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吳曉邦於1906年出生在太倉沙溪鎮，是我國新舞蹈藝術的先驅者、開拓者和實踐者，傑出的舞蹈家、理論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國舞協主席、第二、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黨組成員等職。
詳述
吳曉邦（1906——1995）是20世紀中國新舞蹈藝術的開拓者，播火人。
在他出生的世紀之初，中國已經有了西方舞蹈的傳入。
如：晚清外交官的女兒裕容齡（1882—1973），幼年曾隨父遊歷外國。有幸在鄧肯(Isadora Duncan)的門下學舞，卓有成績。回國後將學得的西方舞蹈結合自己的創造，經常在宮廷中表演，深受慈禧太后的寵愛，得以留在宮中專門研究舞蹈。
又如：20世紀初，涉洋留學者在撰寫介紹西方情況的書籍時，也介紹外國的風土人情——其中包括舞蹈。
此外，歐美電影中的插舞及外國僑民傳授的舞蹈，吸引了比較開放的中國人，尤其是對具有社交功能的西方交誼舞，產生學習興趣。
在提倡新的教學體制的過程中，校園舞蹈、兒童舞蹈也悄然興起，其中以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及此後創辦的明月歌舞團影響較大。
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是戲曲大師們對傳統舞蹈的創新與發展。如梅蘭芳*1等京劇四大名旦在各自的劇目中都創造了優美的舞蹈片段——具有相對獨立的保留價值並得以廣泛流傳。而深諳京劇藝術又學習了現代藝術的歐陽予倩*2，更對傳統舞蹈的創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凡此種種，孕育了新舞蹈藝術的萌芽——促其重塑自身的獨立品格。
但是，吳曉邦與眾不同。他是具有時代高度——世紀意義的傑出專業舞人，把舞蹈作為追求人生真諦的終身事業去奮鬥，把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緊緊相聯。
出身江蘇殷實之家的吳曉邦，早年留學日本並非研修舞蹈專業。一次偶然觀舞——《群鬼》，揭示現實社會的黑暗與罪惡的舞蹈形象震撼了他的心靈，遂毅然獻身舞蹈。吳曉邦的抉擇和中國文學巨將魯迅的棄醫從文有著深刻的相通之處——閃爍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理想主義光芒和濃重的民族憂患意識。
他於1929—1932年三渡東瀛，先後向師承德國表現派舞蹈體系的高田雅夫(Ma-sao Takada)、江口隆哉(Tacaya Eguchi)、和宮操子（(Mi-Sako Miya)等學習芭蕾和現代舞。他並不囿於老師的窠臼，而注重科學的形體訓練與創造。與此同時，也重視對傳統藝術的學習——吸吮民族文化的精髓。回國後在上海興辦舞蹈學校的同時，於1935、1937年先後舉辦了兩次作品展示會，演出了：《傀儡》、《送葬》、《小丑》、《浦江之夜》、《和平的憧憬》等十多個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他的“為人生舞蹈”的藝術主張和奮力實踐，有如一股清風，對於充斥於燈紅酒綠的大都會的那些色情、俗媚的舞蹈是有力的衝擊與掃蕩。
迎著抗日的烽火，吳曉邦走出自己的“舞蹈王國”奔向民族救亡的戰場。輾轉奔波，歷盡艱辛，造就了自己舞蹈生涯的輝煌。這一時期他創作了近百個具有強烈時代精神和藝術感召力的作品——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的思想束縛，喚起民眾。最具代表性的有：以著名作曲家聶耳的同名歌曲創作的獨舞《義勇軍進行曲》（1937）；以著名作曲家賀綠汀的同名歌曲創作的群舞《游擊隊員之歌》（1938）。每演出，觀眾總是群情激奮，同仇敵愾。吳曉邦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一腔熱血和一顆丹心交織在一起，才能產生出那樣神奇的力量”。1945年在周恩來的關心、支持下，他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同投奔延安，又隨軍轉戰，更強化了忠勇戰士和敏感藝術家相交融的自覺意識。可以說每一次的創作都是他追求人生與藝術真諦的一次生命搏擊。1942創作的《飢火》（自編自演的獨舞）著力表現一個被“飢火”燃燒的軀體與靈魂的吶喊，具有強烈的震撼力。當我們面對那幅“怒問蒼天”，便會詠出中國唐代著名詩人杜甫的千古絕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1994年，《游擊隊員之歌》和《飢火》被確認為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下簡稱“20世紀經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的主要精力用於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60年代曾創辦教學、創作、演出一體化的“天馬藝術工作室”致力於中國現代舞及新古典舞的探索；80年代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建了全國唯一的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勤於筆耕——為舞蹈學科的理論建設著書立說——出版計數百萬字……。當今中國舞壇公認吳曉邦是新舞蹈藝術的一代宗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