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
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葉理綏 Serge Elisseeff 1934-1956年
哈佛燕京學社哈佛燕京學社由法國漢學名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原計畫聘請），推薦了他的學生法籍俄裔世族葉理綏（日文名英利世夫），家族原是俄國有名的大食品東家十月革命後歸化法國 Serge Elisseeff擔任主任及新成立的東亞系系主任，哈佛東亞研究於是龐博發展。葉理綏生於1889年俄國列寧格勒世家，曾在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學語言。日俄戰爭時期赴日1908-1914，從芳賀矢一、藤村作等位研究日本文學，成為東京帝國大學首位文學科西洋畢業生，十月革命後，定居法國巴黎，為伯希和門生，通日法英德語，純熟流利，關於日本語言學、文學、戲劇、音樂、藝術的知識都很豐富；並可閱讀漢語古籍，生性詼諧，在任內倡建東亞語言系，1956年由社長退休僅為教授，1957返回法國，1975年逝世。
哈佛燕京學社第二任社長：賴世和(賴肖爾) Edwin O Reischauer 1956-1963年
因父親為赴日的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賴世和1910年生於日本。十六歲之前在日，1931年畢業於美國歐柏林學院，1932得哈佛碩士，1933-1938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在法，日，中等國研究日本語言和歷史，1939以古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獲得哈佛博士。他是葉理綏的學生，亦曾任東亞系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加入美國陸軍部，擔任日本電訊密碼解讀工作，戰後回哈佛任教，擔任日本語言和歷史課程。1961年應甘乃迪之邀，擔任駐日大使，時值日本因簽訂美日安保條約而反美情緒高漲，他以日本研究者，日本通的身份，替戰後美日關係，化解了嚴重危機，1963年卸任後，仍回哈佛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日本--過去與現在》《合眾國與日本》等專門著作。對推展美國亞洲研究頗有貢獻。
哈佛燕京學社第三任社長：John Pelzel 教授1963年
哈佛燕京學社第四任社長：克瑞格Albert Craig教授
哈佛燕京學社第五任社長：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
哈佛燕京學社韓南教授，1927生於紐西蘭，1949年紐西蘭大學學士，1953年倫敦大學碩士，1960年倫敦大學博士，先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後任教史丹福大學，1968年起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古典文學教授併兼任主任，並為哈佛大學衛特湯瑪斯Victor S Thomas講座教授著有《金瓶梅探源》，《中國短篇小說之時期、作者與結構研究》《中國白話小說》《李漁的發現》《懊悔之海：世紀之交的兩本言情小說》，以及《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論集》，《中國白話小說史》，《百家公案考》《論肉蒲團的原刊本》。論文多種。
哈佛燕京學社第六任社長：杜維明教授 1996-至今
哈佛燕京學社現任社長杜維明教授在哈佛大學，或各大學院的學者心目中，杜維明教授的確是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終奉獻儒學，辛勤從事講學研究，最難得的是又能以開放的——心靈論學。他奔波全球毫不懈怠地前往台大，北大，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巴黎，東京，溫哥華，斯德哥爾摩，新德里，開普敦，伊斯坦堡，丹麥等高深學院，講授儒家哲學，並由比較宗教學，倫理學，美學的視野，來闡明儒家傳統及其現代化。
哈佛燕京學社杜維明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儒學第三期發展，文化中國，及現代精神的反思。1983-86年曾任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委員會主任。1986-89年擔任哈佛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系主任，1988並榮膺美國人 文科學院哲學組院士，1995年應印度哲學委員會之邀，在南亞五 大學府，發表“國家講座”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1999年更榮膺哈佛大學哈佛-燕京中國歷史及哲學與儒家研究講座教授，此教席為英語世界裡第一次以“儒學研究”命名的講座教授；2000年理海大學授予榮譽博士，並得湯瑪士拜瑞獎，2001又獲得第九屆國際李退溪學會大獎；多項榮譽皆為有史以來華裔的第一遭。
他於東海大學畢業後，到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再任教普林斯頓四年，柏克萊加大十年，1981年客座哈佛，1982年正式應邀返哈佛任教至今。
裴宜理2009年至今，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任新一任社長，為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首任女掌門人。
名人
中國名人在哈佛留學研究者，據考查有：劉瑞恆、趙元任、胡適、梅光迪、陳寅恪、湯用彤、張歆海（鑫海）、樓光來、顧泰來、俞大維、吳宓、李濟、唐鉞、胡正祥、陳岱孫、江澤涵、楊嘉墀、張福運、梁實秋、林語堂、羅邦輝、秦汾、金岱、楊詮（杏佛）、宋子文、竺可楨、齊思和（致中）、翁獨健、范存忠、黃延毓、 鄭德坤、林耀華、陳觀勝、楊聯升、周一良、嚴仁賡、任華、劉毓棠、馮秉銓、吳於廑、關淑莊、張培剛、高振衡、陳梁生、施於民、李惠林、全漢升、 梁方仲、王念祖、王伊同、蒙思明、 王鍾翰、謝強、 鄧嗣禹、王岷源、李方桂、任叔永（鴻雋）、陳衡哲、梁思成、梁思永、洪深、錢端升、賀麟、姜立夫、張炳熹、張芝聯、洪業、方治同、趙理海、胡剛復、丁文江、衛挺生、郭廷以、袁同禮、陳榮捷、殷海光、余英時、嚴耕望、梅祖麟、徐中約、梅儀慈、王浩、王安、貝聿銘、許倬雲、漢寶德、成中英、郝延平等不勝枚舉，多數曾經接受燕京學社資助，也重塑了哈佛大學的文化建構。
從1929年起至後來的三四十年代，哈佛燕京學社派遣年輕的研究生及學者赴華留學；魏魯男（楷）（1929—1932）、畢乃德（1930—1935）、施維許（1931—1934）、顧立雅（1931—1935）、卜德（1931—1935）、費正清（1932—1933）、賈天納（1938—1939）、饒大衛（1935—1937）、柯立夫、李約瑟、海陶瑋、狄百瑞、柯睿格、戴德華（1930—1932）、西克門（1930—1935）、芮沃壽（1939—1940，1941—1947）、葉理綏、史華慈、倪維森、費維愷等曾大多接受燕京學社資助來華研究，或輔以羅茲學者或洛克菲勒基金赴華。另有賴肖爾（1935—1938）等赴日，後來都為美國漢學界頗有聲名的亞洲學教授。如費正清被譽為美國中國研究之父。
其他關係
燕京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
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聯合組成的漢學研究機構，本部設於哈佛大學，在燕京大學設北平辦公處。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要從司徒雷登說起。
為解決辦學經費，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任職期間，幾乎每年都回美國去募錢。一次偶然機會，他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赫爾（Charl Martin Hall 1863－1914）有一筆巨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遺囑申明將其中一部分作為研究中國文化之用。赫爾如此心儀中國文化，緣於年青時兩個中國留學生給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於離世之前在遺囑中作出如上安排，並提出在美國和中國各選一所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以執行研究中國文化的計畫。赫爾逝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年，數年後他的遺囑付諸實施。司徒雷登本想爭取燕大作為中方大學入選以得到這筆款項，但終因燕大剛剛成立，遠不及北京大學之聲名赫赫，故遺囑執行團在美國選上了哈佛大學，在中國相中了北京大學，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盤落空。然而不久之後發生的事情，對司徒雷登無異於天賜良機。
哈佛大學得到赫爾捐款後，開始執行漢學研究計畫。1924年，哈佛大學派久住上海的美國人華爾納去敦煌千佛洞“考古”。華爾納到敦煌後，以70兩銀子“香火錢”收買廟祝，將千佛洞部分壁畫連同泥皮剝下來，裝運回國，引起當地人民極大憤慨。翌年，哈佛大學又派華爾納組織了一個小型“敦煌考古隊”來到中國，同時要求北京大學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當局鑒於華爾納前番的行徑，對“考古隊”雖客客氣氣，卻尋找種種藉口，多方限制。華爾納之流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僅拍了一些照片帶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隊”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學的一個學生曾是華爾納的譯員，“敦煌考古隊”解散後，該生返校復學。司徒雷登從其口中了解到華爾納與北京大學合作考古失敗的情形之後，大作文章。輾轉將此事告之中國教育部次長秦汾，後由教育部知會外交部，以華爾納違反國際法為由，向美國駐北京公使提出抗議。事情雖被美國政府敷衍過去，但哈佛大學覺得太丟面子，既遷怒於華爾納，也不滿意北京大學。司徒雷登趁此機會積極活動，於1926年趕回美國，以燕京大學的名義與哈佛大學協商合作研究中國文化，結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學社於茲正式成立。
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設執行幹事一人，由生於中國的美國人傅晨光首任其職。傅曾任燕京大學文理科科長、哲學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傅晨光卸任，由洪煨蓮、司太雷、 聶崇歧、陳觀勝等先後繼任，其職責是監督和分配款項用途。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淪為日寇占領區，燕京大學被迫於1942年遷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學社在成都繼續活動。日本投降後，燕京大學回遷，學社亦恢復其北平辦公處。新中國成立後，燕京大學於1951年春改為公立，翌年併入北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亦隨之撤銷，前後度過了23個春秋。
為了培養漢學人才，該社在燕京大學和哈佛大學同時招收研究生，兩校合作培養。哈佛大學的東方語文系研究生，預備博士論文期間多資遣來華進修，兩年後回國提交論文，方授予東方學博士學位。燕京大學從1928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修業兩年後撰寫論文，由學社北平辦公處延聘專家組成面試委員會，面試通過，為“碩士待位生”，畢業時授予學位。此外尚有出國留學生，第一個派赴哈佛大學留學的是名歷史系畢業生，四年後獲哈佛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回國。為縮短留學生在美年限，學社規定，凡資遣哈佛大學的人員，必須在國內取得碩士學位。
購置圖書資料方面。為配合研究，學社在哈佛大學建立“漢和圖書館”，專藏中、日文書籍。到四十年代末，館藏達十萬冊，為漢學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獻保障。在燕京大學，從1928年起，學社逐年撥款購書，少則三四千，多則萬餘元。收藏對象主要為線裝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東方學書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學圖書館。據查，燕大圖書館成立之初，藏書不過三四萬冊，因系教會學校，藏書以西文為主。自1928年始獲學社購書款後，不斷補充中國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圖書（不計報刊）約四十餘萬冊，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購入。曾任該社北平辦公處執行幹事的聶崇歧回顧，當時所購圖書均以實用為主，很少購入價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經多年積累，實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將餘額略及善本，且數量有限。至於1950年花費1250萬元購入明弘治本《西廂記》，乃因當年書款餘額尚豐，倘若退回，則下年度書款預算必將削減，故方有上述“豪舉”。
學社在書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績卓著。哈佛大學在美國出版了《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和專刊。從1935年開始編纂《漢英大辭典》，首先在燕京大學協助下，將《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中國韻書、字書上的字詞抄在卡片上，作完運交哈佛大學；再由哈佛大學將其譯成英文。哈佛大學在翻譯過程中，發現中國辭書引文與原文多有出入，遂將部分卡片寄回中國，請人逐條核對。據聶崇歧回憶：“到1951年春，只《佩文韻府》一種還沒有核對完”。儘管《漢英大辭典》編纂進展緩慢，殺青之日遙遙無期，而哈佛燕京學社則聲名鵲起，儼然成為美國研究東方學的重心。學社在燕京大學創辦並出版的《燕京學報》更是名重一時。
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最終與燕京大學一起走完了自己的歷程。半個世紀過去，歲月風塵抹不去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的軌跡。設在哈佛大學的學社總部則延續至今。據悉，北京大學擬於北大百年華誕之際，召開首屆國際漢學大會，在接受邀請的國際漢學研究機構和專家的名單中，“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赫然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