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喬啟明，農村社會學家、農業推廣專家。抗日戰爭時期及其前後，在四川、廣西、貴州、陝西、甘肅、湖北等省創設農業推廣實驗縣，對鞏固與發展後方農業生產，功不可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事農業金融和農業教育工作，著有《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等。
個人簡歷
1897年12月28日 生於山西省猗氏（今臨猗）縣。
1924年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畢業獲學士學位。
1924—1932年 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任教。
1932—1933年 赴美國康奈爾大學進修，獲農業經濟碩士學位。
1934—1941年 任金陵大學農學院農經系主任。
1938—1941年 兼任行政院農產促進委員會技術組主任。
1942—1943年 任農產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中國農民銀行總行農貸處處長。
1943—1949年 任農林部農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農民銀行總行農貸處處長。
1949—1958年 任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農業金融局副局長。
1958—1970年 任山西農學院副院長，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1970年 病逝，終年73歲。
詳細歷程
早期
喬啟明，字映東，1897年12月28日（農曆12月初五）出生於山西省猗氏（今臨猗）縣太侯村。早年喪父，由長兄喬禊亭撫育成長就學。當時晉南農村社會風氣閉塞，而喬禊亭在辛亥革命前留學日本，且參加同盟會。喬啟明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家庭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因學習成績優異，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費保送他和另外13名山西籍學生到南京金陵大學農科肄業。其中有4名成績優良畢業後留校任教，喬啟明即其中之一。
當時，美國洛氏基金會出資委託金陵大學啟動“中國土地利用調查”項目，由美籍教授卜凱主持。喬啟明有幸成為項目組成員，擔任調查部主任。他們克服種種困難，率領調查隊赴陝西等地農村，進行實地調查。當時軍閥割據，匪盜橫行，農村更是落後貧困，動盪不安。喬啟明和調查隊在調查過程中，曾遭遇土匪劫車，險象環生，所幸人員和資料安然脫險。喬啟明根據此次調查，完成了著作《中國土地利用》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可謂這方面領域的開山之作。以豐富翔實的資料，嚴謹縝密的論述，對當時中國農村土地的利用配置狀況、農作物的分布及產量水平等等，均作了客觀如實的反映，並對如何更好地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資源的價值，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見。此項研究成果，深得學術界好評。喬氏的理論觀點，後來逐步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研究中的一個學術流派。
1931年，喬啟明赴美國留學，進入康奈爾大學攻讀農村經濟學。他已有相當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實踐，所以學習起來更加得心應手，學業可謂突飛猛進，終於順利地獲得了碩士學位。
喬啟明認為，中國農村經濟學人才奇缺，自己既然學有所成，就應回國出力。於是，毅然離美回國，在母校金陵大學擔任農村經濟學教授兼系主任。作為中國農村經濟學界的權威，他具有很高的社會聲望。在為祖國培養大批農村經濟學人才的同時，他還在離南京不遠的安徽和縣設立農業經濟實驗區，以貫徹落實他的改良主義主張。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金陵大學遷至四川。他又在成都附近的溫江縣設立另一個實驗區。他不是個政治家，當時沒想用革命的手段去改變一切，而是想用改良的手段去促使中國農村的進步發展。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學者，其動機和出發點是好的，我們不應對他苛求什麼。而他那種理論聯繫實際的務實作風，更是應該大大提倡和讚許的。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凱（J. L. Buck）在該校任教時創建的，為我國最早的農業經濟教學和研究機構。建系之初，人手很少。喬啟明於1924年夏畢業，是參加該系工作的第四人。
因為喬啟明青少年時期生活在我國北方農村，目睹鄉村人口眾多，耕地狹小；社會風俗沿習於近親締姻，早婚多育；迷信鬼神，缺乏娛樂，對農民生活貧困、文化落後現象感觸甚深，在金大學習和工作期間，一直致力於農村社會、農村組織、租佃制度和農村人口等問題的研究。
1932年，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資送喬啟明往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和鄉村社會學。在此之前，他除參加卜凱主持全國性的中國土地利用調查外，還在人口與生命統計研究方面，負責主持江蘇省江寧縣淳化鎮、江陰縣肖歧鎮和安徽省和縣烏江鎮、山西省清源縣以及豫、皖、蘇、陝4省8縣11個地區等4次農家人口和社會調查，調查抽樣少者百餘戶，多至五千餘戶。1925年，他在江蘇省崑山縣、南通縣及安徽省宿縣對租佃制度進行了調查研究；從美國回來以後，進行豫、鄂、皖、贛四省租佃制度調查；抗日戰爭期間又在他的指導之下，對四川一些縣份進行租佃制度調查。他以中文或英文發表的調查研究報告，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1935年日本進步學者澤村康博乾教授曾向當時留學日本的羅俊（農業經濟學家）推薦《江蘇崑山、南通，安徽宿縣租佃制度調查報告》，並說這是一本實地調查的好書。這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充實了喬啟明本人講授的鄉村社會學和農村組織學，又是後來在他的理論專著中的重要論據。
根據兩個實驗區的探索成果，喬啟明又推出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一書，仍由商務印書館印行。這部著作影響甚大，曾被許多農業院校採用作為教材。
四十年代
1941年，喬啟明經歷了人生道路的一次轉折。他辭去教職，應國民政府經濟部農產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穆藕初（著名的民族工業資本家）之邀，擔任該會副主任委員。兩年後穆氏去世，喬啟明又擔任該會主任委員，主管國民黨統治區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推廣工作。他還曾擔任中國農民銀行農貸處長等職。當“官”以後，他算是大開了眼界。在長期的親身實踐中，他逐步認識到，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和內戰政策，已使中國農村經濟遭到嚴重損傷而瀕臨破產邊緣；單靠他所主持的這一支弱小的農業技術推廣力量和一點微薄的農業信貸資金，根本不可能推動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他對自己的改良主義主張產生了懷疑，而逐漸認識到要改變中國命運，必須要有更大的社會動力——革命。
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的中共黨員羅俊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時，談到喬啟明到中國農民銀行任職之事，周恩來表示“喬是正派學者，有愛國民主思想，應該團結爭取。同時認為農民銀行是重要機構，在農村可以多少做些工作來支持抗戰。”
抗日戰爭後期，喬啟明參加以許德珩為主要領導的、以進步教授為主體的“民主科學社”（“九三學社”前身），為爭取民主和進步貢獻力量。解放戰爭時期，他又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秘密革命組織“反蔣大同盟”，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迎接全國解放，不顧個人安危，進行工作和鬥爭。原來主張改良主義的他，此時已完全變成一個堅決擁護革命的愛國者。他在實踐中真正認識到：只有採用武裝革命，推翻吃人的舊社會，建立人民的新政權，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才能徹底改變落後面貌，獲得真正的發展進步。
全國解放前夕，喬啟明留在上海，堅拒隨中國農民銀行撤往台灣，其夫人被迫先去廣州，他亦安然不為所動，並勸信得過的同事堅守崗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組織上安排他去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總行領導對喬啟明甚為器重，並有意接受他關於設立農業合作銀行的建議，後因精簡機構停頓下來。1958年，喬啟明調任山西農學院副院長，協助他的同學王綬院長主持院務。他工作謹慎，胸懷開朗。“文化大革命”期間，夫人不幸去世，3個女兒又都不在身邊，形單影隻，生活孤獨，1970年即與世長辭，享年73歲。生前為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
年輕時的喬啟明新中國成立以後，喬啟明來到首都北京。黨和政府很重視這位享有盛譽的資深學者，任命他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農業金融管理局副局長，並推選他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委員。1958年，他應山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農學院（今山西農業大學前身）副院長。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為祖國和家鄉的現代化建設效力，他自然是心情舒暢，幹勁倍增。返晉以後，他還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三屆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九三學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員，成為山西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文革”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具有留美經歷和擔任過國民黨政權職務的喬啟明，遭受到造反派的衝擊。此時，他已年屆古稀，身體十分虛弱，當然經不起折磨。終於在1970年一病不起，在太谷撒手人寰，享年73歲。斯人已去，芳名永留。喬啟明的傳世遺著，已成為寶貴的歷史文獻，成為他留給後人的一筆精神財富。
結合經濟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學
喬啟明的第一項研究是農村社區製圖。社區作為社會結構的紐結，國外社會學者多以此為研究基礎。20年代喬啟明即從事社區研究，這在我國是開創性的。他以經濟、社會、教育及宗教分類製圖，劃分社區範圍，研究改進農村居民的社會活動。《江蘇江寧縣堯化門社區製圖》（《Mapping the Rural community of Yao Hua Men》）是他親手完成的4個社區製圖之一，於1924年12月用英文發表在《Chinese Recorder》上，金陵大學農學院又重印為第四號小冊子並譯為中文。這一研究報告詳述了以寺廟為主的最大社區的農民花錢燒香拜佛的團體迷信活動。為了改進社區活動，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和農業教育系合作，建立了兩個文娛中心。卜凱在其晚年所寫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Nanking University》（由盧良俊譯成中文題為《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之發展》），曾提到喬啟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常在文娛中心帶領兒童遊戲，有時放幻燈、電影同時供成人觀看。這是喬啟明深入農村組織農民活動的開端，也為他以後致力於農村社會研究和農村組織事業打下基礎。
《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
《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是喬啟明學術思想的代表作。30年代初喬自美歸國後，即在金陵大學講授《鄉村社會學》和《農村組織學》兩門課程，後來不斷把編寫的講義修改更新，成為專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1946年5月又在上海改版重新排印。
該書強調經濟（土地）基礎，著重於以國內調查的事實為根據，結合作者的農村社會經濟改良實踐，加以系統綜合而寫成。故書名為《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明顯地有別於一般的鄉村社會學理論。
全書共分6編19章，包括：總論1章，人口基礎5章，經濟（土地）基礎4章，文化基礎6章，農民生活和農村組織各2章。喬啟明認為，“我國農村社會經濟衰弱不振原因，固屬多端，而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之失調，實為針血之所在”。其立論中心是：“冀就個人觀察研究之所得，徹底分析我國農村土地、人口之基礎，進而論述組訓農民提高農民生活程度之道”。他提出“治標方面，應謀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農業生產，俾不致發生糧食問題”；治本方面要“適應世界潮流，針對國情需要，亟宜遲婚節育，以期提高人口素質，保持一適度的人口，俾不致發生人口過剩問題”。（以上引文均見該書自序）在三四十年代喬啟明的這些言論，今天讀起來，還是感到相當中肯。
本書的人口基礎是這一專著的核心。早在20年代，喬啟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與生命統計調查研究中，從我國人口增加的狀況論述了伴隨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帶來的災難。在專著中大量引用靜態和動態人口統計，從我國農村人口的數量、組合、消長、遷徙，全面論證了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過剩和質量低落問題，提出本標兼治的控制人口無限孳生措施。如“提倡工商業，減少農業吸引人口的力量，並為排泄農村剩餘人口之出路”，以及普及教育以提高人口質量，等等，都是當時切中時弊之論，頗有意義。
農村改良實驗
喬啟明無論在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從事教育，或後來主持農業推廣委員會和中國農民銀行農貸處，都極力倡辦農村社會經濟改良實驗。他強調，“近世以來，農村的封守狀態打破，交通發達，農產商品化，農民與外界接觸日多，則非有組織不可”，並指出農村組織的意義和作用在於：“組織的力量是許多個人力量的總和……若各個人傾其全力於組織，則此種組織的力量必較個人力量的總和為大。”這是喬啟明倡辦農村組織的理論基礎。
早在30年代初，喬啟明就在金陵大學農學院設在安徽和縣烏江鎮的農業推廣實驗區組織農會，建立信用及運銷合作社，辦國小，設診所，以發展社區。1936年前後，烏江實驗區設有6個農會，會員達4000人以上。會員入會交納會費半元，可享受農會的一些權利，還可得到推廣機構（如金陵大學）及政府良種貸款等幫助。
抗日戰爭初期，喬啟明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系主任併兼全國農產促進委員會技術組主任時，得到促進會的資助，由農業經濟系會同四川溫江縣政府及地方社團，共同組成鄉村建設協會，從生產、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對農民推廣農業科學技術，輔導設立造紙、紡織等小型工廠，開辦農民學校及夜校，組織輔導信用合作社業務。1940年10月，登記的合作社有140個，聯合社5個，社員6697人。受到溫江人民的歡迎，引起當時社會的重視，也遭致地方反動勢力的疑忌，被扣上“搞赤化”的帽子，終於在1943年被迫停辦。
喬啟明的農村建設實驗，是以農會為中心來推進各種鄉村建設事業的。他認為，農會是農民自有自治自享的合法團體，可以融合政治、經濟、社會建設為一體，使農村組織單純化。在安徽烏江和四川溫江試辦取得成效之後，後來還在他主持建立的農業推廣體制內，把鄉農會作為縣農業推廣機構的基層組織，推行到四川壁山、廣西臨桂、貴州遵義、陝西漢中、甘肅天水、湖北恩施等辦有農業推廣實驗縣的地方，都收到一些效果。但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農會組織不可避免的弊端，正像喬啟明在其專著里曾經慨嘆的那樣：“會務多操於地方土劣之手……無經濟自立計畫，仰賴會費及政府機關津貼”，農會“以數量言不可謂少，但欲其加惠於農民，建基於永固，則亟待改進之處尚多”。
喬啟明深感“多年來每辦一事，常因資金缺乏而掣肘”，於是利用政府將各個銀行分辦的農業金融業務集中歸中國農民銀行統管的有利條件，使“農業金融與農業技術推廣緊密結合，促使農業生產改良提高，以改變農村貧困落後面貌”。他對農業金融的要求是，所有資金不能用於救濟，投資的作用在於改良農業生產條件，投資的目的要能發展農業生產”。這體現了他一貫的學術思想和農業金融理論。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蘇、皖、浙等省，中國農民銀行所融通的資金，也為農民做了一些實事。例如：安徽和縣烏江農業推廣實驗區利用農貸建立機械軋花打包廠；南京八卦洲墾區貸款購買拖拉機和抽水機；江蘇省用農貸在江寧縣辦“常平倉”式的糧食倉儲，在丹陽縣興建電力灌溉，在秣陵關開展農產品加工，等等。對蘇、浙兩省奄奄一息的蠶桑業，農貸處也予以金融上的支持。這些業務對於當時當地的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也有過一些補益。
辦學兼容並蓄，辦事認真謹慎
喬啟明的治學態度，既有自己看法，也很尊重他人的學術見解，辦教育能夠兼容並蓄。抗日戰爭以前，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既接受美國的大學教授前來講學，也邀請曾在蘇聯工作的德國農業經濟學家H. 姚諾爾（Zorner）來系作蘇聯集體農業的專題報告，還邀請當時對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的調查研究和農村改良工作持批判態度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主要成員千家駒等來系座談。喬啟明曾表示，他們的理論水平很高，但不管怎樣，我們是在做實事。在他的專著《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里，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博採眾議。
在他主持農業推廣委員會和中國農民銀行農貸處工作時與喬啟明共事的人中，不僅有不同觀點的人士，還有當時未公開的中共黨員。當時他對這些人的政治態度並非毫無所知，如羅俊、王希賢、劉子欽等還過從甚密。他為了事業，惟才是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喬啟明在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任職期間，還建議設立農業合作銀行，並主張利用農村信用合作社作為該行的基層組織，進行短期貸款。當時有人認為要辦農業合作銀行，就應按蘇聯長期投資的農業銀行和合作銀行的制度來辦。喬啟明認為這不符合我國當時的實際，因為我國土地改革後農民急需的是短期貸款，即使互助組也無力承受長期貸款。由於意見分歧，又加中央提出精簡機構，農業合作銀行停止籌辦。喬啟明對共產黨領導下，政令統一和有效的推行，社會秩序穩定，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國際地位提高等等都深受感動，衷心佩服。他在中國人民銀行期間，勤勤懇懇地工作，認認真真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當時語人：“不學習好，難以做好工作。”他把10本《幹部必讀》書和《聯共黨史》，無一遺漏地把它讀完，《毛澤東選集》出版後，更是孜孜不倦地一遍遍閱讀。1958年山西省委省政府為發展農業高等教育，充實山西農學院的師資力量，請山西籍的著名農學家王綬和他回山西擔任山西農學院正副院長，他明知山西農學院辦在太谷縣城外，條件較差，自己又已年過花甲，幾十年都在大城市生活，但考慮到自己是山西人，有機會為鄉親服務，義不容辭，愉快地接受邀請離開北京，回山西農學院任職。
喬啟明治學任事態度嚴謹，生活樸實、嚴肅。他滿腔熱情提倡農村文娛活動，自己卻極少涉足娛樂場所。在家不苟言笑。對人從不疾言厲色，即使對自己的子女、學生均平易近人。對來自農村且比自己年齡稍長又不識字還纏過足的夫人一直相敬如賓。他夫人也自願全面操持家務，使他一生全心全意獻身於事業。
主要論著
1 喬啟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2 喬啟明．中國人口與糧食問題（與蔣傑合著）．中華書局，1941．
3 喬啟明．農業推廣論文集14．農業推廣委員會，1946．
4 喬啟明．江蘇崑山、南通，安徽宿縣農佃制度比較及改良農佃問題之建議．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林叢刊，1926．
5 喬啟明．農村社會調查．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林報，1928（146、148、153）．
6 喬啟明．中國農村人口之結構及其消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1935，32（1）．
7 喬啟明．山西清源縣143農家人口調查之研究．中國社會學社，中國人口問題．世界書局，1932．
8 喬啟明．金陵大學推行的農村合作事業．金陵大學．農林新報，1936，13（28）．
9 喬啟明．農貸問題．中華農學會報，1948．
10 喬啟明．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29—1931，Bureau of Foreign Trade，Ministry of Industry，Shanghai，China．
11 喬啟明．An Experiment in the Registration of Vital Statistics in China．By Chiao C M，Thompson W S，Chen D T．Scripps Foundation for Population Problems，Oxford Ohio，1938．
農村社會學思想初探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發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可謂一批珍貴的學術遺產。在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時代背景之下，對這批學術財富進行現時的解讀既是歷史的呼喚也是現實社會的需要。李景漢、陶孟和、晏陽初、楊開道、陳翰笙、孫本文、吳文藻、費孝通等老一輩社會學家為我們所熟知，但筆者認為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喬啟明也是一位不能不被提及和重視的農村社會學家。此論斷起因：一是喬啟明憑藉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立足中國農村社會，不僅為當時農村問題甚至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為後人留下了大量豐富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和自己所構建的農村社會學理論；二是中國社會學界對老一輩社會學家珍貴遺產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明顯滯後於現實社會發展的內需，忽視過多解讀過少。鑒於此，本文試圖對喬啟明農村社會學思想觀點作一系統的論述，同時也期望著能對解決當今“三農”問題尋覓出一些切實可行的路徑來。
喬啟明，字映東，1897年12月28日出生於山西省猗氏（今臨猗）縣太候村。早年入運城河東書院學習，畢業後考入山西大學預科，因學習成績優異，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費保送到當時的南京金陵大學（今南京農業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學習深造。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凱（J. L. Buck）創建，為我國最早的農業經濟教學和研究機構。1924年夏喬啟明畢業後留校任教，是參加該系工作的第四人。喬啟明少年時期生活在我國北方農村，親眼目睹了鄉村人口眾多，耕地狹小；近親締姻，早婚多育；廣大村民迷信鬼神，缺乏娛樂；對農民生活貧困、農村文化落後、農業經濟蕭條等現象感觸甚深。因此在金陵大學學習和工作期間，一直致力於農村社會、農村組織、租佃制度和農村人口等問題的調查與研究。
1925年，喬啟明對江蘇省崑山縣、南通縣及安徽宿縣的農村租佃制度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 ，並寫出了《江蘇崑山、南通、安徽宿縣租佃制度調查報告》一書，受到了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1931—1932年，喬啟明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和鄉村社會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回國。之後喬啟明擔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教授兼系主任，為中國農業經濟學界培養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國洛氏基金捐款資助，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主持並被列為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分會研究項目之一的中國土地利用狀況的調查報告《中國土地利用》一書完成。喬啟明在這項“為就人地關係剖析我國土地利用實況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擔任了人口及生命統計調查主任及翻譯工作。1942年以後，喬啟明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業推廣和農業金融事業的實踐方面，在安徽和縣烏江鎮、四川溫江、江蘇南京燕子磯、秣陵關等地創辦鄉村建設實驗區和農業推廣示範區，還積極在抗戰後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鄉農會為基層組織的農業推廣實驗縣。他主張藉助農業貸款、組織農會，建立產銷合作，推廣農業科技等途徑來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村文化。喬啟明力求把農村建設的各個方面緊密聯繫起來，互相促進，取得了綜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此外，喬啟明在人口與生命統計研究方面，負責主持江蘇省江寧縣淳化鎮、江陰縣肖歧鎮和安徽省和縣烏江鎮、山西清源縣以及豫、皖、蘇、陝四省8縣11個地區等四次農家人口和社會調查，調查抽樣少者百餘戶多至五千餘戶。這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豐富了喬啟明本人講授的鄉村社會學和農村組織學理論，也成了他理論專著中的重要論據。
1945年5月上海解放以後，喬啟明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農業金融管理局副局長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8年，喬啟明調任山西農業學院副院長，協助他的同學王綬院長主持院務。另外，他歷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第六屆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九三學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員等職。
“文革”期間，喬啟明多次受到迫害，加上生活孤獨，1970年與世長辭，享年73歲。喬啟明一生主要論著有：《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1946）；《中國人口與糧食問題》（1941，與蔣傑合著）；《農業推廣論文集》（1941）；《江蘇崑三、南通、安徽宿縣農佃制度比較及改良農佃問題之建議》（1926）；《農村社會調查》（1928）；《中國農村人口之結構及其消失》（1935）；《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問題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縣143農家人口調查之研究》（1932）；《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31—1932）。
二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的傳入是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與需求緊密相關的。20世紀20—30年代前後隨著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各種思想流派興起，社會學者的隊伍基本形成並成立了諸多教學與研究機構，廣泛開展了社會調查與研究，逐步走上了與中國社會現實密切相結合的實證社會學道路。一般而言，20世紀30—40年代為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繁榮時期，西方社會學理論隨著海外留學生的歸來與本土化問題的實證性研究得到了比較完整系統的介紹與吸收，尤其是各分支社會學的研究與對當時中國社會問題的專門研究已漸趨形成。這一時期實證社會學研究紛紛從不同的角度和視野探索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並進行了不同社會改造路向的實驗。
從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到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隨著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經濟的大範圍蕭條尤其是農村經濟的全面破產，滋生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具有民族意識和愛國心的社會學者，紛紛就自己的所學為改造中國社會的衰落景象進行了大膽的不同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和實驗。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學的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村社會，這充分體現了當時各界學人志士對中國社會現實理性把握後研究路徑的具體轉向。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經濟的好壞對整個國民經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但是20世紀前半葉，農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衰敗,土地高度集中、農產價格低落、農民購買力銳減、地價下跌耕地荒蕪、農村生產萎縮、農民生活困苦，還有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和死亡。總而言之，帝國主義的大肆侵略、封建統治者的殘酷掠奪和天災人禍的無情打擊，是造成20世紀前期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出現嚴重衰落的重要原因。這也是導致20世紀30—40年代社會各界探索不同社會改造路徑研究的最深刻的歷史根源。“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過一場鄉村建設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達600多個，建立各種實驗區1000多處。”（鄭大華，2000，前言）“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有的試圖先有改進農村的理想和計畫，而後找一合適的農村區域，作為實驗的場所。如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辦的鄒平、菏澤鄉村實驗區，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主辦的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區，燕京大學主辦的清河實驗區，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和第三區專員公署主辦的十縣鄉村建設實驗鄉，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的徐公橋鄉村改進會等。還有的在一區域裡進行某項農村改進事宜，如烏江的農業推廣事業，北碚峽防務團等等。”（楊雅彬，2001，238—239）我們可以想見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仁人志士們為中國尋求生路的宏偉壯舉、堅強的毅力和不懈地創造。
在同一歷史時期，喬啟明對中國農村社會狀況尤其是人口與生命統計方面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實證性調查與研究。例如他根據1926—1928年對山西清原縣143農家的調查事實寫了《山西清原縣一百四十三農家人口調查之研究》一文。此文對清原縣農村社會的家長同居的親屬關係、家庭與田場大小之比較、人口年齡的分配、性比率、生產率死亡率及婚嫁率、結婚年齡、在外家屬和同居家屬及其職業等問題進行了翔實的論述，並運用了大量的圖表做相互的比較分析。在論述143農家的性比率時，他指出“每女子百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種事實，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產的數目，是比女子為高，女子為社會所輕視，有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風甚熾的原故。”（喬啟明，1932，280）另外喬啟明對清原縣農村早婚現象的原因及其後果的分析對於解決當今農村相關的社會問題仍有著借鑑作用。農村早婚固然是一種風俗的致使，但風俗的構成是與鄉村的社會事實密切關聯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於山西農村的女子過少，男子成婚遂成了難題，女子實質上成了一種交易的貨品，“雖出高價，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齡，多數即行出嫁，該處女子早婚之風，實因女子過少所致。……所以形成一種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惡俗。此種特殊社會情形對於生理健康、社會罪惡及社會治安之不無影響。”（喬啟明，1932，290）針對當時學界關於中國人口的增減問題及其對策的爭論，喬啟明寫了《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一文。文章以1924年、1925年關於安徽河南江蘇山西四省11縣鎮的人口調查材料為基礎寫成，前後為期一年共調查了四千二百一十六農家，統計人口達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它以具體翔實的第一手資料詳細地論述了鄉村人口以及與其相關的重要問題，如親屬關係、人口增加與年齡分配等，有力地駁斥了“當時國內一班學者，多信中國近年的人口不但沒有增加，甚且還有減少。同時還主張中國人口應鼓勵增加。”（喬啟明，1928，12）的空想臆斷的觀點。喬啟明的人口問題研究採取了一種動態的研究方法，不僅注重人口的變遷、過剩與人口密度等問題，更為重視的是與人口變遷相關的性別年齡、婚姻家庭、親屬制度、土地利用等問題。並且從治標和治本兩個層次為解決中國人口過剩問題及由其所滋生的社會問題提供了路徑：治標方面可以從移民、提倡實業、增加生產等方面來調劑人口問題；治本方面就是實行遲婚節育。
喬啟明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一書的自序中曾明確地指出，本書是他在金陵大學農學院授課時的講義。原稿內容，歷年得以迭加修正補充，並以學說原理為經，以中國農村實際調查資料之研究分析為緯，純以客觀態度與科學方法，解剖中國農村社會及經濟的結構，藉以透析農村社會經濟全盤的實況。
所有圖表數字，多經作者親自考察，或專門調查。儘管抗戰以後的材料與數字較少，一旦可引用者，作者便隨時蒐集補入，務期其詳確可靠，便於國內青年學子，尤其從事農村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對農村社會學理論有一明白概念，而對於整箇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問題之現狀、癥結與改進方案或解決之途徑，能有正確深切的認識。
鑒於當時戰事頻仍，政治動盪不安，農村凋敝，加上鄉村建設運動方興未艾，喬啟明把自己多年潛心調查與研究的成果付之於眾，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理性關懷和學術積累。“蓋吾國幅員遼闊，農情互殊，而全國各地農業內含之實況，迄今無整個可靠的調查，經科學分析之資料，可資依據。如盲人摸象，以一部而誤全體，不免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譏。著者根據各地實際調查資料之整理，與多年考察研究之所得，嘗以為我國農村社會經濟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屬多端，而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之失調，實為針血之所在。”（喬啟明，1946，1）
通過研讀此書，可以發現，喬啟明處處都是以當時所調查掌握的社會事實說話，全書沒有空談臆說之辭。另外他還蒐集了大量的國外數據資料作為比較分析研究的論據。因此，筆者認為該著作實屬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的一部完備、翔實、切合農村社會經濟現實問題的農村社會學專著，是鄉村建設運動中少見的本土化調查事實與理論分析的佳作。
三
《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堪稱喬啟明學術思想的代表作。
該書強調經濟（土地）、人口、文化三者協調發展在農村社會中的重要性，著重於以國內調查的事實為根據，並結合作者所倡導的農村社會經濟改良實踐進行系統地論述，與一般的鄉村社會學理論有著明顯的差異。
全書共分6編19章，包括：
總論1章（農村社會與農村社會經濟學）；
人口基礎4章（農村人口數量分布，農村人口組合，農村人口消長，農村人口遷徙）；
經濟（土地）基礎4章（自然環境，土地面積，土地利用，農佃制度）；
文化基礎6章（農村家庭，農村教育，農村衛生，農業技術，農村娛樂，農村宗教）；
農民生活2章（農民生活程度，食物營養）；
農村組織2章（農村組織，農村組織與建設）。
喬啟明認為，我國農民生活程度之低於一般水準，農村社會病態之層出無窮，莫不與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的失調密切相關。
在此論斷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改良方案即要探求富國裕民之道，宜先使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得其調劑，相輔相成，合理髮展，才能使農村社會問題得以徹底的解決。
具體而言，在治標方面，應謀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農業生產，不致發生糧食問題，進一步即可謀教育之普及，衛生之講求及文化之發展；至於治本方面，他認為國家應確立一個系統合理的人口政策即適應世界潮流，針對本國國情需要，實行遲婚節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質，並保持一適度的人口，不致發生人口過剩問題。
“此種工作，端緒紛繁，關係綦重，其進行也，固需仰恃政府之倡導與執行，而以農民人數占全國人口最大成分，實尤賴於農民組織之健全推動，自力完成。故農民組織之促進，及農民訓練之實施，亦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改善演進過程中之重要任務也。”（喬啟明，1946，1）
上述內容實質上也是該書的立論主線，即使這些言論是喬啟明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所構建的 ，但它對於解決當今日趨突出的“三農”問題及相關的社會現實問題仍有著不可低估的借鑑作用。
喬啟明在該書的總論中認為農村社會（Rural Community）為農村社區較為確當。普通所謂社會，乃是一種比較抽象和概括的名稱，系指人類社群（Social Group），不僅為人類的集合，還包括文化、經濟及組織等基礎。至於社區，則比較具體實在，屬於微觀的可以具體把握的範式。
因此社區者，社會也；而社會者，未必皆為社區也。實際上社會不含地域觀念，它僅代表具有互動作用與共同關係和表現互動與共同行為的一群人，於是一國之中，此處的人可與彼處的人結成社會，甚至是不同國籍的人亦可結成社會。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同時隸屬於數個社會，但他只能屬於一個社區；所以社區之特質，一在有共同的地理區域，二在有共同的生產活動。雖居住於某社區的人，未必均為該社區的分子，但既為該社區的分子，即必須參加該社區的共同生活。“
由此可知，社區含有永久性、自然性及地方性，而一般社會學家遂亦不承認社區為近代社會組織中基本的社會單位。農村社會是普通社會的一方面或一部分，是以地理與生活上的特點而分別的一種農村社區。故農村社區與農村社會實二而一者。”（喬啟明，1946，10）這種研究範式的邏輯論證對於建構基本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喬啟明對自己理論架構的基本範式即農村社會經濟學進行了系統的闡釋。
“農村社會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於研究農村社會內的經濟因素，但以非經濟因素，如農村宗教、娛樂、教育等，皆能直接或間接影響農村人口的經濟行為，亦在研究之列。因此，農村社會經濟學得解釋為研究農村社會內農村人口經濟及非經濟的共同行為的科學。其範圍應包括 人口、 土地、 文化、 農民生活及 農村組織5項”。（喬啟明，1946，5）
可以看出，在喬啟明農村社會學理論體系中農村社會的建立與發展，具有三大基礎，缺一不可：
第一為 人口，有人口始有農村社會。人口為農村社會的組織成員，並為文化與財富的生產者。
第二為 土地，無土地則人口根本無處生存。土地是農村社會中最基本的生存依賴，人類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莫不靠其源源生產與供給，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經濟生產要素。
第三為 文化，農村社會僅有人口與土地，而無文化，則社會停滯，仍不能進步。因為文化不僅能改良人口品質，而且能增加土地生產，更為提高農民生活程度之工具。文化作為一區域社會的重要基礎，可以綜合地映射出本區域社會中人口的優劣、土地生產的多寡以及民眾生活水平的高低。
喬啟明先生親歷了20世紀前半葉中國農村社會衰敗的景象，不過在分析此種境況的原因時他從組成社會的各個具體要素入手，認為中國農村社會所發生畸形狀態的病因系由於“其組織要素失其平衡”。比如在人口方面，我國農村人口已達到過剩的階段。所以“目前國家一切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人口過剩，亦多直接之關係。長此推演，允宜著眼久遠，注意品質，對於人口增殖，酌採取限制政策。”（喬啟明，1946，41）
早在20世紀20年代，喬啟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與生命統計調查研究中，從我國人口增加的現實狀況出發，論述了伴隨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帶來的災難。在這一專著中他大量引用了靜態和動態的人口統計資料，從我國農村人口的數量與分布、組合、消長、遷徙等方面，論證了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過剩與質量低落的問題，提出了標本兼治的控制人口無限孳生的措施。例如提倡工商業，減少農業吸引人口的力量，以轉移農村剩餘人口，以及普及鄉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質量等等的學術觀點，都是當時切中時弊之論，現在看來亦頗有價值。
書中關於土地（經濟）基礎的論述，也是以喬啟明多年對我國農村的自然環境、土地面積、土地利用和租佃制度，進行實證性調查研究，所獲取的事實資料作論據的。鑒於當時國內人口的壓力、外來經濟的侵略以及戰事和災害的不斷致使廣大農村日益凋敝衰落，農民漸趨貧困的境況，喬啟明主張要進行國民經濟建設，富國裕民，最為關鍵的就是使人口與土地得以調劑，以促進文化，發展工業。
他對農民旦暮從事于田野，辛勤勞作而無所得，其社會地位低落，經濟狀況惡劣，尤以佃農為甚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並認為農村租佃制度的存在，不僅使地權分配難以平均，而且有礙於土地的充分利用。於是他主張改革農村佃制，如限定租額，保護佃權等。
另外，喬啟明還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墾殖，保護和創設自耕農，亦屬於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於在自然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諸因子方面，“首在調整土地利用，去除經濟利用的一切障礙；次在藏變作物制度，改良農業技術。人謀地藏，地利自盡”。（喬啟明，1946，229）
喬啟明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一書中，還從農村組織方面就新農村的建設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雖說農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人口與土地失調，文化落後等因素所導致的。但是，農村社會組織的缺乏也是一主要原因。他目睹了當時我國農民思想散漫，只知道耕田而食，織布而衣，不知道注重組織的建立與發展，於是農民個人生活既無從改進，社會事業也難以推行。所以今後要想促進農村文化，使人口與土地得其調劑，改造農村社會，以建設新農村，應積極地致力於農村組織的建設與發展。
喬啟明從農村組織的意義、功能、性質、種類、原則、單位、困難以及鄉村建設與農村組織的關係、農會等角度，論證了農村組織在農村社會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
他認為新鄉村建設必須基於農民自身的力量，方可取得成功。而農民力量的顯現，則需藉助於農村組織即農會，再以整個農村改進為目標，於此作為重心來進行鄉村建設運動。“如此則農事研究，農業行政，農民組織三者可以呵成一氣，共同推進鄉村建設事業。更有進者，在此種聯繫協調關係之下，政府既可以有限財力，實施農村社會改進政策，農民亦能以其本身團結力量，舉辦經濟事業，改良土地利用，發展社會文化，增進人口品質，使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得其調劑，以謀整個農村生活之改善，農村社會經濟之發展。”（喬啟明，1946，451）
當然，喬啟明在其著作中還有就文化基礎、農民生活等內容的詳細論述，限於篇幅不能一一進行闡釋，筆者僅從經濟、人口、農村組織等方面作了概要性的介紹，如能喚起學界對中國老一代社會學家寶貴遺產的重視和反觀，無論對於前人還是後人，甚或周遭的社會事實，都應該是一筆不容遺忘的財富。
現今“三農”問題已成了中國社會問題的焦點、熱點，新鄉村建設運動，村民自治的進程，農村稅費改革，農民的市場談判能力，農民土地維權行為和農民負擔問題等現時的社會問題，或許老一輩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能為我們尋求解決的途徑提供一些更為切實的見解和價值，因為他們寶貴的學術遺產是紮根在黃土地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