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戰役
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無論是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還是在1933年初長城喜峰口抗戰的大刀隊，軍備落後的中國軍人用血肉之軀築成了保衛國家的新的長城。
父親殉國時囑託“不許哭”
專訪威震喜峰口戰役、為保衛北平戰死盧溝橋的第29軍132師師長趙登禹的女兒趙學芬
1933年，趙登禹率部參加長城喜峰口抗戰，斃敵五千餘，鏇因戰功升任第132師師長。“七·七事變”後，趙登禹率軍守衛北平南苑。1937年7月28日，日軍向北平郊區發動進攻，與中國守軍展開激戰，趙登禹右臂中彈負傷。在率部向城南大紅門轉移時被日軍包圍，趙登禹被日軍伏兵擊中胸部，壯烈殉國，時年39歲，而趙學芬那年只有兩歲。
兒時父親給我們做軍裝
讓一個已過古稀的老人去回憶她2歲時發生的事情，似乎有些不切實際。可趙學芬說，父親這一生留給她最直接的記憶只有這短短兩年，她怎能不記得？但其實記得也並不多了，也正是因為這樣，她才在成人之後開始遍尋關於父親的資料。
“他在喜峰口打日軍的時候，還沒有我，他犧牲的時候，我兩歲。父親是個有大孝有大愛的人。他孝的是老母、愛的是祖國。”
關於父親的累累戰功，對於當時年紀尚小的趙學芬來說，只是抽象的人物簡介。“我只知道他是父親，他穿軍裝，他一有時間就會帶著我和哥哥玩，對我們很親……”但有一件事讓趙學芬記憶頗深。“我還不到兩歲的時候，父親曾經給我和哥哥每人做了一套軍裝。有小衣服、小褲子，還有小軍帽和軍鞋，他給我們穿起來，從鏡子裡看到我們的樣子時，他笑得什麼似的……想來那時候父親就想讓我們繼承他的戰鬥傳統吧！”可惜的是，這套一針一線縫滿父愛的小軍服在後來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不知所蹤。
為父親唱曲“大刀歌”
趙學芬現在是民革中央抗日合唱隊的一員，“七·七事變”紀念日前夕，這支合唱隊來到當年喜峰口戰役的遺址演唱抗日歌曲。為了緬懷父親，雖然喜峰口趙學芬已經去過多次，但站在那裡唱這首專門寫給父親所率大刀隊的歌時感覺卻分外不同。“站在那裡，想像著父親當年也許就站在這裡殺過敵人，眼前就好像就出現了當年戰鬥的情景，耳邊也響起了大刀砍向敵人時的呼呼風聲……那次唱得特別來勁！”
提到趙登禹的確不能不提喜峰口。這一役不僅是“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軍隊給予日軍最大的一次打擊，更讓趙登禹所率的大刀隊一舉成名。
這次戰役還給趙登禹留下了一條傷腿，在趙學芬後期找到的一張照片上，我們看到了小腿纏著紗布，卻依舊昂首挺胸保持軍人英挺的趙登禹。他在受傷後這樣說，“腿部受傷是小紀念，戰死沙場是大紀念。”趙學芬沒有想到的是，那個“大紀念”來得那么突然。
愛國是刻在我們心上的字
“‘七·七事變’時，家裡已經從山東老家搬到北平城裡了，父親帶兵駐守在盧溝橋，那時，母親腹中正懷著我妹妹……”父親的離去始終是趙學芬心中最深的傷，碰一下就疼。“我太小了，只知道‘找爸爸’呢。”對於趙登禹犧牲當日情景的描述，最讓人心折的無疑是這段：“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軍總攻北平。在南苑背城一戰的趙登禹身中數彈，仍挺身力戰，雙腿被炸斷。從昏迷中甦醒的趙登禹對隨員說：‘我不會好了，軍人戰死沙場原是本分，沒什麼悲傷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驚慌。回去告訴她老人家，忠孝不能兩全，她兒子為國而死，也算對得起祖宗……’話音未盡便停止呼吸，終年三十九歲。”
訊息很快傳到趙家，儘管趙登禹曾有讓家人“不要哭”的囑託，但淒涼震天的哭聲還是從趙家宅院裡傳出。“再看到父親，已是幾個月後，在盧溝橋旁的龍泉寺里，重重棺槨里躺著的，是寺里僧人偷偷從戰場上背回的父親的遺體。母親是一下就哭倒在棺槨前了，而我，還什麼也不懂呢……”
趙登禹犧牲後，趙家老小拖兒帶口地開始了流亡生涯，直至解放後才在政府的關懷下回到北京，而父親的遺骨，也被葬在了盧溝橋邊。
“每年清明、‘七七’，我都會去看父親。”對她來說，父親的形象永遠是留在模糊記憶和清晰照片裡的那個英挺勇敢的軍人，他沒能用自己的身體守護著自己的兒女長大成人，卻用自己的精神一路影響著他們。“父親是我們最大的驕傲，是父親把愛國兩個字刻在了我們的心上，終生不忘。”
受 訪 者：趙學芬，抗日名將趙登禹二女兒，現為民革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
採訪地點：北京馬甸裕中西里，趙學芬家中
採訪時間：2005年7月27日
踏訪今日喜峰口
1933年3月，一路猖狂的日本侵略軍突然在他們自己的報紙上看到了這樣一條訊息——“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來未有之侮辱”，同時，中國的報紙也登出一條令人振奮的訊息——“第29軍喜峰口大捷，殲敵5000！”喜峰口，位於河北省唐山市遷西縣北部境內，自古為長城交通要衝，雄關險要，易守難攻，乃兵家必爭之地。
從北京到喜峰口不到300公里，但因沒有直通高速路，只能走鄉間公路。7月30日早8點，記者乘車從北京出發，其間換乘火車、中巴、出租，才終於於下午3時左右到達喜峰口，因1979年修潘家口水庫而臥於碧波之下的長城關隘進入視野。
車入喜峰口境內時，遠遠已見燕山山巔一座座烽火台威嚴挺立、古長城蜿蜒而下，本以為很快就能得見喜峰口的真容，可是司機一句“還有很遠，在山的那邊，要走山路”的話卻讓記者領略了路途的艱險。喜峰口明明就在眼前，卻怎么走，也近不了身。
在喜峰口一役中，29軍損傷不小，在喜峰口附近的鐵門關就立著一座公墓，墓碑上書“29軍陣亡烈士公墓”，在這座公墓里，安葬著36麻袋喜峰口戰役中陣亡將士無法辨認的屍骨。但大刀隊也嚇破了日軍的膽，從那以後，日軍特別打制了鐵項圈套在脖頸之上。
在當地老鄉指引下，記者繞道進山，喜峰口終於在一片煙波浩淼中出現在面前。當年交通要道已成一灣碧水，昔日雄關關城如燈塔般浮出水面，水下長城蜿蜒出水與山坡上長城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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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抗戰重創日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企圖侵占上海作為繼續侵略中國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間，日本侵略軍由租界向閘北一帶進攻，駐守上海的19路軍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動下，奮起抵抗，開始了淞滬抗戰。淞滬抗戰在上海軍民的英勇鬥爭下，堅持了一個多月，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擊，死傷1萬餘人，四度更換司令。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不抵抗政策，破壞淞滬抗戰，19路軍被迫撤離上海。在英、美、法等國調停下，國民黨政府和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工人義勇軍參戰記
在上海，隨便問起固本牌肥皂，幾乎無人不知；在肇嘉浜路上，隨便問起項茂松，幾乎無人不曉。
曾做過學徒的項茂松，1900年任上海中英藥房會計及漢口分店經理，1911年任上海五洲藥房經理。1921年五洲藥房盤進固本皂廠，改名為五洲固本皂藥廠，是中國西藥業設廠自製藥械之先驅。
“九·一八”事變後，項茂松參加抗日救國會，組織五洲的工人編成抗日義勇軍一營，自任營長，聘請交通大學軍事教官阮曉軍來到廠里，每天工後訓練一小時，為抗戰作準備。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向上海發起攻擊，“一·二八事變”爆發。傍晚時，有日軍的傷兵車輛駛過北四川路的五洲藥房第二支店時，受到槍擊。第二天上午，日軍闖入店中搜查發現藏有義勇軍制服，就逮捕了11名店員。
項茂松聞訊後當即展開營救。30日下午，項茂松再去營救店員時，由於日軍已查明他是抗日委員會成員、義勇軍營長，店中藏軍服，遂被日軍逮捕。日軍司令官審問時，項茂松威武不屈地說：“殺便殺，中國人不愛中國愛什麼？！”隨後即被殺害，11名店員也同時遇難。這一天是1932年1月31日，五洲廠、店全體員工為了紀念這個義勇軍殉難日，在店徽、廠徽上加刻“131”字樣，並把試製出的牙膏也用“131”作為商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