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左四為塗思宗歷任粵軍營長、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第二團團長、第十四師第四十一團團長、國民革命軍第三師第七團團長，1926年底任第三師副師長、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二十二師師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9軍第三師師長，1935年1月授少將軍銜。後任國民革命軍第63軍副軍長，國民政府延安視察團團長、國民革命軍第100軍副軍長、福建汀漳師管區司令、廣東惠潮梅師管區司令、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參謀長、國民政府軍政部桂林辦事處主任等。1937年5月，毛澤東等在延安接見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塗思宗一行。1939年3月晉升中將軍銜。抗戰勝利後，任閩粵邊區“剿匪”總指揮、國防部中將部員。1949年去台灣，1950年移居香港。1981年4月在香港瑪嘉烈醫院病逝。
人物生平
塗思宗（1897—1981），家名南垣，字負我，廣東蕉嶺縣三圳鎮黃沙壩人。
1918年蕉嶺中學畢業後考入孫中山麾下許崇智12統領部隨營訓練班，畢業後任見習官、排長，經討伐桂系軍閥及東征陳炯明，以軍功升為少將團長。塗思宗升任少將團長後，率領全團到蕉嶺整休，適三圳洋蛟湖鍾姓與三圳梘下劉姓因爭山場矛盾激化，雙方準備大規模械鬥，塗思宗獲悉後邀請雙方父老，耐心作調解，並自掏腰包300光洋，彌補鍾姓損失，一場即將爆發的流血械鬥終於平息。東征時，塗思宗兼大埔縣長，葉劍英兼梅縣縣長，周恩來任潮梅行政專員。因公私接觸多，他們私交甚篤。
1927年5月，北伐時塗思宗任22師中將師長，後調任9軍3師師長，他率師首先攻入濟南，全殲北洋軍閥孫傳芳部。1928年他帶職考入陸軍大學，於1931年畢業。
1937年5月抗戰前夕，為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他受國民黨中央委託，率領“中央考察團”赴延安考察。1937年5月26日乘4輛大汽車，於29日黃昏到達延安南門，中共中央派林伯渠、賀龍、林彪、陳賡、周士第等人迎接。周恩來、葉劍英陪同塗思宗由西安首途一塊前來，當天晚上毛澤東、朱德設宴與塗思宗一行洗塵。次日塗思宗以考察團團長身份拜會毛澤東；第三天延安黨政軍各界舉行盛大歡迎會，邊區主席林伯渠致詞，塗思宗代表國民黨中央致答詞。第四天，中共中央派葉劍英、陳賡陪同考察。經塗思宗深入考察後上報國民黨中央，將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的紅軍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按抗戰序列又稱為18集團軍，實現國共兩黨攜手團結，槍口對外，共同抗日。
抗戰8年中，塗思宗曾任師管區司令，第9集團軍參謀長、軍政部桂林辦事處主任，堅持抗日，為抗日戰場輸送了大批兵員，做大量的後方補給工作。
國共內戰爆發後，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塗思宗被任為國民黨閩粵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後來蔣介石認為塗思宗“剿匪不力”，調為國防部中將部員，1949年曾去台灣，於次年移居香港，皈依佛教。葉劍英曾多次邀請他回大陸觀光，因久病纏身終未成行。
1981年4月28日病逝於香港，終年84歲。
屢戰屢敗
1948年3月，粵東支隊在當地游擊隊的配合下，還首次打下國民黨的第一個縣城——蕉嶺，至此，以粵東為主的閩粵邊游擊戰，四處烽火，捷報頻傳，聲威之大，影響所及，極大地震懾了敵人，撼動了國民黨的統治。
時任國民黨廣東省主席兼廣州行轅主任的宋子文，與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共謀，糾集廣州行轅、當地和福建的保警力量11000多人，設立“閩粵邊清剿司令部”，任命國民黨陸軍中將塗思宗為總指揮，福建保三團團長陳輇為副總指揮，開始他們有計畫的“清剿”勾當。
塗思宗首先發難，於1948年4月糾集廣州行轅直屬二團和梅州的地方保全團隊、福建的保三團、保二團等共4000多人，來勢洶洶，對梅州地區發起第一期“清剿”。塗思宗以韓江為中線，縱橫幾百里，實施由南到北、自東至西的所謂“十字掃蕩”，對廣東的梅縣、大埔和福建的武平、上杭、永定發動六路進攻、五路進攻、四路進攻、三路進攻。可悲的是，他每進攻一次就被消滅一部，下一次進攻的人馬就少了一路。四次進攻都被一一挫敗。1948年7月，不被徹底消滅就不會徹底舒服的塗思宗又發動了所謂第二期的“清剿”。但第二期“清剿”因兵力不足，已無力再行“掃蕩”，只能以保護韓江航運安全駐守一些點線了。經過兩個月的作戰，在粵東支隊和梅州軍民的打擊下，塗思宗屢戰屢敗，沿河的點線難保，落得被宋子文撤職的下場。
潮汕的“清剿”司令喻英奇在同一時期也對大南山、大北山、南陽山的游擊區發動第一期“清剿”，同樣被潮汕人民抗征隊一一挫敗。
塗思宗被撤職後，宋子文宣布由喻英奇接任閩粵邊的“清剿”司令。
軼事典故
塗（左四）與毛澤東（左五）、朱德（左三）、葉劍英（左一）合影塗思宗，字南恆、負我。1897年2月26日生於廣東鎮平（今蕉嶺）縣三圳鄉河西村。1918年畢業於蕉嶺縣立中學，翌年春他在家鄉投筆從戎，參加東征、北伐，以累累戰功進入國民黨軍界高層，1935年4月16日被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1939年3月21日晉升為中將軍銜。
1937年5月，塗思宗奉命代表國民黨中央率團赴延安考察。他忠於職守，馬不停蹄，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感受在中共管治下的延安，落後而有秩序，破舊但充滿生機，積極向上且不缺乏真誠。對此，他不避諱身邊軍統特務的監視，如實向上峰報告，消弭了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等對中共的部分疑慮，加速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進程。
率“中央調查團”赴延安考察
1937年5月，塗思宗受蔣介石、顧祝同的委派，以團長的身份，率領中央調查團到達延安，進行為期半個月的視察活動。
在中國現代史上，1936年12月到1937年6月這半年余時間，可謂是中共乃至中華民族存亡攸關的轉折點。“西安事變”給氣勢洶洶“剿共”的蔣介石當頭棒喝，使中共換得寶貴的生存空間。當年，還不足3萬名的紅軍侷促於貧瘠的陝北高原，欠缺武器補給、更新，生產、生活資源匱乏；反之，經過近10年的征戰，靖西南，壓李（宗仁）白（崇禧），敗馮（玉祥）閻（錫山），平“閩變”，蔣介石的中央軍可謂如日中天，兵員已達100萬之眾，而且有三分之一配備了德國的新武器裝備，加上蔣的老巢京滬杭一帶的工商業日益繁榮，經濟支撐有力。此時，國共實力對比實在懸殊。
日寇的進逼，“西安事變”的催化，創造了國共兩黨之間談判密集展開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形成與蔣介石的矛盾心理有關。一方面，蔣介石視中共為弱者，“不足掛齒”；另一方面，長期的實戰結果表明，“弱者”非“無能”，仍是他心頭之患。但經過長征的大轉移，從江西到西北，中共的“廬山真面目”如何，蔣介石心存疑惑，故在兩黨談判久拖不決的情況下，才有向延安派遣調查團之舉。
這時的中共，一方面出於對抗日的迫切，另一方面是尋求在弱勢中圖存的考量。對於調查團的到來，延安表示出極大的誠意與熱情，專門派出周恩來與葉劍英到西安迎接並討論調查團的行程安排。調查團在周、葉陪同下抵達延安，中共準備了龐大的儀仗隊和歡迎隊伍，中共要員林伯渠、賀龍、林彪、陳賡、周士第列隊歡迎，同時脫帽舉手致敬，並由號兵吹奏三番軍號，武裝儀仗隊行軍禮並高呼“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熱烈歡迎中央代表團”口號，高唱“國共合作，打倒日本”的軍歌，場面極其隆重。
當晚在調查團住地的招待所設宴冼塵，所有中共領導人都出席，毛澤東主席致熱情洋溢的歡迎辭，帶頭舉杯祝林森主席、蔣委員長身體健康；席間，賓主互相敬酒，交談甚歡，十分融洽。第三天，延安黨政軍各界在大操場上舉行歡迎大會，與會人數達四五千人之多，大會先由邊區政府主席致歡迎辭，再由中央調查團團長塗思宗致答謝辭，接下來由毛澤東講話，隨後調查團成員依次上台發言，毛澤東在台下陪正副團長，全神貫注聆聽。晚上8時，又開了一個文藝晚會。密集而又熱情的歡迎活動，使調查團如沐春風，原有的隔膜、疑慮一掃而光，正如塗思宗的老同事、老鄉親，東道主主角之一的葉劍英私下對塗說，如此“偉大”的場面，為中共成立以來第一次。對此，塗思宗十分滿意。
他以毛澤東為主要考察對象
隨後，調查團分黨、政、軍三組，以組為單位分頭到各地察看。塗思宗所在這一組以抗日軍政大學和彭德懷、賀龍部隊為主要考察目標，塗思宗本人及其侍從參謀則以毛澤東為主要對象。通過對領袖人物的了解來窺視中共的政治大勢，以對“抗大”人才培養看延安的知識取向和幹部隊伍的現狀，以彭、賀部隊的實況類推中共的武裝力量。在調查的過程中，熱情、真誠營造了友好的氣氛，但塗思宗還是不辱使命，有備而來，有的放矢。而其中與毛澤東對談最為頻繁。正如塗思宗自己說的，“我與毛氏接觸最多，經常性之接觸多在下午二點左右”，回住處後又常私下與老鄉葉劍英交流。有一次，兩人談論起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塗思宗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印象深刻：“每談論軍事，彼（指毛澤東，筆者注）自認有天才”；“彼對軍事確極自負，行其游擊戰……藉作民族戰爭之法寶。”“余回寓私向葉劍英謂，汝我行伍半生，以兄之經驗看毛之軍事水準如何？葉謂彼確有一手。”
中央調查團在陝北近半個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後返南京復命。塗思宗向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報告哪些具體內容，現存國民黨檔案材料沒有更多詳細的記載，但從過後蔣介石點頭同意中共代表多次到南京、廬山與國民黨展開談判，而且蔣本人多次親自出面參與，並且逐步接受中共提出的條件上看，可以看出塗思宗的報告是客觀平實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兩方面的內容：其一，中共與國民黨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誠心誠意”。這正符合蔣介石時刻引以為懷的形成全國一致“擁護領袖”局面的心理；其二，延安雖然物質上極端艱困，但也令人清楚地感受到這裡存在著一股強大的意志與精神。正如塗思宗親自感受的那樣，“延安幾乎沒有一樣東西可算得上是正規的，不過它呈現的精神狀態卻不能輕估。”至此，蔣介石心中有數：既然服從指揮，“擁護領袖”；又駐紮在華北西側的陝北，屏障著大西北；這樣，將其利用為抗戰的一翼，仍不失為上策。
加快了國共第二次合作
正是塗思宗這一破天荒的考察和他向中央平實客觀的匯報，促使了國共雙方密集的互動。5月29日調查團離開延安；6月4日，蔣介石就答應中共周恩來到廬山會談；7月4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再從延安奔赴廬山，帶著新方案面見蔣介石；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提交《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作出為三民主義奮鬥，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和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四項承諾。
中共的誠意與讓步，契合了塗思宗的調查結論，推動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說，強調中國主權問題已無可退讓，戰端一開，將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8月18日，蔣介石正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並根據中共的要求，同意八路軍擔任戰略的游擊隊，執行只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此外，還同意中共在各地設立辦事處，發行《新華日報》以及釋放正被囚禁中的共產黨員。
從1936年7月到1937年7月一年間，蔣介石從“攘外必先安內”，消極抗戰，拚命“剿共”，轉變為“容共”，決心抗戰，其思想的根本轉折源於“西安事變”的督促、中共堅持不懈的努力爭取和全國同仇敵愾的民意，而塗思宗率部的調查團延安之行和他平實、積極的進言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塗思宗向國民黨中樞傳達了中共對國民黨中央的誠意，對蔣介石領袖地位的擁護，暗合中共在調處“西安事變”時的真誠與無私，並與1937年6、7月向中共談判代表、紅軍將領致電所持的觀點，形成一條前後一致“擁護領袖”、“決心抗日”真誠熱血的鏈條，深深打動蔣介石原有執迷不悟的心，從而使蔣介石改變初衷，加快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進程。
晚年讀書寫字賦詩作文
身為國民黨軍隊將官，塗思宗雖然有一段以中共為對手的經歷，抗戰勝利後曾任閩粵邊區“剿匪”總指揮，但他並非“親日派”“特務”。1939年夏，塗思宗等在蕉嶺縣創辦“倉海職業學校”，以此弘揚著名抗日誌士丘逢甲的精神，培養抗日人才。學校成立董事會，由塗思宗擔任校長。招收高中畢業生一班，招收國中畢業生分農藝、森林各一班，後來又招收工業班及婦女家事各一班。塗思宗吸收教育大家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的經驗，提出教學實行槍桿、筆桿、鋤桿的“三桿”主義和自治、自養、自衛的 “三自”政策。每個學生髮步槍、鋼筆、鋤頭各一，由第九集團軍選派教官授課，實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和軍事化管理。既學習生存技術的課程，又上政治、軍事、文化課，目標是鍛造抗戰所需的各方面人才。塗思宗戎馬倥傯之餘，經常在倉海職校和蕉嶺縣立中學演講，宣傳抗日持久作戰的前景，教育師生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其演講詞都在第九集團軍編印的《抗戰周刊》及《蕉中校刊》上刊登。
在解放戰爭後期即被免“剿匪”總指揮職務之後，塗思宗心態漸漸趨於平靜，逐步認識到參與內戰將會使人生進入死胡同，轉而讀書寫字，賦詩作文，使之書法日臻成熟，且有多篇詩文問世，連同以前的詩文，集成幾百篇，至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以《夢影塵痕錄》和《夢影塵痕詩稿》兩書在台灣出版，成為國民黨軍政人士退台後最早出版著作的人之一。
塗思宗1949年去台灣，1951年回香港定居，1981年4月在香港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