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功夫熊貓2》“孩子‘六一’去看大自然，不看《功夫熊貓2》 。”一部普普通通的卡通片，卻突然引發口水大戰，在一個意想不到的題材中，“商業愛國主義”找到了自己的講台。
趙半狄、孔慶東、孫立軍……他們要么是“藝術家”，要么是高校教師，然而，在他們的“抵制”聲中，理性如此薄弱，情緒如此充足，表面上，他們在反對看別人的“熊貓”，認為它是文化侵略。
問題的關鍵，長期模糊了一個概念，即什麼是文化侵略？認定別人文化侵略是否需要有客觀標準？否則，難免走入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誤區，最終在“越極端越正確”的偏執下，以提防文化侵略的名義而禁止了文明。然而，在全球化時代，主動與人類文明的潮流相隔絕，無異於新的閉關鎖國。
起源
商業愛國主義源於中國加入WTO後，國內某些企業因產品質量差、管理落後，無力應對挑戰，便以保護民族產業為藉口，向國家要政策、要資源。因為它們既往的商業利益主要是靠政策來保護的，一旦失去了保護傘，它們不是深入地去改變自己，反而是在要特權的藉口上花樣翻新，就這樣，它們一夜之間就都成了愛國者，商家談愛國成了時尚。
愛國主義界定
商業愛國主義不是愛國主義？因為它是以愛國為號召，維護的卻是自己的商業利益。
眾所周知，號召愛國主義的前提是國家利益受到威脅，國家利益中確實包含商業利益，但那指的是整體的商業利益，而非局部的商業利益。國家利益與商業利益兩者界限分明，範疇不同，一個從屬於政治領域，一個從屬於經濟領域，不應混淆。
然而，一些商家發現愛國主義具有巨大的號召力，於是，便將一己利益打扮成國家利益，從中投機，利用人們的愛國熱情來為自身服務。
發展
初期是少數壟斷集團利用學者，將其打扮成學術理論，騙取了主流話語權，當時並未引起公眾的注意。以後是更多的企業利用其媒體優勢，面向公眾宣傳，比如蒙牛公司就曾以保護民族產業為名，來抵消其產品的負面影響，但並沒得到大家的認同，這些聲音主要面向行業管理、監管部門，依然以要政策、要資源為主。
從“商業愛國主義”發展的歷程看，它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直接，從當初少數企業要政策，到如今開始主動干預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商業愛國主義”之所以令人警覺，在於它貼著理性、科學的包裝，但實際上卻是用情感代替分析，它只給結論，不給推理過程，故意混淆概念，強調自己絕對正確。表面上，它提倡理性，但實際上卻否定理性所必須的審慎、嚴謹、中立的原則，除了口號和立場之外，營養甚少，很少有符合邏輯的東西。
應對
“商業愛國主義”的聲音不僅在中國有，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包括美國，要減少它的負面影響，關鍵是多元化與開放言路，當更多的聲音出現時，就能有效避免媒體被一種聲音所利用，給整體帶來傷害。
“趙半狄之所以高調抵制《功夫熊貓2》，大談文化侵略，其實是巧妙地在利用我們大環境的缺陷。”陳永苗表示，因為中國市場主要資源過度集中，個人通過造勢有可能形成一定的輿論壓力，從而對最終決策造成影響。
在許多普通觀眾看來，趙半狄的抵制是荒唐可笑的，他們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決定，因為他的理論沒有說服力，然而，當趙半狄的聲音足夠大時，作為一種意見，主管部門可能就不得不認真考慮一下，甚至有可能採取某種措施，而最終結果卻是趙半狄獲得了成功。
這說明，一旦市場的關鍵要素被扭曲，則“商業愛國主義”很可能成為商業競爭的捷徑，這在某種意義上也鼓勵了它，而在一個健康的市場中，雖然也有類似的聲音，但不會產生太大的負面作用。
紅色電影中的商業愛國主義
紅色影片的轉變
建國大業“紅色經典”的稱謂最初出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為一種後文革時代的話語，它起初只是用來指代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九十年代以後，這一概念的內涵獲得了擴張，泛化推廣到用於指稱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範性作品。因此，廣義上的紅色經典包括了建國前的解放區文藝、建國後的“十七年文藝”（1949-1966）和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
作為一種文化事實，“紅色經典”在特定時期成為中國人的“絕對文藝”。八十年代之後，在搖滾樂和“新時期文學”的顛覆下，“紅色經典”開始退燒。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紅色經典”與“商業話語”相互排斥，是“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退出“絕對文藝”地位的結構性因素。然而弔詭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開始出現復興跡象。進入零年代（2000-2010）以後，這種復興呈蓬勃態勢。僅從2002到2004兩年間，就有40部“紅色經典”電視劇列入規劃批准立項，共約850集。
但是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的商業語境下，最初意義上的“紅色經典”已時過境遷。作為一種歷史資源和文化遺產，它只有被納入消費與再生產的社會程式中，才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再次隆重登場。我們不妨將“紅色經典”所經歷的這個歷史時段稱為“後紅色經典”時代。“後紅色經典”時代的“紅色”已成一種記憶，不可能是一種現實。我們也不可能活在“紅色經典”時代，充其量只能用“紅色經典”的記憶遺產來修飾我們的現實。與這種歷史變遷相對應的是，“紅色”的象徵意義也發生了從“革命主義”到“愛國主義”的轉變。
商業技法
商業與愛國主義的情投意合正是“後紅色經典”時代的核心秘密。2009年，以《建國大業》為代表的一批“後紅色經典”影視作品的扎堆式上映，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商業愛國主義的巨大能量。《建國大業》在內地上演三天半，其票房便已衝破億元。 《建國大業》的大口吸金引發了全民的貨幣尖叫，也刺激了導演韓三平的神經。於是，《建黨偉業》如法炮製，同樣獲得了成功。
媒體人士普遍認為，《建國大業》、 《建黨偉業》大獲成功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超常規模的明星陣容，兩部電影均有一百七十多位一線華人明星華麗登場，從而製造了“史上最牛獻禮大片”的噱頭；二是在影片中全面導入好萊塢商業大片的技法，從而開啟了中國愛國主義影片的新時代。以上兩點實際上有著內在的包含關係：打造超常明星陣容往往也是好萊塢技法的一部分。
傳統的愛國主義電影，共享著如下一些特徵：謹慎的敘事、嚴肅的說教和單向度的價值表述。而《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在堅守傳統愛國主義電影的主鏇律的同時，大大突破了傳統技法，在“觀賞性”和“故事性”上下了大工夫。如周恩來發火、遇到敵機轟炸酣然大睡等細節，都不是傳統主鏇律電影的表現風格；再加上華麗的明星陣容和震撼的聲光電效果，從而集成了一部成功商業大片的基本要素。
“主鏇律+好萊塢技法”開啟了中國愛國主義電影的新紀元。媒體人士說得好，《建國大業》“注定要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非同凡響的一筆”。這並不是偏頗的判斷。從《建國大業》到《建黨偉業》，它們票房業績預示著一種新的愛國主義電影運作模式在中國試驗成功了。
商業愛國主義電影在好萊塢大片中是一種相當成熟的產品，在好萊塢的許多經典大片中隨處發現美式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碎片。這些碎片鑲嵌在被商業美學包裝過的個人主義英雄敘事中，輕鬆地調解著觀眾的愉悅情懷。但好萊塢的電影大鱷們卻很難有韓三平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區區3000萬元的投資集聚了一百七十多名一線藝人，製造出兩部預期票房收入分別為4.5億元和8億元的商業愛國主義大片。
似乎只有在中國的愛國主義語境中才能看見如此神來之筆。媒體報導，參演《建國大業》的170多位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建黨偉業》雖然按天付給演員片酬，卻遠低於演員的市價。這是一種怎樣的愛國主義情懷？這裡面的邏輯很清晰：這是一部愛國主義電影，演員是義務參演並因此獲得愛國主義的殊榮。在這裡可以窺見“後紅色經典”的核心秘密。商業通過“後紅色經典”攀上了愛國主義的枝頭，不僅贏得了消費者的叫座，而且獲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褒獎。
零年代以來，“後紅色經典”的秘密不脛而走，在各個文化產業領域成為一種屢試不爽的商業手法。最活躍的地帶發生在出版領域，囊括了圖書、影像、遊戲、動漫等等“後紅色經典”文化產品。其次是發生在休閒旅遊業，各地都雄心勃勃地推出紅色旅遊產品。有媒體報導，合肥曾用4千米長綢緞包裹樹木打造紅色主題街，這種極端例子正是“後紅色經典”時代的一個有趣細節。
評論
影片《建國大業》拉了一百七十多位明星參演，其中不少都是已經入了外國籍的非中國公民。就電影本身論電影，片斷躍進式的濃縮敘事方式，大概就是行家們所謂表現“商業愛國主義”的“好萊塢式”技法吧。其實這種敘事方式，完全依靠導演心目中的“互文性”，說得直白點，就是依靠無數其他“主鏇律”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內容，將觀眾對於片斷前後左右發生的事件已有足夠了解視作當然，不必勞神交代，自己要做的就只剩拉上明星露個臉，亮個相來賺錢了。
在商言商，商業愛國主義電影獲得巨額票房收入不應成為妒忌的理由。但是來自媒體的尖叫聲提醒我們，《建國大業》的商業愛國主義還難以自圓其說。它假“愛國主義”之名行“商業”之實，讓“商業”與“愛國主義”成了兩張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