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兩個相鄰而居的國家，兩千餘年來共有過四次戰爭。這四次戰爭的結果，也從側面反映了中日兩國的興衰。將櫻花獻給大唐，把戰刀指向大清。
第一次 白江鏖兵
唐高宗年間，第一次中日戰爭爆發，結果是“仁軌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日本熒火之光，安抵大唐浩月之輝。其勢力徹底退出朝鮮半島。
第二次 萬曆朝鮮之役（朝鮮壬辰衛國戰爭）
明朝中葉，豐臣秀吉剛統一日本，便將戰刀指向了朝鮮。明庭派兵援朝，侵朝日寇全軍覆滅，豐臣秀吉一病而終。此後三百餘年日本未敢染指朝鮮。
第三次 清末甲午戰爭
日本經過上千年的前仆後繼，第一次實現了吞併朝鮮的戰略部署，在亞洲大陸上取得了夢寐以求的立足點；同時割占台灣，對中國形成海上包圍；勒索二億兩白銀，取得巨大經濟收益和軍費補充。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被割讓給日本。“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台灣同胞懷著悲憤的心情奔走相告，“哭聲達於四野”。
6月初，日本侵略軍攻占基隆，台灣巡撫唐景崧倉皇溜回廈門，致使作為台灣門戶的台北不戰而陷。在此危難時刻，台灣人民紛紛組織義軍，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保家園、抗日寇的武裝鬥爭。愛國將領劉永福被公推為義軍首領。
劉永福的黑旗軍原是廣西天地會起義軍舊旅，在中法戰爭中因屢次擊敗法軍而聞名。甲午戰爭爆發後，時任南澳鎮總兵的劉永福被調往台灣，協理台灣軍務。當軍人和官僚紳士們躲逃時，劉永福毅然接受推舉，領導抗日。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等地，與日本侵略軍纏鬥數十次，使敵人受到沉重打擊。
然而，清廷腐敗無能的後遺症仍在台灣蔓延。由於台北庫存的巨款均被唐景崧捲走，台灣抗日武裝嚴重缺餉，劉永福只好派員到內地四處“化緣”。當時，全國人民對劉永福和台灣同胞英勇抗日的行動，十分感動，深表擁護。但清政府中的主和派卻百般阻撓，一再嚴令官民“不得絲毫接濟台南”，李鴻章竟在上海扣留轉匯台灣作為軍費的款項。至10月中旬，彈盡糧絕的劉永福發出長嘆：“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 悲壯地退回廣東。 另一位義軍首領徐驤則發誓“不願偷生回大陸 ”。徐驤高呼著“大丈夫為國捐軀，死而無憾！”與日軍頑強作戰，直至殉國。
當日本侵略者於11月下旬宣布“全台平定”時，林大北毅然提出“驅逐倭奴，恢復中華”，在宜蘭發動起義。 此後50 年，台灣同胞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從來沒有止息。
第四次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7日夜間，日軍藉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拒絕。日軍隨即進攻宛平城和盧溝橋。中國軍隊奮起抵抗。這就是“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全國抗日戰爭由此開始。
7月8日，日軍攻占宛平城北、永定河岸的龍王廟和平漢鐵路橋，威脅宛平城。形勢異常嚴峻。但日軍後續部隊尚未趕到，橋頭的日軍不敢貿然向永定河西岸運動。駐守宛平的29軍旅長何基灃，抓住戰機，命令加強營每人配備一把大刀，夜襲龍王廟和平漢鐵路橋的敵人。這天夜裡，細雨紛霏，日軍戒務不嚴。加強營戰士悄悄接近日軍，突然發起攻擊。日軍猝不及防，經過近兩個小時的白刃戰，全部被殲滅。
“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
7月11日，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擴大侵華戰爭，隨後派遣陸軍10多萬人，入侵中國。大批日本援軍進攻北平、天津。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失陷。
為了迫使國民政府投降，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威脅南京。史稱“八.一三”事變。第二天，國民政府發表自衛宣言，表示抗戰。
“八.一三”事變以後，根據國共兩黨協定，在西北的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後來，又把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陸軍新第四軍，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9月，國民黨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國共合作宣言。至此，在民族危機千鈞一髮的時刻，國共兩黨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日軍占領平津以後，日本軍部決定向華北和華東兩個方向發動攻擊，速戰速決，妄圖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組織多次戰役，抵抗日軍侵略。
為了打退日軍對上海的進攻，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及其周圍地區激戰三個月，史稱“淞滬會戰”。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淞滬會戰結束。
1937年8月14日凌晨，蔣介石命令駐揚州的空軍襲擊日本軍艦。中隊長劉粹剛率領18架飛機出動。他們把炸彈準確投向日艦。隨著一聲聲巨響，上海黃浦江上的日艦濃煙滾滾，迅速下沉。
淞滬會戰中，國民政府先後投入40萬兵力，日軍投入20萬兵力。日軍先向閘北朝犯。守軍挫敗日軍進攻，並向虹口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進攻。敵人憑藉堅固的防禦工事和艦炮支持，堅守待援。
8月下旬，三個師團的日本兵，在軍艦掩護下登入，向寶山、吳淞一線進攻。守軍苦撐20餘日，傷亡慘重。堅守寶山城的500多名官兵與日軍血戰，全部壯烈殉國。9月，日軍突破中國守軍的陣地。
10月，日軍攻入上海市區，守軍退到蘇州河南岸。副團長謝晉元率800名官兵，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掩護主力撤退。他們孤軍奮戰四晝夜，殲敵200多人。11月，日軍又有三個師團從杭州灣金山衛登入，從西線迂迴包抄上海。中國軍隊被迫全線撤退。
淞滬會戰期間，華北日軍侵入山西，企圖奪取太原。國民政府組織太原會戰。八路軍開赴山西，參加會戰。朱德、彭德懷命令林彪率領115師在平型關伏擊日軍，取得平型關大捷。這是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國民黨軍隊在山西忻口阻擊日軍，戰鬥十分艱苦。不久，日軍侵占太原。
平型關大捷，殲滅日軍精銳部隊板垣師團1000多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忻口在忻縣之北，右靠五台山，左依寧武山，是太原的北大門。1937年10月，日軍對中國軍隊忻口防線，採取中央突破的戰術，用火炮、飛機狂轟濫炸。中國守軍防禦工事被毀，傷亡殆尺。另一部分中國守軍組織反擊，激戰到深夜，將突入的日軍，全部圍殲。
八路軍120師在雁門關伏擊日軍，切斷了日軍由大同至忻口的補給線。八路軍129師奇襲代縣西南的日軍陽明堡機場，炸毀敵機24架，遏制了日軍對忻口的空襲。
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國民政府遷往重慶，重慶成為戰時的陪都。日軍在南京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南京30多萬人被害。
根據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當地居民史榮祿證言：日本兵把一批中國人趕到大窩子，叫他們把頭一天殺死的屍體丟進大江里，然後又把這些中國人槍殺。我親眼見到日軍這樣連續屠殺了三天。
1938年春，日軍從山東分兩路進犯徐州。國民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中國軍隊，將兩路日軍分別阻止在山東臨沂和台兒莊。在台兒莊消滅日軍1萬餘人。這是抗戰以來取得的最大勝利。
1938年秋，日軍占領廣州、武漢。此後，由於戰線太長，兵力、財力、物力不足和抗日根據地嚴重威脅後方，日本基本上停止了對正面戰場大規模戰略進攻。就中國方面看，正面戰場連續敗退，人民抗日力量還需要經過長期的艱苦鬥爭才能打敗侵略者。這樣，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宣告了日本侵略者妄圖速戰速決滅亡中國計畫的破產。日本帝國主義因而改變了戰略方針。它集中主要兵力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對國民政府則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
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聲稱戰爭的目的在於“建立東亞新秩序”；12月，又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不久，日本新任首相平沼也表示：“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作中止敵對行為之談判。”這就表明，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滅亡中國，在策略早發生了新的變化。
英美帝國主義為了推動日本進攻蘇聯，力謀與日本妥協，也極力對國民政府進行勸降活動。英國駐華大使以“調停人”自居，在重慶同蔣介石多次密談，勸說與日本“議和”。美國駐日大使也表示支持建立“東亞新秩序”。
在這種形勢下，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集團，公開叛國投敵。1940年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效忠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偽國民政府。汪偽政權是日本帝國主義推行侵華政策的產物和工具，它大肆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幫助日本侵略者加強對我國淪陷區的殖民統治，並且組織偽軍進攻人民抗日武裝力量。
汪精衛集團在抗戰一開始，就積極鼓吹“抗戰必敗”的亡國論調，並且組織了一個所謂“低調俱樂部”。汪精衛供認：“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
1938年12月，經過周密策劃，汪精衛潛離重慶，飛抵昆明，逃往越南河內。隨同叛逃的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周佛海、國民政府實業部部長陳公博等。29日，汪精衛公開發表通電，回響日本政府的誘降聲明。第二年，汪精衛到日本進行賣國交易。隨後，他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確定以“和平反共建國”為投敵賣國的綱領。接著，汪精衛又在上海與日本秘密簽約，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1940年，在日本反指使下，汪精衛將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權合於一體，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汪精衛叛國以後，延安抗日軍民召開討汪大會，侵略軍、新四軍發表討汪救國通電。國統區各界人民也紛紛集會，一致計汪。海外華僑致電國民政府：“汪逆叛黨禍國，顏事敵，罪大惡極，浮於秦檜。偽組織之下群醜，沐猴而冠，高賊作父，喪盡天良，辱尺華裔，乃抗戰當前之大敵。”蔣介石集團也宣布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
日本侵略者利用殖民機構直接控制、軍管理和“委託經營”等方式，大肆掠奪
淪陷區的工礦業。日本還以“中日合辦”為民，將礦業、鋼鐵工業等交通運輸業等，由日本公司專
營。這樣，日本將淪陷區變為其工業原料基地，用以滿足侵略戰爭的需要，並且從中獲得巨額的利
潤。
在東北淪陷區，1931年日本的投資額為5.5億美元；1936年達14.5億美元；1936年達14.5億美元；1944年增至52.7億美元。日本以強制手段驅使中國工人從事繁重的勞動，榨取他們的血汗。從1932年至1944年，日本從東北所得的利潤大量輸往本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先後接收了英國投資的焦作、開灤等煤礦。華北煤礦全部為日本侵略者所有。華北淪陷區每年向日本輸送的原煤達到800萬噸。
日本侵略者強占淪陷區的大量耕地，用於修建公路、封鎖溝和飛機場等，或者分配給日本移民使用。日軍對糧食實行“統制”，不得自由運輸，造成農村普遍的糧荒，餓殍遍地。在上海，日本三年間配給居民的糧食，尚不足一年的食用。北平居民吃的是配給的豆餅、樹皮、草根等製成的“混合面”。
1937年到1945年，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達24萬人。到1941年，日本向關內移民達70多萬人。這些移民大部分是農業人口，他們使用的耕地和房舍都是從當地農民手中強占的。日本沒收農場的土地達5.6萬畝。日偽合辦的“墾殖公司”圈占冀東沿海土地700萬畝。日偽政權還強制低價收購或直接掠奪糧食、棉花等農產品。上海偽政權將低價強購的紗、布絕大部分運往日本。華北各地的糧食收購價格一般只有市場價格的一半。
日本在淪陷區到處抓丁拉夫，掠奪勞動力。僅在華北地區就劫走青壯年600萬人以上，被送到東北等地從事苦役勞動。此外，還有10多萬工人被俘士兵，被送到日本去做苦工，這些勞工絕大部分被虐殺。
日軍每占領一個地區，就搶占銀行，掠奪金銀和現款。淪陷區的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等50多家公私銀行，共損失4億多元，其中絕大部分被運往日本。日偽政權還在淪陷區開設“滿洲中央銀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等20多家金融機構，濫發沒有儲備基金的偽幣，攫取中國的資財。此外還印製大量軍用票在淪陷區流通。日偽不斷增加苛捐雜稅，加緊對人民的搜刮。
日本侵略者將掠奪的法幣集中運往上海，在租界套取外匯，向第三國換回戰爭急需的物資。日偽銀行發行的各種偽幣多達8.8億元。濫發紙幣造成幣值降低，物價上漲。上海的米價，從1941年12月的每石238元漲到1945年8月的每石15萬元，增長6300倍。河北人民繳納的捐稅，名目有“皇軍慰勞金”等100多種。
日偽政權在淪陷區建立了一套殖民化的教育體制，縮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學習年限，使初等教育階段在整個學制的學習年限中比重加大，目的在於通過學校從小就向青少年灌輸奴化思想。教科書以“中日親善”、“共存共榮”、“大東亞新秩序”等謬論為基本內容。在東北，日語被定為各級學校必修的“國語”科，原有的國語改稱漢語。學習不得懸掛中國地圖，不得使用“中華”字樣。日本侵略者企圖以此消磨和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實行共同化政策。這是奴化教育的重要特點。
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地區以後，下令搜繳並焚毀一切具有抗日愛國思想和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書籍和教科書。僅1932年3月到7月的五個月中，焚毀書籍就達650餘萬冊。同時，對各級學校師生員工進行清洗。1932年，東北地區有中國小教師24000餘人，到1933年減為16000餘人。在瀋陽三中，日本統治者一次就殺害愛國師生35人。
偽滿洲國的《學校教育要綱》中規定：“任何學校均須列日語為必修的國語科之一，而將來滿洲國的共通語言，決限定用日語”。學校強迫學習背誦偽滿皇帝發布的《迴鑾訓民詔書》，學唱《親日歌》等反動歌曲。通過日常生活、各種典禮儀式等對學生進行毒害，企圖把他們培養成為具有所謂“忠良國民性格”的順民。學校的教師都要受嚴格審查，並在特務機關的監視下進行工作。
在社會教育方面，日偽利用報刊、圖書和廣播等媒介大肆宣揚封建道德，進行反共宣傳。他們不準人民閱讀進步書籍，一經查出，即以“思想犯”論處。
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下，淪陷區人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過著亡國奴的生活。日軍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採取並村、清查戶口，發放“良民證”實施保甲連坐制度等辦法，企圖肅清淪陷區內的抗日力量。在華中，日偽政權發動“清鄉運動”，對抗日愛國人士實行恐怖政策。
日偽將江南的鎮江等10縣劃分“清鄉區”，後來又由江南地區逐漸推廣到浙西遊擊區。日偽還在上海租界附近設立“特工總部”，專門殺害抗日愛國人士。據統計，有數千人慘死於這座殺人魔窟。
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燒殺淫擄，無惡不作。日軍鐵蹄所至，人民的財產被擄掠一空，就連農民的牛羊雞鴨，也被搶掠淨盡。
中國共產黨在淪陷區採取“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領導民眾同日偽政權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反對殖民統治。開灤煤礦、上海郵電、自來水廠工人等相繼罷工。江南10多萬農民舉行暴動，消滅了日偽軍的征糧隊。
南京間汪偽政權的所在地，這裡煙館林立，煙毒泛濫成災。日軍販毒集團在這一地區從事毒口交易活動，牟取暴利，每月達300萬元。到1938年，吸食海洛因者已有5萬人，吸食鴉片和其他非法麻醉品的人數更??，不斷起來鬥爭。1943年，南京大中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搗毀煙館，沒收菸具，驅散煙客，掀起大規模的“消毒”運動。
1939年上海出版的偽《中華日報》的廣告中，刊有“打倒汪精衛賣國賊”八個字的標語。這一被稱為“工人反汪壯舉”的事件，在社會上引起震動。報社的排字工人“平日雖為衣食服務於該館，然良心不死，愛國之心，並不後人。對於汪逆種種倒行逆施，久已懷恨。……乃激於義憤，在其自身創辦之偽報上刊出討汪標語，使全市人民莫不痛快，而予汪逆以嚴重之刺激也。”
武漢失守以後，受日本帝國主義誘降政策的影響，蔣介石集團雖然繼續抗戰，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反共投降傾向日益增長。1939年初，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確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對方針，決定設立專門的“防共委員會”。會議還決定成立黨政軍一體化的國防最高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以加強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這一方針的確定，標誌著國民下放自抗戰以來在政策上的重要轉變。蔣介石集團把政策的重心由對外轉向內，由抗日轉向反共。
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上，蔣介石說，他的“抗戰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這種表示，意味著可以放棄東北和華北的主權，只要求保存與四大家族利益密切相關的華中和華南。蔣介石的這個投降價格是同日本誘降的條件相接近的。
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方針沒有改變，由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和發展，這就決定了蔣介石集團的政治態度具有既想投降、又不放棄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徹底破裂的兩面性。五中全會以後，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掀起反共浪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政府胡宗南南部進攻陝甘寧邊區，先後侵占邊區五座縣城，並陰謀進攻延安。山西閻錫山部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新軍和八路軍。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據地也受到攻擊。
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軍事進攻以前，中共中央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開，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口號，繼續爭取同蔣介廠集團維持國共合作，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軍事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堅決予以回擊。
一九四五年八月，隨著蘑菇雲在廣島和長崎升起，日本謀求霸業的不義之戰以一敗塗地而告終。中國雖然贏得了這次抗日戰爭的勝利，但也付出了極其慘烈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