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的發現過程,還很有點戲劇色彩,最初是劍南春集團進行棋盤街兩側的平房拆遷工程,由於發現了歷史文物,迅即轉為“搶救式發掘”。2003年至2004年之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對酒坊遺址進行發掘,最終用科學方法還原了“蜀中美酒”綿竹劍南春的釀酒工藝和昔日風貌,為中國酒文化代代傳承又奠定了一塊基石。
2003年4月,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考古發掘正式拉開帷幕,由資深考古學家陳德安擔任領隊,遺址面積為1.2萬平方米。此前,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工作,找到了載有棋盤街“天益老號”酒坊布局的歷史文獻,其主人姓名、酒坊規模、經營品種、稅賦徵收等都已查實繪圖,並經當地老人指證,一一對號入座。
發掘工作非常順利,至2004年11月,獲得重大成果:發掘面積800平方米,清理出土一大批和白酒釀造工藝密切相關的遺蹟現象,包括酒窖26口、爐灶5座、水井1口、晾堂2座以及糧倉、池子、水溝、蒸餾設施等各種生產要素,內容豐富完備。同時,還發現了大曲窖,不同窖池生產著不同品種的酒類,這在過去的酒坊遺址發掘中都沒有見過。此外,由遺址還可以清晰看出,從原料浸泡、蒸煮、制曲、拌曲發酵,到蒸餾釀酒、廢水排放……整箇中國傳統白酒釀造工藝的全過程。這些考古發現,對研究傳統的白酒釀造工藝、傳統手工業格局與分布、探究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具有重要價值。
根據地層關係和出土物,考古專家將這批酒坊遺址的年代推斷為清代到民國時期,其中大曲窖是清代早期。同時,考古專家在這次遺址的部分區域還發現了宋、元、明、清至現代的連續堆積地層,科學地證實了劍南春酒文化的千年歷史延綿。
全程參與酒坊遺址考古發掘的綿竹文管所所長寧志奇透露,800平方米的發掘,相對1.2萬平方米的遺址總分布只是“冰山一角”,隨著發掘工作的繼續,劍南春酒坊遺址的年代可能會越往後越久遠,他預言“不知道還有多少驚喜藏在那塊神奇的地底下”。
因“新意”擊敗周公廟
這次權威評選,國內共有22個“重量級”考古發現參選,此前最受傳媒追捧的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因考古發掘仍需時日而扼腕惜敗,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
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入選,出乎意料,也在意中。談到它當選的理由及學術價值,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苹芳指出,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主要體現了兩個重要特色:一是它展現了傳統釀酒工藝的一個完整流程;二是遺址整條街“前店後廠”的格局完整清晰,全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時期,綿竹這樣一個獨具特色的手工業城市的經濟狀況,這在以政治中心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古代城市裡是很罕見的,很有新意。
徐苹芳口中的這種“新意”,或許正預示著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新領域、新方向。縱觀前14屆“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結果,“以年代取勝”幾乎成了評選的一條金科玉律,歷史越古老越有價值,次次公布總以歷史年代為序,而且入選的幾乎都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考古項目,如上屆入選的商代甲骨文、黃河故道的漢代圖景、山西襄汾市陶寺史前城址等等。但本屆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以清朝至民國初年的“工業考古”項目擊敗了歷史久遠的周公廟遺址而入選,無疑是打破了“常規”,開了一個極好的先河。
評選活動有三個標準,即考古發現是否真實的具有“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最有新意的“科學價值”,就在於它恰好是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即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過渡這一特定歷史“轉型期”的典型代表和實物載體。
以前,“以年代取勝”是評價考古活動的金科玉律。如今,“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越來越注重向大眾介紹具有里程碑性質和文化標誌意義的考古大發現,不僅注重文化價值、歷史價值、科學價值等三大價值,尤其注重“新內容”和“新材料”。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的入選,無疑標誌著“工業考古”這一新內容、新材料的注入,並且預示著中國考古界對近代工業社會考古項目的日趨關注。這種評選視野的拓寬,對於中國當代考古界、對於整箇中國社會來說都具有非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