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帝堯
帝堯,約生活在公元前22世紀,乃軒轅黃帝之玄孫,堯為帝嚳之子,母為陳鋒氏。《皇覽》說“甲申歲生於三阿南伊長儒家”( 在今山東鄄城縣境)。堯十三歲封於陶(今山東定陶),輔佐摯。十五歲,改封於唐地(今山西太原),號為陶唐氏。
堯都平陽(即今菏澤市成陽故城),《帝王世紀》說:“堯都平陽”。平陽即成陽,一地而二名。《史記》載:“昔堯作於成陽,舜漁雷澤(今菏澤東北),湯止於亳。”史學家認為,堯興起於成陽,以此為都,德治天下,晚年禪天下於舜,舜又都此;舜又禪禹,禹繼而都此。夏啟家天下,西遷濮陽。地質勘探,成陽城地下9米——15米,有6米紅黃沙五花夯土城牆,是為堯舜禹時期都城之牆。
帝堯身為部落聯盟首領,不自恃且恭勤節儉,禪位於賢而不傳於子,更令世人敬佩。帝堯禪位之後居陶丘(山東定陶)。《竹書紀年》:“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帝游居於陶,一百年帝陟於陶。”《說文》;“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帝王世紀》說,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成陽而崩。是說堯死於成陽。反映出帝堯禪讓帝舜以後,其晚年是在陶丘隱居,在游成陽時而死。
帝堯在位九十八載,一百一十七歲去世,葬於谷林(今鄄城富春鄉谷林寺)。至今,尚有“堯王虛葬八百墓,唯有真身在谷林”之傳說。
史書記載
秦朝呂不韋《呂氏春秋·節哀》篇:“堯葬於谷林,通樹之。”
魏晉時期皇甫謐所著《帝王世紀》載:“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谷林。”
晉《地理志》成陽條下載:“雷澤,舜所漁,堯冢在西。”《通鑑輯覽》載:“堯即位百載,崩於成陽,葬谷林。”
《宋史·禮言》載,北宋熙寧元年(1068)濮州知州韓鐸言:“堯陵在本州雷澤縣東谷林山。”
明《濮州志》載,谷林山,“在州治南40里,有高阜見存,元學士吳律構富春園於其下。”故後世亦稱谷林山為富春山,富春園衍化為富春村名,延續至今。
《清史稿》載:“濮州東南谷林,古雷澤也。乾隆元年,修葺釐正,定谷林堯陵為舊址。”
《大清一統志》“唐堯陵”條載:“陵高四丈五尺,廣二十八丈。”據清《濮州志》“堯陵古圖”所示:堯陵為坐北朝南三進式長方形陵園,山門前立有“石門”牌坊,四周圍磚牆。進門內兩側有東西更衣亭。二進院門為一正兩偏,門內左右是東西偏廂房,其後建有“享殿”。殿後是第三進院,古松柏掩映下,陵墓巍然屹立。
成陽堯陵是中國文獻最早出現的堯陵,是兩漢皇帝春秋祭祀之陵。歷代地理文獻記載確鑿,今有漢堯陵五碑傳世,又有近年出土堯陵中山夫人殘碑為證。
帝堯陵前現有明嘉靖二十四年 (1545年)八月濮州知州薛孟書"祭文"碑和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淄州知州繆潤紱書"帝堯陶唐氏墓"碑各一塊。碑前有享殿、東西朝房、東西更衣亭、大門、牌坊、聖母殿等建築。院內另有石碑數塊及清末所植古柏246棵。陵南500米有堯母慶都陵,西350米有堯妃中山夫人墓及祠,陵南靠黃河金堤,北臨箕山河。僅存墓、碑、龜及柏等稀有文物。
考古發現
成陽故城
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在山東省文化廳及省文物局的安排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省博物館的考古人員,聯合菏澤市、區普查辦的有關人員,在菏澤市牡丹區展開文物普查,重點勘探了胡集成陽古城及堯王寺遺址。經調查勘探,取得了豐碩成果。
成陽古城址位於菏澤市東北約25公里的胡集鎮,跨自然村胡集和陳樓,220國道穿過城址的西側。城址周圍地勢平坦,屬黃河沖積平原,牆體完全埋於地表下,徐河與臨卜沙河分別從西北、東北方向斜穿城址。20世紀80年代,當地文物工作者在徐河閘附近河斷崖上發現夯土堆積,但具體年代、範圍、面積皆不詳,為解決上述問題,考古人員進行了勘探複查,並選擇城垣的東北部解剖。
已探明成陽城址的東、南、北面牆體,西牆及南、北牆的西端未找到。城址的平面近圓角長方形,南北殘長約800米至950米,東西寬約600多米,殘存面積約60萬平方米。牆體上部寬約13米至14米,下部寬24米至25米,局部殘存高度約6米。城垣的主體始建於戰國,漢代大規模向外擴建補築,均經多次修補,至金代牆體廢棄。牆體均分塊板築夯打,每層夯土厚約10厘米,堅硬緻密,平面光滑,板具及夯窩清晰,推測夯具應有圜底的木棍及平底的圓形金屬夯。在城牆內側發現了2座打破牆體的戰國晚期瓮棺葬,城牆底部疊壓戰國中早期灰坑,為城牆的始建和使用年代提供了確鑿的地層證據。牆體的內外側皆被金代的堆積疊壓,說明至金代城牆完全廢棄。從城牆年代及其建造、使用過程推測,可能為文獻所載的漢成陽城及隋唐雷澤縣所在。
在成陽故城牆體的底部發現10餘片素麵紅褐陶片,多夾砂,少量泥質及夾植物莖葉,可辨器形有平底罐、敞口盆、缽等。另有圓柱狀磨棒等殘石器。這些遺物均出於城牆內側一層深灰色地層堆積中,堆積的厚度約10厘米,向城內延伸。時代約相當於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
堯陵遺址
堯王寺遺址位於胡集古城西北部約1公里處的堯王寺村,當地相傳為堯王陵所在。經勘探為面積約4000平方米的堌堆遺址,完全埋於地下。為了解遺址的文化內涵,開探溝試掘。據出土的遺物分析,最早當屬龍山文化(尚未發現文化層),延續至商周、漢、金、明、清。重要發現有商代晚期的房基、灰坑及小型台基等遺蹟,其中1座房基保存較好,牆體尚存1米多,室內面積不足10平方米。漢、金時期遺蹟有灰坑及墊土,所包含的遺物主要為建築殘瓦,其中1座金代灰坑中發現大型建築的飾釉鴟吻,但沒有發現基址。所獲遺物主要為陶器殘片,其中商代的最豐富,出土石鐮、刀、斧、鑿、鏃、戈及骨鏃、椎、笄、卜骨等文物10餘件。該遺址主要為龍山及商代晚期的小型聚落。金代灰坑中發現的飾釉鴟吻,表明當時可能有寺廟建築。另外,當地百姓已掘出明代的“修堯廟碑”。這說明最遲從宋金時期開始,此處演變為重要的寺廟場所。
歷史意義
菏澤地處黃河下游平原,淤積較深,地下水位較高,考古工作開展的不夠充分。這次調查勘探,發現並確認 了規模較大、保存較好的戰國漢代古城,填補了該地區相應時代城址考古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成陽古城牆底部早期遺存的發現,為這次工作的重要收穫。據資料顯示,魯西地區最早的古文化屬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階段。這次發現改變了對該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固有認識,使魯西地區古人類的歷史上溯了2000多年,在完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譜系及了解古文化面貌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同時,該區域地處史前中原文化圈與東夷文化圈的交接緩衝地帶,文化面貌複雜,是了解二者如何影響及相互關係的關鍵地域,6000多年遺存的發現,則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線索。(高明奎 梁國慶 田恩重 孫 明 郅同林 朱來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