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對中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的貢獻難以估量，被譽為“燕園之父”當之無愧。到晚年老病之時，燕京大學在他心中就是一個“實現了的夢想”。
我們這個年齡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從毛澤東1949年發表的名文《別了，司徒雷登》開始的。其實，長期以來，我們對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或者說完全是隔膜的。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講演》因為選入中學課本而廣為人知，他的講演原文本來有一段關於司徒的話，可惜收入教科書時被刪節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他說：
“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聞一多演講那天，正是司徒雷登受命於危難之時。這算是一個相當中肯的評價：在20世紀中葉之前，司徒在中國的影響的確遠遠超過了其他在華的外國人，他一生的命運也和中國緊緊連在了一起。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一開篇就說：“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度里，而且還曾在那裡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裡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裡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
“燕園之父”
司徒一生的事業在中國。他成年後的人生可以分為三段，一是傳播基督教，先在杭州傳教，後來到金陵神學院教書，前後大約15年；二是創辦燕京大學，從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為時不足三年。司徒在燕京的20多年是燕京的黃金歲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他對中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的貢獻難以估量，被譽為“燕園之父”當之無愧。到晚年老病之時，燕京大學在他心中就是一個“實現了的夢想”。司徒六十生日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致辭說，在他身上匯集了希臘文化的智慧、希伯萊的宗教聖靈和中國文化的溫和的人道主義精神。我的一位朋友說司徒雷登是一個理想的中國大學校長。我很同意這個判斷。司徒對這所大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僅舉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篳路藍縷、到處奔走籌款，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當他受命之時，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沒有人關心的學校”，學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國籍的兩人，許多外籍教師壓根就不具備在大學任教的資格。從1919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他十數次赴美，募到大約250萬美元，成為燕京主要的經濟來源。1934年到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給燕京撥款六萬元，並且從“庚子賠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撥1.5萬元，但政府撥款加上中國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經費來源的十分之一。
籌款方面長袖善舞之外，燕京之所以成為當年第一流的綜合性大學，更有賴司徒確立的辦學方向，一開始就使燕京瀰漫著濃厚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氣。他在聘請教授時，只問有沒有真才實學，不問政治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學術流派。他力圖要把燕京辦成經得起任何考驗、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所傳授的真理應該是沒有被歪曲的真理，至於信仰什麼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說白了，在他看來，大學教育無非就是給每個學生以選擇的自由。
從學科的建立與健全，無不顯示出司徒主持下的燕京傳承與創新的能力。中國最早的社會學系就是1922年在這裡誕生的，培養了一代社會學專業人才。新聞系也令舉國矚目，1945年9月在密蘇里軍艦日本投降儀式現場的三位中國記者——朱啟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從這裡走出來的，朱啟平那篇通訊《落日》已成了傳世之作。
燕京匯集了教育家陸志韋、林邁可，社會學家許仕廉、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考古學家容庚，神學家趙紫辰，法學家張友漁，哲學家張東蓀、洪謙、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鄧之誠、韓儒林，政治學家蕭公權，還有來自國外的心理學家夏仁德、記者斯諾等人，文學系更是名家濟濟，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顧隨、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冰心等。
黃卓是燕園有名的左傾教授，他在經濟系開“社會主義”課，在課堂上講《資本論》，有一次他問：“看過《資本論》的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他搖頭嘆息：“《資本論》都沒有看過，主修什麼經濟系！”這一來，學生都搶著去找《資本論》了。
司徒說：“我的任務是讓老師儘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獨立報人俞頌華1947年在評價長期擔任燕京哲學系教授的張東蓀時說過：“他在燕大講學，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學風……不僅在講學上不受任何的拘束，並且他可放言高論，無論在口頭上或文字上都可以發表其獨特的見解，即使不為一部分人所諒解，但校長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國化”是他始終如一的辦學目標。司徒曾說：“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49年之後，燕京教授和學生中先後有56人被評為院士，成績不可謂不顯著。
但在他看來，“中國化”並不排斥“國際化”。雖是教會大學，燕京校園裡瀰漫的是世界主義而不是宗教的氛圍，比如與世界許多大學都有交換教師、學生的制度，比如男女同校授課等。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長，融會中西，這就是司徒平常所說的“燕大精神”。
當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淪陷，選擇留下的燕京大學成了北中國的自由“孤島”，華北地下抗日運動的一個堡壘。在張東蓀、陸志韋、夏仁德、林邁可這些抗日教授的背後，如果沒有司徒強有力的支持，燕園這個堡壘決不可能支撐四年之久，不斷為抗日後方輸送人才、急需的戰時物資。日本憲兵要進校園搜查，被他以美國“治外法權”的理由斷然拒絕，燕京學生在校外被捕，他總是伸手救助，決不坐視。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包括他和洪業、張東蓀等教授，還有學生30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3年8個月中，他也沒有低下過高貴的頭顱，決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顯示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凜然風骨，他因此而贏得了中國和世界的普遍敬重，聲望如日中天。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他和幾個同事將《聖經》中的這兩句話熔鑄在一起，確立為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一校訓植根深遠，成為衡量每一個學生的尺度，造就了幾代學子，影響至大。
20世紀末，兩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書信中談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訓。1940年考入燕京大學的李慎之先生在信中說：“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1938年進入浙江大學物理系的許良英先生對概念、邏輯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說：
“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前半句我能理解，後半句我不理解，‘自由’與‘服務’有什麼關係呢？望解釋一下。
我的母校浙江大學（我是1942年畢業，當時在貴州）的校訓也與真理有關。只有兩個字：‘求是’。”
李慎之在3月11日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是相連貫的。你明白必須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僅是要服務於人類，比如科學家宣揚真理，也是一種服務的方式。”
即便相隔多少年後，燕大學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師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仍常常禁不住哽咽。這是一所成功大學的精神魅力所在，是教育在人心中播下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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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比較完整的演講記錄稿發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並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聞一多年譜長編》。司徒在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一開篇就說: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度里,而且還曾在那裡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裡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裡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這條耶穌堂弄,在武林門外,當時還比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誠的牧師,在他出生前的兩年定居杭州,那時杭州武林門一帶是城市的邊緣,不但不像現在這樣繁華,而且是個貧民區,周圍就是農村,處於遭受太平天國嚴重破壞的中心,是杭州市一個最貧窮的地區。就在這一地區,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學校和幾幢傳教士的住宅。傳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耶穌弄。周圍鄉村的美麗景色,給他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天水堂傳教(曾被叫做天漢州橋教堂,其實是天水橋),這裡成為司徒兒時的搖籃,也是他成年後踏上傳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這裡前後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貧苦階層和鄉下的農民傳播福音,還熱衷於辦學,他父親辦了一所男子中學,母親辦了中國第二所女子學校,後來成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協和女子學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們一起在耶穌弄度過的童年時光,在他的記憶里是永遠也抹不去的: 我記得,我們當時經常進行短途旅行,遊逛杭州的各個風景區,在那裡舉行野餐,採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開著杜鵑花;夏天,我們在山頂上一座陰濕的古廟裡避暑(起初只是在那裡搞一些原始的野營,後來這座古廟成了傳教士們避暑休息地)。當時,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講,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險意味的。 他幼時在培德學校上學,學校里也有一些經過精心挑選的、同他們講中國話並為他們所喜愛的中國小朋友。但在放學後,我們大部分時間還是兄弟幾個獨自在教會院子裡玩。我父親他們在院內栽了好多棵樹。 他小時候喜歡中國的飯菜、糖果、水果,尤其是為婚禮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讓他難忘。當然,新年裡吃年飯、看社戲、觀燈、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腦海中留下了許多生動而美好的回憶。他有時候還會跟著父親到街頭或廟會上去傳播福音。 這樣的生活持續到他十一歲那年(1887),他隨著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國。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學院學業之後,二十八歲的司徒雷登帶著新婚燕爾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兒時熟悉的這塊土地。儘管離開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時學到的那點語言幾乎全忘光了,但他還是很快適應、學會了杭州話。他說:這一方言在整箇中國是很獨特的,它是官場語言(國語)和所謂吳語(蘇州和浙北方言)相混雜的一種語言,早在南宋王朝遷都杭州時就形成了。我對這種語言懷有偏愛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沒有的輕快悅耳的音韻和豐富的表現力。他開始在杭州附近的許多鄉村傳教,為貧苦農民的孩子開辦免費的《聖經》學習班,很快就成了他們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過的那些歲月是極其寶貴的。當時,我除了同家裡人以及偶爾同住在城裡的其他一些傳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當地人相處得也十分親密,講的、聽的全是他們的本地話。1906年2月,他唯一的兒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發表的《傳教士與中國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來在中國傳教的感受,在批評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醜惡、不誠實、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後,他也對他們的忍耐力表示讚賞。他認為傳教的事業幾乎是創造一個國家,充滿了神聖的使命感。也正是這種使命感促使他應邀到金陵神學院任教,這年夏天起,他告別了杭州。 但杭州傳教的三年半,他終生難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間所結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團的雇員,如傳道士和教師。他們忠誠可信,辦事穩妥,只是有些阿諛奉承的習氣,在下屬人員中算是比較好的。……我同教會中的這些成員雖然經常友好交往,互謙互讓,但意氣相投的並不多。我有時還同農民一道用午餐,他們在稻田裡或在桑園裡幹完一上午的活後,飢腸難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飯,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這些經歷有助於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爾還帶來明顯的好處。 他永遠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場,記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條街上行走(在當時,對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來講,步行本身就是不體面的),正在這時,巡撫過來了。他坐著八人抬的裝飾華麗的大轎,有一幫穿制服的家僕前呼後擁著。我懷著敬畏的好奇心凝視著這位高級官吏,對我而言,我是決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著一個孤獨的野蠻人閃開道讓他過去。 讓他感到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個入教多年的虔誠的基督徒,是曾國藩的女兒,八十三歲那年還造訪過燕京大學,回到杭州後,還給司徒雷登送了一幅書法清秀的對聯。她有十七個孫兒、孫女曾在這所久負盛名的學府學習。誰又能知道,昔日那個在杭州街頭獨步的美國青年傳教士會成為未來的燕京大學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獵槍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國墳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歲的父親去世,他回杭州奔喪,將父親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還集資在眾安橋建湖山堂紀念他在中國傳道凡四十年的父親。1925年1月,他八十三歲的老母病故,與他父親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業在中國,他是個傳教士、神學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後的人生可以分為三段,一是傳播基督教,從杭州到金陵神學院,前後大約十五年;二是創辦燕京大學,從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為時不足三年,他以一個失敗的大使黯然別了他深愛的第二故土。從此,沒能再回來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並度過幼小時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園,看看度過一生最寶貴歲月的未名湖、燕園,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遺囑中要求將骨灰安葬在中國,這一心愿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學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黃金歲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達到了生命的巔峰狀態,他對中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的貢獻難以估量,他被譽為燕園之父當之無愧。到晚年老病之時,他在遙遠的大洋彼岸,看著窗外飄零的落葉,腦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園未名湖畔一絲絲、一縷縷的綠意,燕京大學在他心中就是一個實現了的夢想。司徒六十歲生日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致辭說,在他身上匯集了希臘文化的智慧、希伯來的宗教聖靈和中國文化的溫和的人道主義精神,認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辦成一所逐漸由中國人自己資助、管理的中國學府。我有一位做記者的朋友昝愛宗說司徒雷登先生是一個理想的中國大學校長。我是同意這個判斷的。司徒對這所大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僅舉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篳路藍縷、到處奔走籌款,燕京大學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當他受命之時,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沒有人關心的學校,學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國籍的兩人,而且許多外籍教師壓根就不具備在大學任教的資格。從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國募捐,到1937年抗戰爆發,他在美國募捐到的大約有二百五十萬美金,成為燕京主要的經濟來源,同時他還在中國的軍閥、政要和社會名流之間募捐。隨著時局的變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給燕京撥款六萬元,而且從庚子賠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撥一萬五千元。燕京成為當時受到政府財政補貼的二十所私立大學之一。不過,即使國民政府撥款加上中國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經費來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為當年第一流的綜合性大學,固然離不開司徒雷登長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確立的辦學方向,一開始就擺脫了教會大學狹隘的宗教範疇,使燕京瀰漫著濃厚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氣,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他請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實學,不問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學術流派。他力圖要把它辦成經得起任何考驗、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所傳授的真理應該是沒有被歪曲的真理,至於信仰什麼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在他看來,大學教育無非就是給每個學生以選擇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學匯集了教育家陸志韋、林邁可,社會學家許仕廉、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考古學家容庚,神學家趙紫辰,法學家張友漁,哲學家張東蓀、洪謙、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鄧之誠、韓儒林,政治學家蕭公權,還有來自國外的心理學家夏仁德、記者斯諾等人,文學系更是人才濟濟,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顧隨、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冰心等。 黃卓是燕園有名的左傾教授,他在經濟系開有社會主義課,大部分時間都是講《資本論》。有一次他問:看過《資本論》的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他搖頭嘆息:《資本論》都沒有看過,主修什麼經濟系!這一來,學生都搶著去找《資本論》了。 司徒說:我的任務是讓老師儘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獨立報人俞頌華1947年在評價長期擔任燕京哲學系教授的張東蓀時說過:他在燕大講學,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學風……不僅在講學上不受任何的拘束,並且他可放言高論,無論在口頭上或文字上都可以發表其獨特的見解,即使不為一部分人所諒解,但校長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國化是燕京始終如一的辦學目標,但並不排斥國際化。校園裡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義的氛圍,與世界許多大學有交換教師、學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長,融會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說的燕大精神。燕京實行了男女同校授課,每個學生都能體會到當年燕京求學生活的溫馨氣息:燕京大學的校園曾經是那么的美,黃沙地曾經遍種花生。當秋天開學時,花生熟了,一些女生會挖些花生,用洗臉盆盛來煮熟,圍成一團,快樂地剝花生吃。那種說不出的余香數十年後都還殘留在某些女生的齒頰。 從學科的建立與健全,無不顯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傳承與創新的能力。中國最早的社會學系就是1922年在這裡誕生的,培養了一代社會學專業人才。新聞系也令舉國矚目,1945年9月在密蘇里號軍艦日本投降儀式現場的三個中國記者,朱啟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從這裡出來的,朱啟平那篇通訊《落日》已成了傳世之作。司徒曾說: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 當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淪陷,選擇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國的自由孤島,成為華北地下抗日運動的堅強堡壘。即使有張東蓀、陸志韋、夏仁德、林邁可這些教授,如果沒有司徒在背後的有力支持,燕園這個堡壘也不可能支撐四年之久,他們為抗日後方輸送人才和急需的戰時物資。日本憲兵要進校園搜查,被他以美國治外法權的理由斷然拒絕;燕京學生在校外被捕,他總是伸手救助,決不坐視。一句話決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包括他和洪業、張東蓀等教授,還有學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個月中,他也沒有低下過高貴的頭顱,顯示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凜然風骨,他因此而贏得了中國和世界的普遍敬重,聲望如日中天。 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司徒和幾個同事將《聖經》中的這兩句話熔鑄在一起,確立為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他認識到學生畢竟是學校的主體。這一校訓影響極深遠,成為衡量每一個學生的尺度,造就了幾代學子。 大約六七年前,兩位相見恨晚的老人一開始書信往來,交流思想,就談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訓。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寫信說: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1938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師從王淦昌、束星北等,長期研究愛因斯坦、世界科學史,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許良英先生對概念、邏輯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說: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前半句我能理解,後半句我不理解,自由與服務有什麼關係呢?望解釋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學(我是1942年畢業,當時在貴州)的校訓也與真理有關。只有兩個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是相連貫的。你明白必須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僅)是要服務於人類,比如科學家宣揚真理,也是一種服務的方式。 這些校訓所蘊涵的精神已熔鑄在學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後,燕大學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師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仍然禁不住會哽咽。這就是一所成功大學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種子。 1947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南京舉行遠東區基本教育會議,時為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舉行露天酒會招待各國代表,見到從杭州來的阮毅成(時任浙江省民政廳長,以中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出席),他說:我雙親的墳,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掃墓,請先代我查看一下現狀,如需要修理,我會負擔費用。不久,他到杭州掃墓,當地政要及社會各界給予了空前的歡迎,有數十個社會團體、學校派代表到機場迎接、獻花、贈致敬書。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掃墓憑弔、獻花圈,看守墳場的老人告訴他,自己已看了十幾年的墳場。杭州淪陷時,日本人曾在這裡養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馬蹄的痕跡。 接著,他到耶穌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國小的數百名學生手持彩旗歡呼,昔日的朋友鄰居聚在門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進他誕生的那個老屋,在熟悉的院子裡和當年的同伴笑敘兒時的情景。這是他最後一次重回故居,這個幼時覺得很大的院子此時卻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後再回到那裡,想起童年時代所記得的寬敞而又充滿神秘的庭院時,那兒似乎顯得狹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後,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禮拜。 在杭州各界於大華飯店舉行盛大的歡迎聚餐會上,他激動地指著周圍的標語說,稱杭州是他的第二故鄉寫得最恰當,回憶幼時在杭州西湖各處耍子(遊玩),龍井、虎跑、天竺、靈隱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錢江大橋,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養長大,來杭即是回家鄉。杭州的絲、茶、綢緞、扇子、剪刀等都馳名中外,希望朝著工業化、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其他事業也力求發達。 他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時不時夾幾句杭州話。杭州各民眾團體、特別是商會送了他很多土特產。之江大學、燕京大學的校友邀請他坐船遊覽西湖,他遙指著雷峰塔的方向說,自己兒時耍子過的雷峰塔,可惜現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後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為杭州市榮譽市民的儀式,在基督教青年會,杭州市長周象賢將證書及一把純金製作的市鑰匙鄭重地交給他。他說,自己是個普通的杭州佬,給他榮譽市民稱號,感覺格外的光榮高興。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機會向鄉親們告別。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憶錄中說: 值此時勢艱難之際,杭州市長邀請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訪問。那是一段饒有興味和令人愉快的經歷,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們按慣例設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機構,以及許多老朋友都給我以熱忱的歡迎。我並不把這些看作是對我個人的恭維,而是把它們看作是對美國人民的深厚真摯的情誼。我相信,這種友誼不會因中美官方關係之間有一段誤解和疏遠而遭到破壞。訪問結束時,杭州市長授予我以該市榮譽市民稱號,使我深為感動。 當1949年來臨時,國民黨敗局已定,身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過清明節,但在啟程前一兩天,國共之間的和平談判到了破裂的邊緣,共產黨人向李宗仁提出了類似最後通牒的要求,五天內得不到肯定的答覆,就將打過長江。局勢急轉直下,司徒中斷了杭州之行,從此與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別。8月,司徒最後告別了他熱愛的中國。1962年謝世前,他完成了《對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其中多處深情地回憶起了他在杭州度過的那些美好時光,當然他更忘不了親手締造的燕京大學,那是他實現了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