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說哀牢
《後漢書·哀牢傳》說“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賢栗等遂率種人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西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
《華陽國志·南中志》認為哀牢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哀牢崛起
哀牢走出神話，我們如今已能藉助諸多史料及考古發現大體領略哀牢古國那悠遠而瑰奇的歷史風貌了：以九隆為酋領的哀牢夷至遲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戰國中後期(周服王時)，便在“土地沃腆”、“宜五穀蠶桑”、“出金銀銅鐵”的哀牢地創建了具有強權機制的奴隸制部落聯盟——哀牢國，其立國之基在保山，統治中心或曰“國都”也在保山。由於境內水利、礦藏、動植物資源極為豐富，發展農業、牧業、手工業以及早期鑄造業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哀牢逐漸成為一個物阜民豐、欣欣向榮的文明古國。 哀牢人不僅把“五穀蠶桑”侍弄得好，而且很早就“知染采文繡”，技術水平也很高。史載他們用當地盛產的桐華(木棉)織出“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的“桐華布”和用優質苧麻織成的“文如續錦”的“蘭乾細布”，品質絕佳，多有蜀商爭相運銷獲利，以致得到了中原及西南亞市場被誤稱為“蜀布”並風靡一時。
青銅，是人類最早開發並大量使用的一種合金，當人們在用原本只用於取暖、照明和熟化食物的火熔鑄出第一件青銅器物的同時，一個嶄新的時代也就在煉爐之旁應運而生了。據專家考證，以今保山市為中心的古哀牢地的青銅文化當始於公元前14世紀前後，至東漢早期為新興的鐵器文化所取代，前後延續了一千三四百年，其鼎盛時期大體也就在哀牢國的存續時期。此間迄今發現的門類齊全、功用及制型各異的五百餘件青銅器生動表明，幾乎與中原華夏民族同步，哀牢夷民也曾以青銅鑄造了邊地歷史的輝煌。古哀牢地出土的青銅器中，除大量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外，尚有相當數量的以鍾、鼓為代表的禮樂器和以鉞、戚為代表的兵器。
哀牢編鐘是我國古代特有的宮廷打擊樂器，也是歷代帝王禮事、宴辜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廟堂之樂”。雲南迄今共出土以“滇王編鐘”為代表的編鐘36件(現存30件)，其中出自哀牢夷區的就達13件之多。這些編鐘雖久經沉埋，但出土後完好如初，色澤鮮明，紋飾清晰，音質宏亮，音列井然，並有雙音鍾。據專家考證，其使用年代為戰國中期至西漢中晚期。編鐘的出現和使用，表明哀牢人不僅掌握了較高的鑄造工藝，而且還懂得了一定的樂理知識，並在測音、試音及演奏上也達到了較高水平。因為編鐘對青銅鑄造技術要求甚高，而特定的樂音又對每件編鐘的制形、大小、高低、厚薄及合金配比等有著特殊的規定性，稍有差錯都將影響其音頻、音質和音響效果。同編鐘一樣，別具一方特色的銅鼓也是上古社會的禮樂重器。雲南是世界銅鼓的起源地，迄今發現六種類型共二百餘具，而古哀牢地傳世和出士的占了半數，其中包括5具長幼有序、“孟仲叔季”齊全的始祖型(即萬家壩型)鼓和雲南此類鼓的“長兄少弟”。銅鼓的大量出現和使用，標誌著哀牢國兩級分化的加劇和階級關係的明朗和固定，通俗地說就是少數人先富起來並如典籍所載成了“王、渠帥、小王、邑君”等級隸主貴族，而更多的人則淪為奴隸。 如果說，象徵著物主政治地位的青銅鐘、鼓等禮樂重器是古哀牢國階級社會業已定型的標誌的話，那么此間出士的象徵著物主軍事權威的銅鉞、鋼戚等軍中重器以及刀、劍、矛、戈、矢等常規實戰兵器的大量出現和使用，則生動表明，以掠奪或反掠奪、征服和反征服為基本動因的戰爭這種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已成為哀牢國生存及發展進程中一個經常性的“國之大事”。事實上，哀牢國之所以能夠崛起於西南極邊並強盛一時，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係的相對先進固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但戰爭的直接催化作用也不可低估：隨著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逐步增強，侵略和擴張也就在所難免——“哀牢略微，自古有之”，史載哀牢王扈栗的自白恰好說明了這一點。其結果是，周邊一些原非九隆世系的部族也主動或被迫加盟以求得自身的生存。這樣，“哀牢夷”也就由最初的九隆氏族擴展演化為“有閨濮、鴻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的龐大族群，而哀牢國的疆域則隨之東擴、西漸、南伸，並最終開創了“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歷史輝煌。
呂凱執忠
東漢末期，中原群雄並起，有的擁兵自重，“挾天子以令諸侯”；有的招賢納士，占州郡以待良時……“問鼎中原”，成了亂世英雄們“擋不住的誘惑”。這時節，地處西南極邊的保山雖仍為“天下第二大郡”的郡治，但由於皇權旁落，內戰猶酣，基本上成了個無人管顧的“自治”地方，因而比起烽煙疊起的內地來說，可謂一方世外挑源。直到天下三分之局確立之後，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變。
蜀漢章武三年(亦即建興元年，223年)夏，昭烈帝劉備病逝，益州郡豪門雍闓乘機叛蜀，並先殺益州太守而後又將其控制下的蜀郡太守押送東吳以為見面之禮，“求附於吳”(《資治通鑑》)。於是東吳“大帝”孫權便給他開了張空頭支票：“遙封’，其為並不屬東吳所轄的永昌郡“太守”。而雍闓例也當了真似的，竟拿著雞毛當令箭，欲往永昌走馬上任。 其時，永昌郡太守易人，前任已去，新官末到，郡守之職暫由功曹呂凱及府丞王伉代行。二人得悉雍闓叛行，齊心協力，積極動員和組織郡內軍民厲兵秣馬，並派出精銳之旅扼守轄域要塞，以待來敵，從而使得“闓不能進”，其“永昌太守’’之夢也就只好化為泡影。
呂凱，宇季乎，永昌不韋(今保山市金雞鄉)人，秦相呂不韋後裔——呂不韋擅權獲罪之時，秦始皇遷其親族子弟至四川以代之受過，漢武帝拓邊置縣，復遷呂氏後裔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故以“不韋”作為縣名，意在“彰其先人惡”(《華陽國志》)。至三國時代，呂氏已成為永昌郡中的豪門大姓，呂凱便是其中出類拔萃的濟世之才。而當時劇烈動盪的政治風雲尤其是雍闓叛蜀這一突發事件則正好為呂凱一展雄才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
雍闓強取郡權圖謀受阻，於是改變策略，屢次“移檄永昌”，企圖煽動呂凱審時附勢，另攀高技。呂凱不為所動，為絕其念，他臨池揮毫，昂然復函曰：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 伏維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 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將軍不睹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恆 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 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這，便是頗為後世推重的滇文名篇《答雍閻書》。文風高古，義正辭嚴，其忠誠不奪之志，凜然難犯之色溢於言表。由於呂凱素來“恩威內著，為郡中所信”(《三國志·呂凱傳》)，故能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執忠絕域，十年有餘”(諸葛亮表奏後主劉禪語)，並為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功勳。
蜀治建興三年(225)，諸葛亮率軍南征，節節勝利。大軍尚在疾進途中，雍闓與其同謀越叛首高定發生火併並為其所殺，南中酋領孟獲接過叛旗，繼續作亂。武侯“七擒七縱”心戰告捷，方知邊郡永昌在叛潮洶湧的危境之中竟能始終孤懸漢幟並確保了一方平安，不禁由衷感嘆：“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遂十分倚重呂凱，並上奏劉禪，擢呂凱為新置之雲南郡太守，封陽遷亭侯；王抗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武侯南征，是雲南歷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他“攻心為上”、撫邊恤民的良策的確在邊地廣布了福澤。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保山民間至今流傳著許多有著“確切”遺蹟可證的“孔明故事”。不過據史家考證，武侯南征，並末親蒞保山，而諸多有關孔明的遺蹟、軼聞也並非空穴來風——只是其真正的“主人翁”不是武侯本人而是他所倚重的陽遷亭侯呂凱。譬如，今保山城南有諸葛營”(又稱漢營)、“諸葛堰”(俗稱“大海子”)，其實前者極可能便是呂凱當年保境安民的駐軍重地；後者則肯定是呂凱為發展生產“帥厲吏民”修築的水利灌溉工程。再如有文獻說，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這些善舉，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實，亦當為呂氏所為。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穀蠶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漢時期，社會經濟十分繁榮——漢莊鄉汪官營發現的建於蜀漢延熙十六年(253)及其前後的蜀漢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製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雞、陶鴨、陶倉、陶灶等，從一個側面生動展示了當時保山的社會生活風情：六畜興旺、五穀豐登，人們衣食足給，安居樂業。這無疑折射著以呂凱為代表的良吏賢臣注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績，同時也為呂凱的“恩威並著”於鄉里作了個最為直觀的註腳。
呂凱當了首任雲南郡太守後不久，被治下叛亂者所害。由於呂氏深孚民望，其“子孫世為永昌太守”(《蜀世譜》)——晉初。呂凱之子呂祥曾“獻光珠五百斤”，官署南夷(晉置行政大區，轄域大體相當東漢時的永昌郡)校尉，並歸本郡主政，“持節統兵鎮南中”(《華陽國志》)；呂祥之子則於晉元康末年(當為299年)出任永昌太守，適逢世居祖地的閩濮(九隆之族)叛亂，於是被迫將郡治南移千里至永壽(今耿馬縣境)。自此，永昌(今保山)城便被諸多史書稱為“故郡”。
哀牢世系
| 九隆 | |||
| 禁高 | |||
| 吸 | |||
| 建非 | |||
| 哀牢 | |||
| 桑藕 | |||
| 柳承 | (3) | 乙巳 | 45 |
| 扈粟（賢栗） | (21) | 戊申 | 48 |
| 柳貌（抑狼） | (7) | 己巳 | 69 |
| 類牢 | (1) | 丙子 | 7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