟大會使學者們之間的交流變得更為頻繁和便利。
同時,這一領域的學術刊物也開始創建。1987年,在羅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等人的倡導下,JournalofMediaEconomics(《傳媒經濟學學刊》)在美國創立。這一刊物在1988年春出版了它的第一期,從此成為傳媒經濟學領域的核心刊物。1999年,InternationalJournalonMediaManagement(《國際傳媒管理學刊》)在瑞士聖加倫面世並更明確地集中研究管理問題。2004年,隨著JournalofMediaBusinessStudies(《傳媒管理研究學刊》)在瑞典延雪平的創刊,這一領域的研究再一次得以加強。這些刊物所涵蓋的研究方法、研究議題和趨勢為傳媒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指標。80年代以後,研究傳媒經濟學的著作往往以介紹基本概念和方法為主,例如探討傳媒支出(Wood,1986)、研究傳媒的財務績效(Litman&Bridges,1986)、研究預報收入(Ad-alTIS,1987)、研究福利經濟學與傳媒關係(Bustema,1988)、衡量集中化(Picard,1988)、通過傳媒公司支出衡量質量(Lacy,1992)、分析消費行為(McCombs&Nolan,1992)以及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解析傳媒(Gandy,1992)等。
到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無線和有線媒體中的結構變革問題成為關注焦點。學者們利用研究行業組織與競爭的方法,解釋和探討了有線電視行業中的融合問題(Chan-Olrrmted&Litman,1988)、多樣化問題(Albarran&Porto,1990)、電視辛迪加市場問題(Chan-Olmsted,1991)廣電入行壁壘的市場影響問題(Berry&Waldfogel,1999)、信息分布的垂直融合(Waterman,1993)以及集中化(Sparks,1995:barran&Dimmick,1996)等。
到了90年代,學術重點從基本的市場導向研究轉移開了,新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到這個領域中來。新的議題包括戰略分析(Barett,1996;Chan-Olmsted,1997)、對傳媒公司價值的探討(Bat,1995;Miller,1997)以及定價問題(Shav-er,1995)等。同時,國際化問題也成為一個研究中心(Gets-hon,1993;Holtz-Bacha,1997)。世界範圍內的傳媒經濟分析包括了圖畫藝術行業的生產力問題(Paasio,Picard,&Toivonen,1994)、變化中的歐洲電視市場的競爭(Powers,Kristjarksdotti,&Sutton,1995)、雜誌全球化(Hafstrand,1995)以及公共服務廣播如何受到政策和市場變化的影響(BoardrnanandVining,1996)等。
90年代後期到新世紀之初,巨觀經濟問題,譬如經濟蕭條對傳媒的影響(Picard,2001)以及全球經濟中的傳媒制約(Picard&Rimmer,1999)開始被關注。學者們更加強調分析傳媒公司的市場環境和行為而不是單論市場,這一時期開始湧現了對傳媒帝國的研究(Picard,1996)、對公司繼承的研究(Wolfe&Katx~r,1998)、對兼併收購的研究(Chan-Olmsted,1998),對公司比較戰略的研究(Shrikhande,2001)、對公司選擇的研究(Picard,2002b)以及對公司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研究(Picard,2002a)等。對於互動電視收入流和商業模式(Pagani,2000)、網上內容(Picard,2000)及免費報紙(Bakker,2002)的探討也開始出現。
隨著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傳媒經濟教育也開始興起。課程教育的內容囊括了90年代的全日制學習,美國西北大學、美國Fordham大學、瑞士St.Gallen大學的MBA項目、芬蘭圖庫大學高級經理MBA項目等。碩士專業項目也在西班牙Navarra大學、南加州大學和蘇格蘭Stirling大學開設。傳媒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博士課程在印第安那大學、延雪平國際工商學院、密西根大學、科隆大學、Dortmund大學、Navarra大學、佛羅里達大學、St.GalIen大學、南加州大學等開設。
媒經濟學方面的非英語教科書在90年代迅速發展。Picard的書作被翻譯成中文、韓語和西班牙語;原版教科書以法語、德語、波蘭語、俄語和匈牙利語出版。很多傳媒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許多過去媒體市場沒有完全開放的國家也紛紛引入其他國家的經驗,希望為本國的傳媒市場改革和體制轉型提供參考。
研究中的方法
綜觀西方傳媒經濟學的發展,其主要研究範例有三種:理論型範例,套用型範例和批評型範例。理論型和套用型範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評型範例卻往往與其他兩個獨立開來。這些範例基於不同的學術基礎,關注著不同的研究議題和研究重心。理論型範例最早由經濟學家所創導,始於一些對傳媒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以及對其選擇的研究。這種範例基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主要用來探討制約和推動傳媒體系的媒體力量。它常見於對傳媒發展的前景和影響力進行預測的研究,對傳媒經營人決策的研究,或是對政策最佳化選擇的研究。
套用型範例主要來自於大學裡的企業經濟管理系以及傳播行業協會。它目前是傳媒經濟學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種方法。這種範例常常探究傳播行業及其市場結構,強調對趨勢和變化的認識和理解。它的研究目的是套用型的,旨在為公司或政府制定戰略和政策,以便對經濟和消費者行為中的變化進行控制並作出快速反應。運用這種範例,學者們研究了傳媒消費行為者和廣告業趨勢、媒體公司、單一或是整體的傳媒產業等。
批評型的範例始於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批評家,它集中套用在傳播學研究領域,主要關注福利經濟學等問題。套用批評型範例的學者一般都有強烈的文化和社會背景,這使他們能專注於諸如傳播的集中化和壟斷、文化影響、工業經濟轉向信息經濟所帶來的問題的研究。這一範例受到了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和新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影響。
理論型範例和套用型範例都使用總量經濟學和個體經濟學方法來探討傳播機構與互動的問題。總量經濟學方法常常被用來分析國家層面的經濟制度運行。然而,隨著傳媒市場中民族和國家的界限越來越不明顯,這種方法也更加趨向在區域或全球的層面上探討問題。個體經濟學方法往往側重特定市場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市場活動。它主要對諸如購買決策、價格行為、財務流程、成本結構以及財務績效等問題進行研究。它的基本觀點是,媒體是一個經濟機構,如果不認識到媒體的這種必須在市場上運營的特性就無法正確理解和認識媒體。媒體企業為消費者提供內容產品和服務,同時也為廣告商提供與消費者交流的平台。而相對來說,巨觀經濟學的方法則更多研究廣泛的行業問題和市場結構。它們探討的是競爭與壟斷、經濟變化以及政府政策對於傳播行業的影響等。
批評型範例的學者則持有更寬泛的觀點,他們研究傳播制度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基礎、整體影響以及制度的制約性等。他們探究制度或是政策性制約的終端結果,考察由此引發的問題,尋求通過公共政策來克服效率低下的辦法。
上述三種研究範例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之間經常存在很多爭論,但是衝突既無必要,也於事無補;因為實際上每種範例都貢獻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方法,而且這幾種範例之間也存在著互補,它們的共存使彼此更具說服力,並為彼此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儘管研究傳統存在著差異,隨著傳媒經濟學的發展,一些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研究方法也已形成。它們被歸納為:行業市場研究、公司研究和影響力研究(見表2)。這些方法大多運用了常見於經濟和企業研究的理論和技巧,為行業中的經濟行為的分析提供了基本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