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肇祖

容肇祖,字元胎,男,漢族。我國著名古典哲學研究家、民俗學家和民間文藝學家。

容肇祖〈1897一?〉,字元胎,男,漢族。我國著名古典哲學研究家、民俗學家和民間文藝學家。

基本介紹

1897年12月1日,容肇祖出生在廣東東莞縣的一個書香家庭,他出生之時,正是其祖父去世之日,因而名為念祖,後來才改成了肇祖。父親容作恭,是廣雅書院學生,清朝的拔貢,故家中藏書較多,為肇祖兄弟數人初入學門提供了較好的條件。他曾上過幾年國小,其父去世後,隨母到過廣州國小念書,辛亥革命後,回家自修。
1913年春,容肇祖考入了東莞中學。1917年秋,容肇祖因家庭困難,選擇投考了不收學膳費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英文專業,入校以後,先後在學校所辦的《雜誌》上,發表了一些短文、詩歌和筆記。以後,又翻譯了莫泊桑的小說《余妻之基》等,在《小說月報》上發表。1919年夏,“五四"運動的進步思想傳到廣州後,容肇祖同其他愛國青年一樣深受鼓舞。他積極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宣傳隊,到佛山、九江、大同等村鎮,宣傳愛國思想和抵制日貨。通過一系列的社會活動,他開始意識到了“祖國的貧困,人民的災難",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動,1921年秋,容肇祖從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到杭州、上海、南通、北京等地參觀後,回到了母校東莞中學任教。半年之後,他和容庚〈其兄〉支持東莞中學校長開始實施“男女同受教育",校長被撤換後,兄弟二人同情校長,辭去中學教席,共同北上求學。
1922年秋,容肇祖考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冬天,北大創辦《歌謠》周刊。起初,容肇祖還是一個熱心的讀者,每星期買一份《歌謠》周刊。就這樣,他從一個歌謠的欣賞者,漸漸變成了一個歌謠的蒐集者。1923年5月,容肇祖從張競生教授等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組織了風俗調查會,在顧頡剛等先生的帶領下,對發出的一些風俗調查表進行調查。此後,他又陸續為北大的《歌謠》周刊、《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國學季刊》等刊物寫過一些文章。1924年1月,容肇祖與顧頡剛、孫伏國、容庚等民俗學愛好者一道,於春天對北京妙峰山的進香活動作了一次調查。容肇祖寫了《妙峰山進香者的心理》一文,刊登在《京報副刊》的《妙峰山專號》上。1925年秋,劉半農從法國留學歸來後,容肇祖又從劉半農先生學習語言學。
1926年秋,容肇祖從北大畢業後,廈門大學開辦國學研究院,容肇祖擔任廈大國文系講師、研究院編輯,並跟從當時也來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張星烺、顧頡剛等先生,出有《廈
大國學研究院周刊》。興辦風俗調查會,同時利用授課之餘,曾到福州採集風俗文藝和作品。1927年春,廈大國學研究院停辦,容肇祖回廣州,到中山大學擔任了預科國文教員兼哲學系中國哲學史講師,並與先後來該校任教的顧頡剛、鍾敬文等人,於是年冬天發起成立了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同時創辦了“民間文藝"〈後改為《民俗》周刊〉等刊物。1928年,容肇祖在繼續授課和進行古代哲學史研究的同時,將其主要精力轉向了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同年四月,中山大學顧頡剛等舉辦的民俗學傳習班上,講授了:“北大歌謠研究會及風俗調查會的經過",此後,又與楊成志等人赴滇作西南民族的調查。暑假將畢,調查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工作尚未成行,容肇祖即回中山大學,由楊成志一人獨去。容肇祖回廣州後,撰寫和發表了《敦煌本明妃傳殘卷跋》、《占卡的源流》、《德慶龍母傳說的演變》等九篇論文。同年10月,容肇祖繼鍾敬文之後,擔任了《民俗》周刊的主編。至此,每當他看到民間文藝研究這棵幼苗已開始在中國文藝界顯露,心中就升騰起一般衝動的力量。他曾暗暗告誡自己:“一定要盡力把《民俗》周刊辦好,讓民間文藝唱得更響些,更有力些。更為大眾所重視”〈見容肇祖《憶歌謠》和《民俗》〉。
1929年,是容肇祖在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史上最活躍的一年。他除繼續《民俗》的主編以外,還積極參加民俗學會的各項工作。同年8月,出版了《迷信與傳記》一書。由於他
工作努力,成績顯著,因此被學人們推選為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主席。他曾擬出了具體的活動計畫,並向校方請求撥出資金編輯出版民俗學叢書。《民俗物品展覽室》物品的蒐集,這些物品曾在西湖博覽會展出。正是在容肇祖和其它民俗學愛好者的共同努力下,才使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工作出現了興盛局面,並成為當時全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研究的大本營。
1930年秋,容肇祖離開中山大學,受聘到嶺南大學任國文副教授。在這以後的二年里,他除登台授課以外,繼續從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先後發表了《祝英台故事集序》、《田章故事考補》、《山海經研究的進展》、《冢志跋》、《馮夢龍生平及其著作》等十多篇文章。1932年秋,嶺南大學因經費出現困難,容肇祖重新回到了中山大學,初在國文系,因反對讀經的復古課程,改在歷史系任教。1933年1月,容肇祖受國學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之推,再次擔任了中山大學民俗學會主席,並積極從事《民俗》周刊的復刊準備工作〈1930年4月《民俗》周刊因故停刊〉,同年3月,《民俗》周刊復刊,容肇祖繼續出任編輯,並為復刊號寫了《卷頭語》、《民俗學參考書報介紹》等文,然而,好景不長,中山大學停聘,後回嶺南大學國文系任教,周刊復刊後,只出了十三期,又於6月被迫停刊,在此以後,他雖然也寫了一點研究民俗學租民間文藝學的文章,但其重點轉向了古代文學史和哲學史的研究。
1934年,容肇祖受聘到北京輔仁大學,兼任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從1934年秋到1937年夏,容肇祖在從事活動的同時,又積極推行學術研究,先後修改出版了《中國文學史大綱》〈朴柱1935年出版〉、《魏晉的自然主義》(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韓非子考證》〈商務業印書館1936年出版〉、《李卓吾評傳》〈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等多種學術論文專著。此外,還發表了《月令的來源考》〈1935年〉《何心隱及其思想》、《呂留良及其思想》、《輔仁學德》等二十餘篇論文。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容肇祖和北大的愛國師生們一起,離開北方,輾轉南下。他先在南嶽逗留了數月,然後又到雲南昆明,入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從1937年底到1940年夏,他除了在艱難的條件下堅持授課外,還逐漸關心起國內的政治思想鬥爭來。他一方面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抗日救國活動,一方面也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的政策,表示了自己的憤懣。1940年暑假,他修改完成了《明代思想史》(開明書店1941年出版〉。
1940年秋,容肇祖送其妻赴香港就醫,隨入嶺南大學國文系任教〈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1942年1月日寇侵占香港後,他即率家眷返回大陸,並幾經周折,來到非淪陷區樂昌縣坪石鎮,第三次入中山大學執教,過著十分貧困的生活,1944年冬,日寇自湖南竄犯坪石後,容肇祖兩次被日本兵拉作挑夫,但他都冒死而脫逃。以後,他便陷入了避寇逃難的奔波之中。
抗日戰爭勝利後,容肇祖隨中山大學遷回廣州。在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活動的同時,又積極參加了進步師生組織的“反迫害、爭自由"的鬥爭,並帶頭在“人權保障大同盟"上籤名以後,又寫詩並匯款到香港《華商報》〈中共主辦〉編輯部,對該報不怕威脅,如實報導國內民眾鬥爭情況的舉動,表示聲援和支持。容肇祖的這些進步活動,引起了反動當局的不滿,1943年秋,容肇祖在秘密得知當局對他加以迫害的訊息後,不得不匆匆離開廣州,取道香港然後北上。
1946年秋,容肇祖受聘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出版了《先秦法家》一書〈成都交通書局〉。在北平,他目睹耳聞國民黨官員們的種種腐敗劣跡,進而加深了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認識。1947年至1948年,北平市人民掀起了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愛國運動,容肇祖和進步的師生們一道,也積極參加了這些活動。他們聯合起來,保衛祖國的文化古都,呼籲傅作義將軍起義,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全國解放後,容肇祖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52年調到北京市文教委員會文物組,從事文物古蹟的考查、整管和鑑定工作。並著手寫《元京畿都漕運使王德常去思碑發現記》等
重要論文。以後,又在顧頡剛先生的領導下,和其它同志共同標點了《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後者為容肇祖單獨完成的〉等古籍。
1956年7月至現在,容肇祖一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後,哲學研究所歸入其中〉工作,並曾先後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顧問,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等職。在此期間,他除指導研究生從事宋、元、明哲學史研究外,還出版了《李贄年譜》〈三聯書店1957年出版〉、《何心隱集整理本》〈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王安石老子注輯本》〈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吳延翰標點本》等學術著作,撰寫和發表了《劉基的哲學思想及其社會政治觀點》等研究文章。
十年浩劫期間,容肇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工作,先後被下放到河南息縣和明港等地勞動。以後雖於1973年調回北京,但他幾十年所積累的資料和寫下的文稿〈其中包括《中
國目錄學大綱》、《李贊傳》、《明清哲學史稿》等專著初稿〉,已在浩劫中蕩然無存。這對一個學者來說,無疑是難以補償的損失。粉碎“四人幫"後,容肇祖重新回到自己的研究崗位,並在年逾八旬,身體不便的情況下,堅持學術活動,積極著書立說,繼續為祖國的文化建設事業貢獻力量。
作為一個著名的民俗學家(兼民間文藝學家),容肇祖對我國現代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和發展,都做出過積極的貢獻。早在1924年,他就同顧頡剛等人一道,對北京妙峰山的進香活動作了研究的調查。這是我國現代民俗學史上頗有影響的一次學術活動,其研究成果在《京報副刊》上發表後,引起了當時社會上不少對民間文藝、民間文俗、民間歌謠等愛好者的極大重視和興趣,為推動我國早期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研究,從書本走向實際,從單一探索走向綜合研究,邁出了積極的一步。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容肇祖又兩次出任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主席。他一方面積極從事學術組織刊物編輯,另一方面又身體力行,寫了大量研究文章,為我國現代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勃興和發展,做了許多紮實而有益的工作。此外,在神話和傳說的研究上,容肇祖也是頗有成績的。他的《二郎神考》、《天后》等文,是我國較早出現的替某一位“神"作系統考究的論文之一。這些文章的撰寫和發表,為研究我國現代早期的神話研究領域,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又如在傳說學的探索上,他先後寫過《傳說的分析》、《德慶龍母傳說的演變》、《與魏應麟論臨水奶》等一批有影響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容肇祖從民俗、歷史、哲學等不同的角度著手,對傳說的演化與發展、傳說與歷史的關係、傳說中的構想成分及其產生的原因等問題作了深入的探索,為人們了解傳說的起源、特點及分類等,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鑑的研究成果。
解放以來,容肇祖學術研究的重點,雖然是在古代哲學思想史上,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曾是一位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界的老兵,並熱情關注著這兩個學科的發展。1962年,他在
百忙之中,抽空為《民間文學》寫了《億〈歌謠〉與〈民俗〉》等文。1979年11月,容肇祖已滿八十二歲,但仍然十分關心我國的民俗學建設,並利用出席中國民間文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機會,與顧頡剛、鍾敬文等七教授聯名發出了《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為建立我國新時期的民俗學學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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