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況
唐代婚姻的開放風氣，首先表現在青年男女擇偶相對自由和對美滿婚姻的大膽追求上。《唐律·戶婚》規定：子女未徵得家長同意，已經建立了婚姻關係的，法律予以認可，只有未成年而不從尊長者算違律。這條規定，從法律上為青年男女的自由擇配己開了綠燈。
封建社會時代的所謂貞節則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這是對婦女的一種片面要求。在我國古代，自開始重視和強調貞節以來，婦女的離婚、再嫁便越來越不自由。但是在唐代，離婚極為常見，再嫁不以為非，貞節觀念的淡薄在整個封建社會都為罕見。
先看離婚的法律條文。《唐律·戶婚》對離婚有三種規定。一、協定離婚。指男女雙方自願離異的所謂“和離”：“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二、促裁離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強制離婚，即所謂“出妻”。《禮記》曾為出妻規定了七條理由：不顧父母、無子、淫、妒、惡疾、哆言、竊盜。《唐律》也大致襲用這些規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條，丈夫就可名正言順地休妻，不必經官判斷，只要作成文書，由雙方父母和證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關係。但同時，《唐律》又承襲古代對子女“三不去”的定則，即曾為舅姑服喪三年者不得去，娶時貧賤後來富貴者不得去，現在無家可歸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條， 雖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離婚。三、強制離婚。夫妻凡發現有“義絕”和“違律結婚”者，必須強制離婚。“義絕”包括夫對妻族、妻對夫族的毆殺罪、姦殺罪和謀害罪。經官府判斷，認為一方犯了義絕的，法律即強制離婚，並處罰不肯離異者。對於“違律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強制離婚。
《唐律》的這些規定，不言而喻，其本質是為了強化封建宗法制度，鞏固家長制下的夫權。在強調女子從一而終的封建時代，能夠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夫妻“不相安諧”即可離異，這是前代和後代所罕見的，《唐律》對妻無“七出”和“義絕”之狀，或雖犯“七出”而屬“三不去”者，不準其夫擅自提出離婚，否則處一年有期徒刑。這無疑對夫權是一個限制，對婦女利益是一種保護。另外，對婦女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沒有約束和限制，這就從法律上為婚姻的相對自由製造了一定的條件。
從史實來看，唐代離婚再嫁是較為容易的。離婚當然是由夫方提出離異者為多。女子色衰愛弛、男子一朝發跡，都可以成為棄妻更娶的緣由，甚至有因細小事故而輕出妻者。男子離婚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妻子的命運繫於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間。正如白居易詩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然而由妻方提出離異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離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離婚者，有因夫患病而離異者。還有民間女子因對婚姻不滿意而離婚的事。這表明，唐代離婚較為自由；不僅為法律允許，而且不受社會輿論非議。
另外，再嫁也不為失節。這從唐代婦女不以屢嫁為恥中看得很明顯。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甚多。僅以肅宗以前諸帝公主計，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離婚再嫁的難易和貞節觀念的強弱，是衡量婚姻關係自由開放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從唐代看，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習以為常，並未受貞節觀念的嚴重束縛，它與前朝的“從一而終”和後代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唐代上層社會的男子中，較普遍地實行著各種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嬪妃如雲，成百上千；貴族達官也借種種口實，廣置妻妾。就連與妻子情愛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納妾之外，士大夫階層還有狎妓的樂子。
與男子的納妾嫖妓、尋花問柳相對應，在上流社會的婦女中，也常演出許多蓄養情人、婚外私通的艷事來。以武則天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時，就與太子李治發生了曖昧關係， 當皇帝後，更廣置面首，大選美少年為內侍。《開元天寶遺事》中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晝夢與國忠交而孕，後生男名助。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無不高笑也。”“夢中有孕”不過是騙人的幌子，而楊國忠對妻子的這種行為不僅不怪罪，反而為其開脫，這除了顧及自己的名聲外，只能說明夫妻間有一種不相禁忌的默契。
上層如此，下層也是如此。社會上一般婦女私奔、私通之事，不乏其例。唐人筆記小說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許多例子。這些事例說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僅對丈夫，而且對妻子的限制也並不十分嚴格，女子在“不相禁忌”的形勢下，常常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