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調陽[明代官員]](/img/c/aad/nBnauM3X0IjMzETM3IDO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gzLyA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呂調陽[明代官員]")
生平經歷
呂調陽(1516年～1580年)呂調陽自幼聰明好學，6歲便離家讀書。嘉靖十三年（1534)，18歲的呂調陽鄉試中舉。嘉靖二十九年（1550)，高中榜眼，授翰林編修。嘉靖三十五年（1556）出任會試分校官。父母相繼去世，呂調陽回鄉守喪。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呂調陽才重回翰林，任國子監司業。隆慶年間，呂調陽先後出任南北兩京國子監祭酒。因其曾從師於國子監祭酒、陽明學派學者“永康學”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學教授諸生。他在任時，重視道德教育，拋棄傳統的注入式，代之以啟發式，並以身作則。後又升任南京禮部侍郎。隆慶五年（1570)充會試考官。
萬曆元年（1573)，受張居正的舉薦，呂調陽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協助首輔張居正進行改革，以穩重不爭受到神宗的器重。先後加官晉銜，直到他去世，官銜已為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
呂調陽十分注重道德修養，性尤淡泊。身上穿的雖是蟒玉之服，為了潔淨也經常洗滌。每次為穆宗侍講經筵之前，他必先作齋戒沐浴，以示虔誠肅穆，講解時引經據典，切規時政，從不故弄玄虛，誇誇其淡。
呂調陽深諳大明朝典章禮儀，加入內閣後，成為國家重大事務的禮儀主持人之一。“若大喪，若大婚，若崇祭，若薦號，若降夷、受俘，諸臣儀曠典事，鹹籍公相成以當上心。”
呂調陽身處腐敗官場，而始終保持一身正氣，“門無私謁”。他為國家辦事，有成績從不炫耀，也不願意聽別人對他歌功頌德。“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人故無所藉以頌公”。他去世後，張居正認為他就是當代的丙吉（西漢丞相，以寬鬆和諧，自己有貢獻而噤口不說）稱讚他“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在漢丙吉，今也則公”。
呂調陽在明王朝沒落的官場之中，是一個不倒翁，他歷仕三朝，職務只升不降。他在發跡的嘉靖年間，有大奸臣嚴嵩父子柄權，呂調陽卻能鶴立雞群，不隨浮沉，靠的是持正不偏，不脅肩諂媚，靠的是自己手腳乾淨，嚴嵩也曾想拉攏他，但他“固謝不往”。萬曆年間，內閣高拱與張居正間的鬥爭也十分激烈，但呂調陽輔佐張居正改革而不為政敵所忌刻，他先於張居正致仕還鄉，急流勇退，從而避免了張居正死後被政敵攻訐而遭受的抄家之禍。所以後人論述這段明史，說呂調陽是“識時務的俊傑。”做到了“律呂調陽”。
主要著作
呂調陽的著作很少，除與張居正合編《帝鑒圖說》外，並纂修嘉靖、隆慶兩朝實錄（《世宗實錄》、《穆宗實錄》）。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張居正請修《穆宗實錄》，神宗允準，命成國公朱希忠為監修官，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為總裁官，至萬曆二年（1574年）修成。萬曆四年六月，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合疏奏請開館續修會典。是月神宗敕諭內閣，擇日開館。此典籍修至萬曆十三年完稿，至十五年二月上表進書，前後十餘年，纂成萬曆《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
另外，他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庫樓記》、《勘定古田序》、《奉國中尉約畲墓志銘》等碑。他偶爾也作詩，據稱“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擬”，可惜不見流傳。
史籍記載
呂調陽於《明史》無傳，但張居正曾為他撰寫墓志銘 ，記載其生平事跡，“我銘貞石，以著朴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