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簡介
大運河文化，又稱“京杭大運河文化”，但不同於“運河文化”。因為運河文化，可泛指世界範圍內的人工運河文化。大運河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大運河自開鑿以來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運河流域社會歷史的積澱物。囊括了中國若干個朝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國家，又創造出大運河流域多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非國家因素。一言以蔽之：大運河文化，是黃河流域文化為核心，與海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獨特的江河文化，並緊密與中原文化相承。京杭大運河是“中國第二條黃金水道（張友茂說）”， 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組成運河文化區域---分七塊：燕趙通惠文化區、北運河文化區、南運河文化區、齊魯運河文化、中運河文化區、裏運河文化區、江南運河文化區(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奠定以後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大運河文化
大運河文化，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統末年，續以當代公元兩千之初。大運河是流動的文化，以物態文化創造出的流動的歷史。因此大運河文化史---時間至少有2400多年，比中國的封建王朝還要長，跨越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四種社會形態。而長城則是凝固的歷史。“大運河和長城在遺產名錄上應該是姊妹篇”劉楓說；“如果將京杭大運河的歷史價值、文化內涵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相加，在某種程度上說可以與長城媲美。”權威專家鄭孝燮和羅哲文說。大運河與萬里長城，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人工運河，開鑿於春秋-吳王夫差開鑿的從江都（今揚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溝，完成於隋，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疏通於明清，距今已2400多年的歷史。清中葉後，南北海運興起，津浦鐵路通車，加之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大運河作用逐漸縮小。大運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國社會古代內容的最主要的發展史，其文化地位顯然比長城重要：a.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吳王夫差開鑿；
b.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杭京南北人工大運河；
c.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
d.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
e.比“巴、蘇”運河開鑿早二千多年；
f.大運河全長1782公里（東西向浙東運河及局部小運河未計）；
g.巴拿馬運河（1914年竣工，全長81.3公里）長度的21倍；
h.蘇伊士運河（1869年竣工，全長172.5公里）長度的10倍。
大運河文化，是“運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綜合性質的，中國古代農業創造出來的城市群文化。大運河的開鑿出了一個新的大環境，把若干小的割據的自然環境貫通成為一個體系，轉化成人文環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環境、新生態環境、新生產環境、新文化、新物流環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發達的“運河社會區域經濟”。如：古代“南糧北運”、“鹽運”通道、現在的“北煤南運”幹線、當代防洪灌溉幹流。 具體原因如下：（1）隋唐後，運河導致南北方農業技術交流、作物品種改良，農業經濟的“商品化流通”覆蓋了運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廣大的中國村莊。（2）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運河區域，蘇杭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萌芽---直接刺激“運河商業城市群”興起：北京、天津、滄州、德州、臨清、聊城、濟寧、徐州、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工商、客商、貨商、易商，集散著商品---在這個線形的城市帶上。隋唐：長安、洛陽；北宋：開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乃國之樞紐也。運河經濟是“形”，運河文化是“神”，形神並備，相互交融，推進運河的魂。
大運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產物（潘承祥語）”。大運河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高級文化，包括建築、文學等；大眾文化，指沿途習俗、儀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層文化，指價值觀取向，即黃河文化延伸出來的那種民族精神，早已滲透在大運河文化深處。那么，大運河文化作為一種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運河精神回歸成一種活化石。因為她與中華民族精神同根同脈。運河高級文化，是沒落的封建時代的產物，而運河大眾文化卻植根於運河深層文化里。運河深層文化概念，則以一種習俗或生活方式，依舊存活運河民間、運河文化遺址、理想地理位置、優越的經濟條件、人文環境之中：
（1）大運河為歷代皇朝最重要的區域---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紐帶。駕馭南北，政局總攬全國，維繫中央集權。隋唐政權北移，到元明清，大分裂始終未出現，證明了大運河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存在的。大運河文化，作為歷代各個地域相互關係的整體而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
（2）大運河文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相互推動作用。大運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統一性、擴散性、開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大運河在溝通物質交換的同時，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黃河文明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別。由此，把東南文化、嶺南文化、江南文化、齊魯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黃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幾乎全部，錯綜融會在中國傳統思想悠久的時空里。同時，也形成了獨特的大運河文化。大運河文化，與其周遍文化，始終以：長安、洛陽、開封、杭州、北京為文化中。換言之，大運河文化脫離不開其母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一統文化。
（3）大運河文化，是“中國漕運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張友茂語）”。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和漕運機構，使大運河文化成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經濟是有深刻反映的。運河生產力促進了運河文化的繁榮，但運河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並與那個時代的民族矛盾與其相適應。比如：元代，是蒙古遊牧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權，其不善農耕，便漕運江南之米以運河。再如，北宋滅亡，金進攻南宋，就以運河漕渡糧草南來。無論怎樣？大運河文化，總隨著封建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大運河文化始終保持了發展的連續性、歷史繼承性。因為運河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決定了其上層建築發展的連續性。
（4）大運河文化，各個時代與中華各民族是共有的概念、價值觀體系。大運河文化與哪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是密切相關的，沒有那個時代的社會就不會有大運河文化。在大運河文化所包容的同一社會內部，文化呈現多元，具有不一致性，“也存在著‘亞文化差異’,才是大運河文化發生的原動力之一（金學孟語）”。例如：京杭大運河兩岸上的宗教文化景觀，是元朝修建的，因為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運河文化，就成為一個龐大複雜的文化象徵體系。運河文化的象徵基礎---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漢族語言文字，包含圖像圖騰、生活習慣、禮儀風尚等象徵符號體系。所以，大運河文化的實質意義，是國學和漢學等社會學科重要的研究領域。大運河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向外傳播的視窗，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例如：
a.大運河開通，東南沿海與全國各地的聯繫更為直接而緊密；
b.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的繁榮，為對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區；
c.中國鄰近國家和地區以及西亞、歐洲、東非各國遣使團、商隊來中國；
d.在各沿海港口泊岸，沿運河達京師各地，頻繁經濟文化交流；
e.直接遷居運河區，成為內遷各民族、外國使者、商人、學問僧、留學生、各方人士集中地；
f.國外文化傳播到中國，豐富了運河區域文化的內容；
g.新中國成立，國家將京杭大運河列為重點內河航運主幹線之一；
h.改革開放，運河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運輸繁忙，防洪灌溉供水旅遊等多種綜合效益。
大運河文化，屬於獨一無二的“活”的文化遺產，跳出“點”的概念，以層絡劃分之---包括大運河物質文化和大運河非物質文化（文學、地理學、水利學、藝術學、歷史學、制度學、政治學，民俗學、民族學、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等等）。物質文化是指在開鑿大運河過程之中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大運河非物質文化，屬於不可見的隱性文化。大運河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古代信息，對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領域，是一部《大運河百科全書》；對研究各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文化態度、審美價值等傳統文化概念，是一部“運河博物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最新版《行動指南》把大運河文化特點歸結“它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並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總之，大運河文化，是大運河遺址文化蓄藏著的活化石文化。大運河文化內部結構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
a.物態文化層:物質生產活動在大運河存留的財富總和，可觸知的大運河文化物質實體；
b.制度文化層:因為運河經濟實踐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規範，有可持續性，例如-當代運河還在通航；
c.行為文化層:大運河是在人際交往，以禮俗、民俗、風俗等形態表現出來的文化區域模型；
d.心態文化層: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精神文化、社會意識等概念，是大運河文化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