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庫古（(Lycurgus)生於公元前7世紀，創立了斯巴達的政體形式，他是一個帶有傳說色彩的人物，阿波羅神殿的女祭司在傳達神諭時稱他是“諸神所鍾愛的人，不是凡人，而是神。”呂庫古正是憑著這個神諭而受到斯巴達人包括國王的尊重，從而為斯巴達人制定了一系列不成文的“端特拉”(神諭或律法)，並且讓斯巴達人發誓永遠遵守這些法律。
簡介
普魯塔克所著《名人傳》以古代希臘羅馬社會廣闊的歷史舞台為背景，以對古希臘羅馬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名人為平行主角，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相互並形成鮮明對照的人物形象，是西方紀傳體歷史著作的傳世之作、一部融合歷史、文學和人生哲學於一身的宏篇巨製。其中的呂庫古(Lycurgus，又譯為萊庫格斯)傳說是公元前7世紀的斯巴達立法者，他是斯巴達國王的兒子，其父死於非命後，王位傳給了其兄，不久其兄也死了，王位才傳給了他。呂庫古強調斯巴達人應皆賦道德和健康，養成任勞任怨、勇敢善戰、忠心為國的風尚。品庫古的名字，對於斯巴人來說是正義的象徵，是熱愛人民和祖國的理想領袖的象徵。他為斯巴達建立了一套獨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這套制度不僅保證了相當長時期里斯巴達的軍事優勢和實力，而且通過這一制度所建構的一種嚴正和艱苦的生活方式，也吸引了當時和後世的許多人。
呂庫古的改革
呂庫古的改革主要有三項內容：
第一是構建了元老院。元老院由28名元老和兩位國王組成的。由於元老院的效能同國王們“狂熱的”治理揉合在一起，由於元老院同國王們在最重要的事務上具有同等的決定權，從而給國家大事的協商帶來了穩妥和應有的節制。在此之前，內政搖擺不定：時而依附國王，傾向僭主政治；時而隨和大眾，擁護民主政體。如今元老院的權力就成了國家這條船上的一種壓艙物：把它放在一條穩穩噹噹的船上，國家大事就能得到最完全、最井然有序的安排：需要抑制民主政體時，二十八名元老總是站在國王一邊；相反，要反對僭主政治的侵凌時，他們又總是支援人民的行動。元老議員的數目定為二十八名。元老院議員最初是呂庫古從同他一起變法的人里任命的。後來，他又規定任何因死亡而空出的席位均需從年過六十的長者中選出最合適的人來補充。由於元老院同國王們在最重要的事務上具有同樣的決定權，從而給國家大事的協商帶來了穩定和節制。
人民大眾擁有表決權，但他們是不允許提出議案的，他們被召集來開會時，只是對於議員和國王提出的議案，可以表示贊同，也可以加以反對。後來，人民大眾利用增減字句的辦法來歪曲或曲解提交給他們的議案的意思，因此，波呂多羅斯和特奧蓬波斯國王就在“瑞特拉”神諭里加進了一項條文：“如果人民大眾意欲採納一個歪曲的議案時，元老和國王有權休會。”儘管呂庫古這樣調整了國家政體，寡頭（少數）統治的因素依舊原封不動地其中占優勢地位。
第二是重新分配土地。當時斯巴達人的兩極分化已趨嚴重，在這方面存在著駭人聽聞的不平等：城邦因充滿了貧窮的、無依無靠的人而負擔沉重，而財富卻全部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他決心要消除驕橫、嫉妒、罪行、奢侈以及那更加根深蒂固地折磨著國家的弊病：貧與富。他說服了同胞將所有的土地變成了一整塊，然後重新加以分配；勸說他們彼此在劃一的、生計上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生活在一起，單憑美德去博取功名；使他們確信在人與人之間除了那種因行徑卑賤而遭到譴責和因行為高尚而備受讚揚的區別以外，是不存在其它差別和不平等的。
除了重新分配土地，呂庫古還分配了斯巴達人的流動財產。他看出人們是不容忍自己的財產直接從身邊被取走的，於是，就採取了另一種方法：用政治謀略去克服他們的貪婪。他取消了所有的金銀貨幣，規定只準使用鐵幣，這種鐵幣易碎，幣值甚小，一大堆沉重的鐵幣只有些微的價值，它們“即不便收藏，也不值得收藏，不，甚至切成碎片也不能帶來任何利益，還有誰要去偷竊它呢？” 所以這種鐵幣通行的時候，許多罪惡都從斯巴達消失了。” 當然，消失的不僅有罪惡，也有新興的文明的萌芽，這是普魯塔克沒有看到也不願看到的。他說：“因為沒有貨幣，就不可能購買外國貨物或古玩擺設；航海商旅就不再將貨物運入斯巴達的港口；修辭學教師就不再涉足拉科尼亞的土地，就再沒有流竄四方的占卜者，再沒有蓄養妓女的人，再沒有金匠和銀匠。於是，奢侈就這樣漸漸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
第三是設立公共食堂。為了更進一步地打擊奢侈風尚和剷除致富的慾念，呂庫古採取了第三個、同時也是最為精心構思的政治措施：即公共食堂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相互結伴共進三餐，飲用同樣的、指定的食物，而不是在家裡，倚靠著華貴的睡椅，坐在華貴的桌前，讓僕人和廚子侍候自己，像貪婪的動物，在昏暗中吃得腦滿腸肥，屈服於每一種貪慾和各種饕餮之徒的惡習，並且需要長時間的睡眠、熱水浴、充裕的休息，這一切不僅毀壞了他們的性格，而且也損害了他們的身體。基於此，普魯塔克由衷地稱讚公餐制“真是一個偉大的成就，而且是一個更偉大的成就。”呂庫古的這三項措施從根本上涵育了斯巴達人的德性——元老院帶來了政治上的節制和穩定，重新分配土地和流動資產從根本上消除了貧富不均這一社會痼疾，養成了斯巴達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生活在一起，單憑美德去博取功名的高尚精神；公餐制不僅使得財富成了不再引人產生欲望的對象，而且使公共食堂成了涵育簡樸、友愛、志趣相投、好惡一致等共同行為規範的學校。
呂庫古的教育
呂庫古制定的法律沒有一條是寫成文字的，確實有一條所謂的“瑞特拉”神諭禁止他這樣做。他自己覺得，倘若那些促使城邦的繁榮與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約束力的原則，深深地在公民們的習慣和訓練當中紮下根，它們就會經久不變和牢固可靠。確實，他使得教育完完全全地擔負起立法的功能。
就教育而言，呂庫古把它看作是立法者的最偉大、最崇高的任務，他追根溯源，著手精心地調整婚姻與生育狀況。他規定：一個男人一直要等到做了父親，才能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這樣的相會，不僅僅鍛鍊了自我克制和節制，而且夫妻結合的時候，雙方身體內部都充滿了創造的能力，彼此的情愛高漲而又新鮮，沒有毫無節制的房事造成的膩煩和遲鈍，而且在他們內心總留存著一束相互渴念、相互愛慕的、沒有燃盡的火花。他一面不讓婚姻關係受到一切淫亂放蕩行為的影響，一面又使得同其他高尚的人共享生養子女這析事受到人們的尊敬。
呂庫古沒有將兒子看作是父親的特殊財產，而是當作國家的公共財富。因此，他不願本邦的公民由隨意結合的父母所生，希望他們是最優秀的人們的後代。那時在婚姻關係上普遍存在的自由，目的在於得到健壯的體魄和建立良好的政治，遠不同於後日人們歸咎於婦女的那种放盪與淫亂。母親們教育幼兒知足常樂、不挑食、不怕黑、不怕獨處，不讓他們沾染上暴燥和哭鬧等等不良習慣。孩子一長到七歲，按照呂庫古的命令就全部由國家收養，編入連隊。在連隊里他們遵從劃一的紀律，接受劃一的為練，因而漸漸地習慣了彼此一道遊戲和學習。斯巴達人孩童時代的訓練實質是一種關於服從的實踐。至於讀書識字，他們僅僅學到夠用而已。其它一切為練都在於使他們善於服從命令、吃苦耐勞與能征慣戰。他們的飯食供應量是不足的，為了使自己肩負起對飢餓的搏鬥，他們被迫變得膽大而又機靈。
貢獻
呂庫古將斯巴達鐵幣造得分量極重，所含的價值卻極微。但是他卻使得象貨幣一樣流行的語言使用時簡潔凝練而旨深意遠；他想用一般的沉默習慣使得孩子們答話時簡練而又準確。如果我們根據所記載的呂庫古言論去判斷，他本人的談吐就是十分簡潔機智的。比如，論及政體，他在答覆一個要求在城邦里實施民主政治的人時說：“你回去吧，首先在家裡實施民主政治。”
呂庫古將自己的同胞訓練成既沒有獨立生活的願望，也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的人。倒象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為整個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領的周圍，懷著近乎是忘我的熱情和雄心壯志，將自身的一切皆隸屬於國家。
在斯巴達人的葬禮方面，呂庫古也制定了最舊越的制度。首先，他準許斯巴達人在城裡殯葬死者；其次，他不準用任何物品陪葬。
他不許斯巴達人隨意住在外邦，不許他們在異域漫遊，不僅如此，他實際上還把為數眾多的外邦人驅逐出了斯巴達。“在斯巴達，自由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奴隸則是最徹底的奴隸。”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斯巴達人開始對希洛人如此殘酷無情是較後時期里的事情。
在斯巴達隨後五百年的時間裡，一直奉行著他所制定的法律。有人說起斯巴達固若金湯是因為國王知道怎么指揮，國王回答道：“倒不如說是因為斯巴達公民知道如何服從。”我對他們這種說法感到十分驚訝，因為人們不會去服從那些無能的統治者，而且服從恰恰是要向統帥學習的一門課程。優秀的領袖人物造就優秀的追隨者。如同馴馬藝術的最終目的是使得馬兒馴服溫順一樣，治國之道的任務就在於向人們灌輸服從觀念。
呂庫古的主要目的並非要讓他的城邦去統治其它眾多的城邦，相反，他認為整個城邦的幸福如同單獨個人的幸福一樣，繫於德行的廣為流布與自己領土範圍內的和諧。他所有措施與調整的目的在於使人們思想開闊、自給自足，在所有一切方面都平和節制，並使他們儘可能長久地將這些品質保持下去。呂庫古沒有撰寫作品和文章，但是他創造了實實在在的、不可模仿的政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