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起源
世界上最久遠的氏族傳說
現代歐美各國的姓氏大多來自中世紀，最遠可追溯到希柏來（聖經姓氏）、希臘、羅馬帝國。而我國的一些姓氏，卻有四千多年的歷史。 我國當前存在的姓氏約有三千多個，而歷史上出現過的姓氏共約五千多個。從先秦文獻看，有幾百個姓氏，。早在殷周甚至更遠的時代就已經出現了。 “圖騰”，古人把生物或某種物體做整個氏族部落的祖先、象徵或庇護者。它們受到崇拜或讚頌。氏族中少年男女到了成年時，要舉行圖騰入社儀式。同一圖騰內部禁止通婚。這樣，圖騰就成為原始氏族部落“姓”的最早來源。 我國古代神話傳說和史籍中有著大量關於漢族和少數民族圖騰信仰的記載。如《史記·五帝紀》關於黃帝教“熊、羆（p）、貔（p）、貅（xi）、虎等與蚩（ch）尤戰於阪（b n）泉之野”的傳說，表明黃帝族的圖騰是熊和虎等動物。
遠古時期“姓”和“氏”意義不同
“姓”就是表示有血緣關係的世系同族稱號，起源於母系氏族社會。“氏”則為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於父系氏族社會。“姓”主要起著明“血緣”、別“婚姻”的作用，同姓不可通婚，以避免“近親繁殖”，保證氏族人種健康興旺。“姓”表示婦女世代相傳的血統關係，由女性方面決定。例如“姬（j）、姚（yo）、媯（gi）、媿（ki）、姞（j）、妘（yn）、婤（chn）、嫪（lo）姜、嬴……”這些我國最古老的姓都含有“女”，而且“好”字本身即由“女”和“子”兩字組成，這些正是母系氏族社會的明顯印跡。
“氏”原為姓的分支，出現較晚，起源於父系氏族社會。《通監外紀·注》中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它最初表示部落支系的居住地，往往借用圖騰、徽號或地名作標誌。男子稱“氏”，氏隨父親而來。傳說中的英雄人物的稱號亦為氏，如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等等。“姓”原是比氏更大的概念，是整個大部落的標記；而“氏”從屬於“姓”，是指較小的、派生的氏族。黃帝軒轅氏即屬於姬姓部落。夏商周“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我國遠古時期的姓氏傳說
考古發掘的新成果，可推測早期母系氏族公社“姓”的起源。馬家窯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圖像是原始姓的標誌。半坡遺址的彩陶上的簡單符號可能是族徽或姓名之類。
《呂氏春秋·恃（sh）君覽》中說：“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管子·君臣篇》指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配匹之合，獸處群居。”《白虎通·卷一》說：“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在母權占優勢的社會中，世系的計算只能從母親方面得知。在一個氏族名下的全體成員都出自一個共同的母系祖先，有著血緣親族關係。原始的“姓”——氏族稱號的功能，就在於維持這一“姓”的全體氏族成員的共同世系，藉以把各氏族區分開來。
在今陝西一帶有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他們之間曾結成聯盟，世代相互通婚。我國人民自稱“炎黃子孫”。炎帝、黃帝是少典氏娶於有蟜氏而生的兄弟。 炎帝神農氏是姜姓部落的始祖。生息繁衍在姜水附近。姜水在歧山東面，是渭水支流。姜姓是古代羌人的一種。其後裔有烈山氏、共工氏等。四岳是姜姓發展下來的胞族，其後代有：齊、呂、申、許四個分支。 黃帝軒轅氏是姬姓部落的始祖。生息繁衍在姬水附近。《國語·晉語》說：“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yu）、祁（q）、己、滕（tng）、箴（zhn）、任（rn）、荀（xn）、嬉（x）、姞（j）、儇（xun）、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昔者為姬姓。故二十五子後來發展成為十二胞族。
發展演變
華夏族的主體即漢族
東方夷人中，融入華夏族的還有皋（go）陶、柏益、顓頊和帝嚳（k）。皋陶後裔有英氏、六蓼和群舒。所謂群舒顯然是從六個近親氏族發展而來的。 伯益後裔有徐氏、郯（tn）氏、莒氏、終黎氏、遠奄氏、菟裘（tqu）氏、將梁氏、黃氏、紅氏、修魚氏、白冥氏、蜚（fi）廉氏、秦氏、趙氏。
顓頊氏即高陽氏。《左傳·文公十八年》稱：“高陽氏有才子十八人：蒼舒、聵敱（tui）、檮戭（tnyn）、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永篤（d）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所謂八子就是八個氏族。顓頊的後裔為祝融氏。
祝融氏八姓，即己、董、彭、禿、妘、曹、斟（zhn）、羋（m）。這八個姓也是從高陽氏的八個氏族發展而來的。
帝嚳就是高辛氏，也是八個氏族。“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y）,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其著名後裔為有虞氏。傳說中商之始祖契，子姓。舜子商均，居地河南商丘，後發展為商朝，也是帝嚳之後裔。舜的後裔的陳國是媯姓。
姓氏來源分類
據《風俗通》和《潛夫論》可把姓氏來源分為九大類。
以祖先族號為姓氏：唐、虞、夏、殷；
以賞賜爵位為姓氏：王、公、伯、侯；
以分封國名為姓氏：齊、魯、宋、魏；
以任官職之為姓氏：司馬、司空、司寇；
以貴族諡號為姓氏：武、宣、穆、莊；
以居住地方為姓氏：城、郭、園、池；
以親屬排行為姓氏：伯、仲、叔、季；
以從事工作為姓氏：陶、匠、巫、卜；
以職務稱號為姓氏：三烏（大夫）、五鹿（大夫）。
消失與出新
舊姓氏的消失
1、家族在社會鬥爭中滅絕。例如周代楚王熊鄂（）兒子熊儀，命名為“若敖（o）”，後就沿用為氏。其後代令尹子文，擔心其侄子若敖椒將來幹壞事，會弄得斷子絕孫。後果如預言。
2、因避諱（hi）而改姓換氏。如北宋名臣文彥博，家族本姓“敬”，為避諱而改姓“文”。人存姓亡。
3、某些雙音姓、三音姓為了稱呼方便而改換姓氏。如馬月長氏改為“馬”；榮伯氏改姓“榮”；古成氏改姓“古”；聞丘氏改姓“聞”；赫胥氏改姓“赫”；終古氏改姓“終”；褚師氏改姓“褚”（ch）；鍾離氏改姓“鍾”；主父氏改姓“主”；司寇氏改姓“寇”。
4、兄弟民族由雙音、三音、四音姓改為雙音複姓的。如趙國雁門郡建代北節度使，當時有“代北複姓”和“關西複姓”。（“關西”指幽谷關以西）這些多音姓大多改為漢字單音姓。如盧浦氏改為“盧”；安遲氏改為“安”；賀敦氏改為“賀”；石抹氏改為“石”；叱呂氏改為“呂”；莫那婁氏改為“莫”；烏石蘭氏改為“烏”；宿六斤氏改為“宿”。
新姓氏的出現
1、周王室的姬姓衍生出：周、王、劉、楊、文、武、關、嚴、史、閻、管、宣、田、詹、晁、陽、蔡、成、盛、霍、魯……。
2、兄弟民族創出許多漢字姓氏。
朝鮮族—“朴（pio）”；傣族—“刀、召（zho）”；畲（sh）族—“藍”、“盤”；滿族一“舒”、“羅”、“侯”、“佟”、“關”、“田”；蒙古族—“田”。
3、外籍人改姓的：如日本的富田佳江，愛瑗人，1953年加入中國籍後，改姓“田”，叫田淑英。《華夏婦女名人辭典》。
4、帝王賜給的姓：田弘被宇文泰賜姓“紇乾氏”，西夏王被賜姓“元”；田書被齊景公賜姓“孫”。
著名代表人物
鄭樵《通志·氏族略序》在論及姓氏譜系之學的歷史時曾做出這樣的判斷：“姓氏之學，最盛於唐”，但他認為五代以後“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受鄭樵此說影響，學者亦多認為五代以後的姓氏譜系之學與前代相比已經式微，後繼乏人。然而事實上，入宋以後，姓氏譜系之學又有了新的發展，呈現出新的面貌，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一書就是其中的典範之作。
一、鄧名世的身世
鄧名世，字元亞，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宋史》無傳。其父早卒，仕履生平不詳。祖父鄧孝甫，見於《宋史·隱逸傳》：孝甫字成之，進士及第，官至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後去官閉門撰述，著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太平策要》等二百餘篇。宋哲宗元符末年，詔求天下直言之士，孝甫以八旬高齡上書指陳時弊，痛責權臣，結果為蔡京陷害，削籍羈筠州，後在筠州去世。而鄧名世尚幼小，亦從祖父發遣①。可知鄧名世出身於有學術傳統的仕宦之家，祖父的影響和幼年的流放經歷，對鄧名世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祖父死後，鄧名世乃攜家小“晦跡窮山”多年，後返回故鄉以教授著作為業。名世精通《春秋》學，政治上也傾向於元祐黨人②。但當時王安石倡導的“新學”影響仍在，《春秋》被貶為“斷爛朝報”，其學亦不為當世所重。名世雖也多次問津科場，但“議臣禁學《春秋》及諸史者，先生(名世)獨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又同舍告勿藏元祐黨人文集，笑曰：‘是足以廢吾身乎？’遂杜門卻掃，益研究經史，考三傳同異，往往為諸儒所未到”③。科場不第並未影響名世的學術追求，他以經傳、《國語》參互援據，撰《國譜》、《年譜》、《地譜》、《人譜》，通稱《春秋四譜》④，另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等著作⑤，在《春秋》學方面創穫甚多，成為《春秋》學式微時期卓有成就的學者。
紹興二年(1132)七月，祖父鄧孝甫終被昭雪⑥。不久，御史劉大中宣諭江西，錄鄧名世書薦呈朝廷。紹興四年三月，宋高宗召見鄧名世，名世獻所著書《春秋四譜》、《辯論譜說》、《古今姓氏書辯證》等。當時的吏部尚書胡松年審閱了鄧名世的著作，稱讚其“貫穿群書，用心刻苦”；“學有淵源，辭亦簡古，考訂明切，多所按據”⑦。高宗於是賜名世進士出身，以刪定官兼史館校勘。實際算來，名世在史館尚不足五年。紹興十一年冬，名世因忤秦檜旨，被以“擅寫日曆”罪名罷官⑧，後在家鄉去世。鄧名世耿介清正之性格與多舛之命運，都與祖父鄧孝甫相似。
鄧名世家學深厚，淹博多識。據《朱子語類》記載：
鄧名世吏，臨川人，學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為著作郎。與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考證文字甚多，考證姓氏一部甚詳，紹興府有印版……鄧著作後為秦檜以傳出秘書文字罪之，褫官勒停。⑨
此“先吏部”，即朱熹之父著作郎朱松，曾在史館與鄧名世同局共事。朱熹評騭人物以苛刻著稱，但他對鄧名世的學識甚服膺。鄧名世仕宦生涯短暫，而著述生涯卓有成就，除以上提到的《春秋》學方面的著作外，還著有《國朝宰相年譜》、《皇極大衍數》、《大樂書》、《文集》等，共三百卷⑩。在史館時，《哲宗實錄》元祐八年若干卷亡佚，名世參考《御集》及《日曆》、《時政記》、《玉牒》等書補成之。又編纂《建炎以來日曆》三百七十卷(11)。鄧名世遺文至今僅存《歐陽澈墓表》一篇(12)；著作流傳至今的，也惟有《古今姓氏書辯證》一部。
二、《古今姓氏書辯證》一書的撰著與流傳
《古今姓氏書辯證》(以下簡稱《辯證》)屬私人修撰。鄧名世不滿於前人以及當代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記錄姓氏的現狀，而是以考證姓氏文獻的真偽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學術上有所創新。他從考辨以往姓氏書之誤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書為撰著宗旨(13)，因此“長於辯論”成為此書的一大特點。他對修書持嚴肅態度和嚴格的標準，強調“姓氏之書不可誤，誤則子孫失其祖，而後世秉筆者無所據依”(14)。至於《辯證》的撰著過程、卷數、版本以及流傳情況頗為複雜，據鄧名世之子鄧椿年乾道四年(1168)所作《辯證序》稱：
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學，雖飲食夢寐弗置也。尤喜稱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勳業之懿，以詔子弟。故《古今姓氏書辯證》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書於宣、政之間。時諱學史，方貧賤中，無書檢閱，闕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後稍銓次增補之，蓋成書於建炎之初。是時晦跡窮山，攜幼避地無虛辰，昨給禮上於法宮者是也。然居懷未滿之意。其後蒙恩，備數太史之屬者八年，始盡得銓曹命官腳色冊、烏府班簿，括次序之，稍稍備矣。紹興辛酉冬，放歸山樊，家書稍備。會韓衢州美成同寓臨川，借其家藏《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稽考參訂之。及將易簀，謂椿年曰：“姓氏未成全書，死不瞑目。”……椿年既得是語，乃盡裒手澤遺編斷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誌，訂證次序之，厘為四十卷，即此本也。……
仔細分析鄧椿年的記述可知，《辯證》先後有過三個稿本，即五卷本、十四卷本和四十卷本。五卷本成書於北宋政和、宣和年間(1111-1125)，當時鄧名世身處貧賤饑寒中，無書撿閱，故闕文甚多。此後又經“詮次增補”，到建炎初年已稍具規模，為十四卷，由劉大中推薦給高宗。至於四十卷本，則是鄧名世任校書郎時利用館藏豐富文獻，如“銓曹命官腳色冊、烏府班簿”等增補考訂，使之漸臻完備，而在“放歸山樊”後，又向同居臨川的韓美成索借韓家所藏《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等書，“稽考參訂之”(15)。鄧名世去世後，其子椿年繼承父親嚴謹作風，將“遺篇斷稿”厘為四十卷，“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誌，訂證次序之”，在得到鄧名士知交、尚書程大昌鼎力相助後，終於在乾道四年梓行。總之，《辯證》的修撰前後歷數十年，所謂“始於政宣，而成於紹興之中年，父子相繼，以就是編，故較他姓氏書特為精核”(16)。
在宋元文獻中，《辯證》一書尚廣為學者所徵引。至明編纂《永樂大典》，將《辯證》“散附千家姓下，已非舊第”。入清以後，《辯證》已散佚。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奉敕從《永樂大典》中輯出(17)，並依《廣韻》以韻隸姓，仍厘為四十卷，編次刊行。此後，有過孫星衍“岱南閣”等刻本流行於世。道光年間，曾經發現宋紹興刊本殘帙，雖殘闕大半，但鄧名世所作《序論》、《括要》、《總目》以及目錄等俱全，世人據之可略窺是書之原貌。清儒錢熙祚據此宋殘本作《校勘記》三卷，附於“岱南閣”本《辯證》後，收入《守山閣叢書》一併刊刻。但宋殘本今日是否猶存天壤間，已無從確知。近世中華書局也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辯證》，收入《叢書集成初編》。
三、宋代的姓氏譜牒學與《辯證》一書的優長
姓氏譜系之學，本屬於傳統史學範疇，濫觴於西周，所謂“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18)。鄭樵《通志·藝文略》將“譜系”分為帝系、皇族、總譜、韻譜、郡譜、家譜六大類，但其中不乏屬於姓氏學性質的著作，可見在古代文獻中，姓氏與譜牒是沒有嚴格區分的。早在戰國時代即已有《世本》敘黃帝以來世代帝系，司馬遷據以作《史記》。後又有《帝王年譜》、《鄧氏官譜》，東漢應劭著《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晉代有摯虞《族姓昭穆記》，劉宋有何承天《姓苑》二篇。北魏太和年間，朝廷詔令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纂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是為較早的官修譜牒(19)。而隨著門閥士族制度的發展，辨郡望高下、明士庶之別的社會需要增加，更促進了研究姓氏源流的姓氏學(特別是記錄一家一姓世系的譜牒之編纂)的繁榮。唐朝初年，為調整新貴勛戚與魏晉以來世家大族的關係，朝廷曾多次組織大型修譜活動，如貞觀年間的《氏族志》(20)，高宗、武則天時期的顯慶《姓氏錄》，以及玄宗初年的《姓族錄》等等。這個時期，民間私人修譜也十分活躍，所謂“隋唐而上，家有譜狀，官有譜學”(21)。唐中葉以降，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譜系在社會生活諸如仕宦、婚姻、封爵等方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唐末五代的戰亂，更造成了大量譜牒文獻的散失。
入宋以後，姓氏譜牒著作的修纂似乎又出現了一個新高潮，這主要表現在宋代學者較多關注姓氏問題，有關姓氏譜牒問題的探討出現在各類著作中。即以這個時期的韻書、地理著作而論，其中就包括了相當多的姓氏學內容，如北宋真宗年間陳彭年等人纂修的《廣韻》，仍沿襲《唐韻》中有關姓氏的內容，在每姓之下註明了漢姓、虜姓以及源流。又如樂史等編纂的大型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記》，也增加了“姓氏”一項，將歷代郡姓以及等第，作為地方人文地理的重要內容，詳列於州府建置沿革、府境、戶口之後。此外，洪邁撰《容齋三筆》，卷二《漢人希姓》一節即專門輯錄“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紀於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22)；謝維新(字去咎)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其《續集》即為《氏族》、《姓名》、《家世》、《類姓》諸門(23)。宋代姓氏譜牒之學發展的突出表現，還在於一大批姓氏譜牒類著作的問世，其作者更不乏當世名儒，據《通志·藝文略》、《玉海》卷五○《譜牒》、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宋史》二○四《藝文志》等有關記載，宋代姓氏譜牒類著作主要有以下三類：
名人名族家譜：如蘇洵《蘇氏族譜》一卷，司馬光《臣寮家譜》一卷，曾肇《曾氏譜圖》一卷等20種。此外，還有百家通譜性質的譜書5種，而歐陽修、呂夏卿等編纂的專門記錄唐三百年間宰相家族之世系淵源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視為此類著作中的最重要成果。
宋皇室及歷代宗室譜系類著作：主要有宋敏求《韻類次宗室譜》五十卷，司馬光《宗室世表》三卷，《宋玉牒》三十三卷等17種。
專門的姓氏學著作：如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六卷，采真子《千姓編》一卷，丁維皋撰《皇朝百族譜》四卷，徐筠《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章岩《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六十卷，鄭樵《通志·氏族略》六卷等10餘種。
總之，有宋一代，雖然由於科舉制度的完善，“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貞觀氏族志》那種旨在調節士族與皇族、新貴關係，為政治服務的官修譜牒已經衰落，但姓氏譜牒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僅有名家名族譜的大量出現，百家譜式譜牒的修纂也沒有絕跡，而許多名儒都參與了譜牒的編纂，如歐陽修、蘇洵還開創了新的族譜體例，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宋代姓氏學著作在卷帙上不及以往，但在所研究問題的深度上，卻超過了前代。由此可見，鄭樵關於五代后姓氏譜牒“其書亡佚，其學不傳”之說是不甚符合史實的。至於現代學者認為“宋代以後，族譜發生重大變革，百家譜式的合譜幾乎絕跡”，“在史學史上，譜學可謂終於宋”的說法(24)，都不免失於片面。
宋代姓氏譜牒學所以會重現生機，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唐末五代社會動盪，朝代頻繁更迭，人民生活變動不居，民間擅自通譜，私將誥命敕狀轉賣他人的情況嚴重，如五代後唐長興年間，鴻臚卿柳膺就因將齋郎文書賣與同姓人柳居則被處重刑(25)。正如顧炎武所說：“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青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26)
北宋初年政局穩定，社會安定，為姓氏譜牒學的重新活躍提供了社會條件，這與西晉永嘉亂後“百宗盪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台之子孫，混為一區”，因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格外興盛的背景十分相近(27)。
其二，在義理之學興盛的同時，宋代史學特別是考證史學空前繁榮，從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考異》，吳縝作《新唐書糾繆》，程大昌作《考古編》、《演繁露》、《禹貢論》、《雍錄》，到理學家朱熹針對《六經》、《左傳》、《國語》所作的辨偽考異著作，史學領域的辨偽疑古學風盛行，這一潮流也影響到姓氏譜牒研究方面，許多學者已不滿足於搜羅史傳家乘，編纂譜系，而是將興趣轉向探賾索隱，去偽存真的辨章源流的綜合研究方面。宋代姓氏學著作中學術性、綜合研究性質的成果，如徐筠的《姓氏源流考》、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辯證》，就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考證名著。
如前所述，宋代姓氏譜牒文獻中影響深遠、至今存世的著作，自然要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與鄭樵《通志·氏族略》。《新表》不能視為純粹的姓氏學之作，但它專采唐朝宰相家族之世系淵源，涉及漢以來眾多世家大族族源、流派，特別是唐代三百年間的政治人物之家族、仕宦，其價值又不僅限于姓氏譜牒一途。至於《氏族略》之撰述宗旨和長處，鄭樵自己有如下闡發：
自漢至唐，世有典籍討論茲事，然皆出於一時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書成，怨望紛起。臣今此書則不然。帝王列國世系之次，本之《史記》，實建國之始也。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實受氏之宗也。(28)
鄭樵，字漁仲，為鄧名世同時期人物，博該經史，著述閎富，他精簡刪削《氏族志》、《氏族源》、《氏族韻》等舊作百餘卷(29)，為《氏族略》六卷，置於《通志》中。《氏族略》主要取材《史記》、《春秋》、《世譜》，考辨帝王諸姓世系，其編纂的次序則是先天子而後諸侯、卿大夫士、百工技藝，先諸夏而後夷人。鄭樵認為古來姓氏書的編纂，主要有論聲、論字、論地望三種方法，而三種方法都各有局限，無關姓氏研究之本質，故他堅持將上古“得姓受氏”的緣由，分為三十二個類型。但事實上，《氏族略》之“略”者，“舉其大綱”而已。鄭樵言諸姓甚簡要，例如杜氏，只記得姓之由及杜伯子孫，再補綴以北魏獨孤渾氏改杜姓事，至於中古數代則略去，更未涉及杜氏郡望。再如劉氏，也只概述祁姓、姬姓之劉以及西漢匈奴劉氏，內容簡略。崔氏則盡引《左傳》，雖述及清河、博陵兩房來歷，但別無其他。張氏也只記上古史事。除記事簡略外，《氏族略》以上諸姓之內容，還大多沿襲附會《元和姓纂》。因此，儘管鄭樵自稱綜覽全篇後，會有“繩繩秩秩，各歸其宗，使千餘年湮源斷緒之典，燦然在目，如雲歸於山，水歸於淵，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之感(30)，但《氏族略》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終因其簡略而有所減損。四庫館臣雖肯定《氏族略》“採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卻也批評鄭樵“多掛漏”，“恃其該洽，睥睨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復詳檢，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後人多所譏彈也”(31)，可謂中肯之論。
比較《氏族略》及以上幾種姓氏譜牒著作，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的優長十分突出，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辯證》一書廣泛徵引了不同類別的與姓氏相關的古代文獻，如先秦及兩漢文獻，有《尸子》，《子思子》，《世本》，《列仙傳》，《風俗通義》，《漢書集解音義》，史游《急就篇》，趙岐《三輔決錄》，《聊子》，《聊氏萬姓譜》，圈稱《陳留風俗傳》等。魏晉南北朝文獻則有魏無名氏撰《海內先賢傳》，葛洪《神仙傳》與《西京雜記》，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張華《博物志》，皇甫謐《帝王世紀》，王子年《拾遺記》，傅余《複姓錄》，虞預《會稽典錄》，虞豫《複姓錄》，何承天《姓苑》、《纂文要》，釋曇剛《山東士大夫類例》，王儉《百家集譜》，賈執《姓氏英賢傳》、《百家譜》，關朗《洞極元經傳》，張詮《南燕錄》，崔鴻《十六國春秋》之《後趙錄》、《前燕錄》等。唐代文獻則有李利涉《盛氏譜》，何超或楊齊宣《晉書音義》，孔至《姓氏雜錄》，張九齡《姓源韻譜》等。宋代文獻則有采真子《千姓編》，邵思《姓解》，曹大宗《姓源韻譜》，宋庠《楊億(文公)談苑》，此外還有《集韻》以及鄧名世自己的著作《春秋四譜》等。
以上文獻，雖多藏之石渠秘府，但都飽經歷代戰火，或殘或佚，如何承天《姓苑》、賈執《姓氏英賢傳》、張九齡《姓源韻譜》、采真子《千姓編》等，宋元後都已失傳。這些文獻在《辯證》中得以保存，有些雖只存吉光片羽，但仍可用以輯佚或補正其他文獻，在校勘現存古籍、研究古籍的流傳及其真偽方面，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32)。
其次，和《元和姓纂》、《新表》、《氏族略》相比，《辯證》對一些大姓的世系源流、支派分布以及郡望數量的記載，更為精確、翔實。眾所周知，《元和姓纂》至宋已頗散佚，至清更是“絕無善本，僅存七八”，而在鄧名世作《辯證》時，《元和姓纂》卷帙尚多，因此在材料的來源上，《辯證》“大抵以《左傳》、《國語》為主，自《風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摘獨詳”(33)。如《元和姓纂》王氏條早已散佚，今所存者，是清人洪瑩據《秘笈新書》所補，記王氏有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九郡望。《新表》也只記錄王氏太原、琅琊、京兆三房。《辯證》徵引《元和姓纂》王氏條，稱有馮翊、長沙、金城、廣漢、廣陵、聊城、長安、高陵、河內、河間、藍田、上黨、鄴郡、廣平、華陰、樂陵等二十四郡望。顯然，《元和姓纂》的這一段文字在清時已散佚，以至洪瑩輯佚時也沒有看到。與此相似的還有張氏，羅振玉為《元和姓纂》輯佚時，僅據《秘笈新書》補“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數十字而已。而《辯證》在記述張氏有河東、始興、馮翊、吳郡、清河東武城、河間、中山、魏郡、汲郡、鄭州十郡望之後，還徵引了《元和姓纂》如下一段文字：
《元和姓纂》曰：唐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敦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大抵皆留侯遠裔。這條已經散佚的《元和姓纂》的原文，成為研究中古郡姓張氏分布情況的極有價值的資料，非常珍貴。此外，《辯證》還記載了交阯、巴蜀以及隴西邊鄙地區的張氏。又如中古另一著姓蕭氏，今本《元和姓纂》也僅存洪瑩輯自《秘笈新書》的寥寥數語，而《辯證》的記載則豐富得多。此外，《辯證》還根據“近事”及其所“聞見”，提供新史料，以考辨少數民族姓氏以及兩宋之際的姓氏源流與分布情況等，都足以補史傳之闕。
眾所周知，唐代譜學家柳芳曾概括指出古代士族郡姓的基本類型和分布：“過江則有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有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有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34)
其實，柳芳此論是就世家大族的典型郡姓而言的。具體到某一郡姓之下，實際又劃分為若干郡望，分屬於不同的地域與類型。但柳芳之論影響深遠，後之學者論中古郡姓劃分，大多以這幾類郡姓與某一地域相聯繫，如張氏多強調吳郡郡望，王氏多強調琅琊、太原郡望，至於大姓之下究竟有多少郡望、如何分布，卻難有定說。從《辯證》徵引的《元和姓纂》佚文來看，張氏、王氏等大姓內部，不僅郡望多，而且分布廣泛，遍及南北各地，例如張氏，就有河東、始興、馮翊、吳郡、清河東武城、河間、中山、魏郡、汲郡、鄭州、安定、范陽、太原、南陽、敦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多個郡望。這些記載，極大地開闊了中古郡望研究的視野，也為進一步探討漢魏以來世家大族遷徙、分化的過程，提供了重要線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辯證》同樣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辯證》並非簡單沿襲《元和姓纂》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一些記載，而是嚴於取捨，不妄信，不苟同，如《元和姓纂》稱“茅荑氏”為《左傳》邾大夫茅荑鴻之後，《辯證》予以辨證曰：“世無此氏，而春秋時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則後世子孫何至乃以茅夷為氏？考之義理，極無依據。”進而指出《姓纂》編纂者“誤引經傳，增收人姓，如罕荑者數十，如茅荑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訛謬，雜之穿鑿臆說，刊修官未嘗考按本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辯之。如此類者，悉合駁正”(35)。再如對譙氏一姓的考證，鄧名世凡五徵經史，多方論證此氏非神農氏之後，其嚴謹治學之態度，灼然可見。
第三，《辯證》的史料價值還體現在記唐史事尤詳。如貞觀初年，當時山東舊士族好自矜誇，嫁女必多求聘財，太宗以為“甚傷教義”，乃詔“雅諳姓氏”的吏部尚書高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等人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36)。高士廉修《氏族志》一事，原已見諸史傳，敦煌文書“北位”79號《貞觀氏族志殘卷》的發現，更證明了高氏修定氏族的真實性。然而，此前尚有魏徵修訂《氏族志》之事，則為史傳所未及。《辯證》上多處記載了魏徵(魏文貞公)在貞觀年間修訂士族譜、定姓族一事，並有魏徵所定各地郡姓大約二十餘條。儘管魏徵也曾修《隋書》，但文獻中未曾記載他參予修訂姓族一事。這段史實表明唐貞觀年間朝廷至少兩次組織力量修訂《氏族志》，而從有關史事來看，魏徵修志當在高士廉之前。這個事實也透露出李唐建立之初，確實為平衡各地舊姓勢力與皇室、勛貴的矛盾，建立新士族格局而煞費苦心。可能在鄧名世時，魏徵所修訂的唐代官方姓族譜尚存史館，因此鄧得以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從而為後人留下了難得的史料。
最後還需要提到的是，《辯證》在《元和姓纂》等前代姓氏文獻之外，又補充了數量可觀的、一直未曾被著錄的姓氏，如蓬、公綦、蹤、逢侯、施屠、提、梯、畦、西河、鄰、紛、鄢、凋、禾、防、香、長、狂、榮錡、稠、男、游水、右師、欖、最、胙、曼、乘丘、沉、抵、觶、偉、晚、左丘、瑣等，總計四十餘姓。
《辯證》問世以後，頗為同時代學者所重，也對後世的姓氏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朱熹稱讚鄧名世“姓氏一部考證甚詳”，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困學紀聞》等多引據鄧著。清乾隆年間纂修《續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據《辯證》以補充之。總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是宋代考證史學、姓氏譜牒學的重要成果之一，堪稱宋代姓氏學研究集大成之作，在現存的姓氏譜牒文獻中，與《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著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