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高鴻命題

1989年《哲學研究》發表嚴高鴻的《論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兼評傳統的地理環境論》一文。嚴高鴻認為，“自然環境作為構成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通過生產力系統對社會發展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論點的提出，顛覆了傳統的地理環境論的基本觀點，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在哲學界、社會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被學術界稱為“嚴高鴻命題”。嚴高鴻指出應以在人類歷史中生成的“自然環境”概念取代地理學意義上的“地理環境”概念，重新詮釋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嚴高鴻命題”的提出，不僅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也引起了領導決策部門的重視，對推動後來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的方針、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論支持。

簡介

1989年，哲學界最高刊物《哲學研究》發表嚴高鴻《論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兼評傳統的地理環境論》一文。嚴高鴻認為，“自然環境作為構成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通過生產力系統對社會發展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論點的提出，顛覆了傳統的地理環境論的基本觀點，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在哲學界、社會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被學術界稱為“嚴高鴻命題”。

命題的提出

發現源於大膽質疑與深入探究。史達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提出，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然而，隨著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改造的能力空

前提高，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的反作用也越來越大。人、社會、環境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帶著對真理的追求，嚴高鴻翻遍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發現馬克思在論述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時，未使用過“地理環境”這個概念。為此，嚴高鴻通過論證指出，史達林和普列漢諾夫都把地理學中的地理環境概念當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概念，從而誤解了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範疇和關於社會發展最終決定力量的原理。為此，嚴高鴻明確提出，應以在人類歷史中生成的“自然環境”概念取代地理學意義上的“地理環境”概念，重新詮釋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
“嚴高鴻命題”的提出，不僅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也引起了領導決策部門的重視，對推動後來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的方針、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