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史量才史量才（1880—1934年），傑出的商人、教育家和報業巨子，上個世紀國中國最出色的報業經營者，作為上海的報業大王，史量才曾經說過一句很著名的話：“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
1899年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蠶學館（今浙江理工大學）學習。曾在泗涇創辦養正國小堂。蠶學館畢業後，1904年在上海創辦女子蠶桑學校（後該校遷至蘇州滸墅關）。同時，先後在南洋中學、育才學堂、江南製造局兵工學堂、務本女校任教，並與黃炎培等發起組織江蘇學務總會。為反對清廷向列強借款築路，參加收迴路權運動，被舉為江蘇鐵路公司董事。
1908年任《時報》主筆。辛亥革命爆發後，參加江蘇獨立運動，清理江海關財務，後被選為江蘇省議會議員。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議和期間，史量才又參加了南北議和的協商工作，並在上海海關清理處和松江鹽務局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公職。
親眼目睹辛亥革命失敗的過程和政權的嬗變，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動軍閥和流氓政客的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真實。對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 從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轉向新聞事業，試圖通過社會輿論的力量來監督當局，激濁揚清。
1912年，史量才與張謇、應德閎、趙鳳昌等合資，以12萬元購買了《申報》。《申報》由英國人美查創辦於1872年，是近代中國歷史最久的一份報紙。1909年，美查回國， 將該報賣給席裕福。由於經營不善，《申報》發行量僅7000多份，連年虧蝕，席氏不得不轉手出售。
接辦《申報》後，史量才出任總經理。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負，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購了合資人的股權，獨家經營《申報》，為了改變《申報》經營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贏得了江浙資產階級資金上的投入，同時起用張竹平、馮子培、王堯欽等管理人才，對《申報》逐步實行現代化、企業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開拓廣告業務，從而大大增加了報紙收入和社會影響。他以卓爾非凡的經商頭腦分析市場行情，適時屯積廉價紙張，以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史量才關注社會熱點，以“言論自由，不偏不倚，為民喉舌”為標榜。他常對報社的工作人員強調：“報紙是民眾的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
《申報》敢於抨擊時弊，揭露當局的黑暗統治，因而聲譽雀起，發行量驟增。1922年11月，英國報界巨子、《泰晤士報》的主人北岩勳爵來到中國，他在參觀《申報》館後，稱讚它是中國的《泰晤士報》。到1931年，該報日發行量增加到15萬份，年利潤達數10萬元，銷售量和影響直追當時全國最暢銷的《新聞報》。1927年，他購得《時事新報》的全部產權，1929年，他又從美商福開森手中收買了《新聞報》的大部分股權，一躍而為上海乃至中國新聞界最大的報業集團。
“九一八事變”後，史量才痛感國土淪喪，內戰連結，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十分不滿，迸發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精神，思想日趨激進，政治態度更加鮮明，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轉折。《申報》在他的主持下，成為抗日進步力量的喉舌。
史量才和妻子沈秋水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樂部”，成員主要為愛國民族資本家及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他們經常聚會商討對付日本侵略的對策。為了調動各界的愛國熱情，史量才在王申俱樂部的基礎上發起組織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在成立大會上，史量才指日為誓，“但願生前不做亡國奴，死後不做亡國鬼”，呼籲國人“如果畏縮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財產，不如一起奮勇向前，抗戰救國”。
在與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鬥爭中，史量才和宋慶齡、楊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申報》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這些正義活動進行了全方位的跟蹤報導，擴大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社會影響。1932年至1933年間，史量才還創辦了幾項社會文化事業。其中有以俞頌華為主編的《申報月刊》，以李公朴為館長的“申報流動圖書館”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報業餘實習學校”和“申報婦女實習學校”。這些進步、帶有公益性質的文化事業對中國社會作出了貢獻，為抗日救亡工作培養了大批進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復發，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莊療養。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國民黨特務暗殺。
章太炎先生在為史量才寫的墓志銘中贊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紆。”“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氣自如。”
智斗袁世凱
意欲收買
申報袁世凱竊取大總統後，又做起了皇帝夢，緊鑼密鼓復辟帝制，組建籌安會作為推動帝制的機關，又唆使其親信黨羽雜湊成各界請願團，要求改變國體。袁世凱深知輿論的厲害，以威逼與利誘並舉，使報章為其恢復帝制宣傳鼓吹。慮及東南巨埠上海的報章舉足輕重，便調撥專款15萬大洋，派御用文人、《亞細亞報》總經理薛大可南下行賄報界。《申報》是其收買的首選對象，因該報是滬上資深大報，發行量達萬餘份，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總經理史量才更是報界的名人。
薛大可一到上海，即開始暗中活動。他有個趙姓朋友的兒子在《申報》當秘書，遂請趙秘書帶口信給史量才，大意謂：只要《申報》不發表反對帝制的議論，支持袁世凱做皇帝，可給予巨額津貼。
當時，史量才正遭受一場冤屈官司被罰大宗賠款，經濟上陷於困頓境地。薛大可以為史量才正缺錢用，正可封他的口，殊不料卻碰了一鼻子灰。
公開拒賄
史量才要秘書轉告薛大可：報章職責高於天，但以良心立論，不受津貼。不僅於此，他還起草了“申報館經理部主筆房同人啟”的《本館啟事》，向社會大眾公開了行賄者的陰謀，以及拒絕賄買的心志。
《本館啟事》刊登在《申報》1915年9月3日頭版頭條，所占位置與字型引人注目。啟事開門見山，一上來就點明了刊登這份啟事的原委是：“有人攜款15萬，來滬運動報界，主張變更國體者。”隨之表明向來不受賄買的操守：“按本館同人，自民國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後，以至今日，所有股東，除營業盈餘外，所有館中辦事人及主筆等，除薪水分紅外，從未受過他種機關或個人分文津貼及分文運動。”
針對這次賄買事，史量才嚴正聲明務必恪守的原則立場：“此次即有人來，亦必終守此志。再本報宗旨，以維持多數人當時切實之幸福為主，不事理論，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發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論，始終如一，雖少急激之談，亦無反覆之調。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值此外患無已之時，國亂稍定之日，共和政體之下，無端自擾。有共和一日，實難贊同一日。特此布聞。”
反對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下令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廢除民國紀元。史量才在上海報業同業組織——上海日報公會會議上主張，報紙刊頭不用洪憲紀年。果然，到了“洪憲元年”的1月1日，《申報》仍用民國紀元“中華民國五年”，滬上多家報紙跟著照此辦理。
日復一日，10天已過，《申報》刊頭還是民國紀年而不見“洪憲”字樣。袁世凱得悉後大為惱怒，敦促內務部電令滬海道尹公署查辦，內中有語云：本年改洪憲元年，今查上海各報仍有沿用民國五年者，應即知照各報館，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報紙條例嚴行取締，停止郵遞……
滬海道尹公署將內務部電文抄錄給上海日報公會，“希即傳知各報迅即更改”。1月11日，日報公會轉發給了《申報》館。史量才大智大勇，鑽了公文中“查照辦理沿用民國五年者”的空子，於1月12日的刊頭上，只去了“中華民國五年”，但並未調用“洪憲紀元”。並通過一則《啟事》，公布了內務部電令，公告“本館因此不再沿用。”
到了1月24日，史量才又接到了日報公會轉來的上海警察廳公函，大意謂：如不用洪憲紀元，即奉部飭停止郵遞，本廳管轄地內，如3日內猶不遵改，一律禁止發賣，並將報紙沒收。
巧妙抵制
為了報紙生存，繼續發揮萬民之喉舌的作用，史量才只得答應遵改，但還是玩起了“花招”。一是所加“洪憲紀年”四字的位置，在報紙名稱下的第4行即西曆日期、星期及舊曆年、月、日之後，而原來的民國紀年在報紙名稱下的第一行，十分醒目；二是原先的民國紀年字型相當於現在的小5號字，而“洪憲紀年”只相當於現在的8號字，小得如芝麻一般，連筆畫都分辨不清。對此，廣大讀者當然心知肚明。
相關事件
史量才1912年秋天，在社會急劇轉型之際，三十二歲的史量才得到張謇等實業家的支持，以十二萬元從蓆子佩手裡買下了已有四十年歷史的《申報》（當年9月23日訂約，10月20日正式移交），從此踏上辦報之路，開創了一生的事業。他畢業於杭州蠶桑學堂，在上海創辦了蠶桑女子學校，曾在《時報》做過兼職和專職編輯，接觸過近代報業。正是他將《申報》發揚光大，發展成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在百年報業史上放射出奪目的異彩。民國五年（1916年）還清了張謇等在《申報》中的股款，從而使《申報》擺脫了張謇等影響。自任總經理，開始對版面內容有所改變。《申報》以採訪國內外大事和社會新聞為主要內容，對時政不時發出批評，如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為了擴大銷路，史量才招羅了一些鴛鴦蝴蝶派的文人，為他主持副刊“自由談”，連載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說。在他的苦心經營下，《申報》銷路大增，史量才在報界的威望也不斷提高，1927年，他又收買了《新聞報》股權，成為上海報業大王。他憑藉在報界的實力，向其他產業發展，1921年，參加創辦中南銀行，還發起設立民生紗廠，幫助擴大五洲藥房，協助復興中華書局。他實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銅仁路）購買了豪宅，有花園假山，珍奇異玩，美奐美輪。
史量才與蔣介石合影他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對軍閥和蔣介石，不敢公然反對，又認為報紙是民眾的口舌，總要為人民說話，才站得住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更堅定了愛國、民主立場。他聘請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做《申報》的設計部長，請李公朴主持《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他一改“自由談”的面貌，聘請進步作家黎列文主持，專以發表新文藝作品，經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鋪子》等比較進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報月刊》創刊上刊載胡愈之的《動盪中之世界政治》等進步文章。他自恃《申報》的機構在上海租界裡，國民黨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國民黨政府有關重大政治經濟舉措上，常常旁敲側擊予以批評。在他同意下，《申報》還先後刊登魯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齋夫”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文章，並發表了幾篇《剿匪評論》，反對蔣介石圍攻紅軍。他以中南銀行名義，出席南京經濟會議時，拒絕認購巨額債券，在十九路軍上海抗日時期還捐出了巨款。這些舉動深為蔣介石不滿。
史量才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學發生了毆打兼職校長段錫朋事件，當時中大校長一職虛懸近半年，經費也業積欠達半年之久，因此當行政院簡派教育部次長段錫朋兼代校長後，早已不滿的學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長人選標準，向段當面質詢，段則揚言捉拿為首喊打的學生，由此引起學潮，《申報》據實報導了此事的前因後果，並發表了評論文章，認為教育日益敗壞，最大根源在官僚主義的侵入，並批評了國民黨政府諸多政治和軍事舉措。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在盛怒之下，羅列《申報》危害黨國的罪狀，向蔣介石舉報，1932年8月，上海警備司令部受蔣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國統區，一律禁止《申報》的郵遞，後經過史量才多方求助，蔣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申報》的編輯和發行，遭史量才拒絕。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頗為不滿，贊同宋慶齡的政治主張，在《申報》上全文刊載了宋的宣言；還發表社論，同情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他說：“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頂住了國民黨當局施加的種種壓力。
滬戰結束後，上海地方維持會改組為上海地方協會，仍被推為會長。支持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所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運動，反對國民黨當局不顧民族危亡而進行的“剿匪”內戰。為此，《申報》被蔣介石手令禁止郵遞達35天之久。國民黨當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上海臨時參議會會長等職，不為籠絡，虛與委蛇。
由於思想傾向進步，國民黨當局威逼利誘均無效，遂遭忌恨，直接導火索為其刊登國母文章後，蔣介石閱後批上6個紅字，申報禁止郵寄，於是長達35天的停刊，隨後，在與蔣的一次會面合照時，蔣威逼說：“我有100萬軍隊……”史卻說：“我有100萬讀者……”於是蔣遂下定了去除史的決心。
1933年底，宋慶齡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議蔣介石派人暗殺鄧演達，楊杏佛將它翻譯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設法發表，史量才雖然沒在《申報》上刊登，但通過關係，在某通訊社的稿件上發表了。凡此種種，迫使蔣介石下了暗殺史量才的決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與妻兒等人由杭州回滬，在行駛至海寧附近翁家埠達閘口時，遭國民黨特務槍擊，不幸去世，從此，報界再無人敢與國民黨抗爭。
遇難始末
沈醉回憶說：“不久，史量才果然攜眷去杭，戴笠又帶著趙理君等趕去布置。原來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莊附近伺機狙擊，又考慮到如將史暗殺在杭州市區，杭州省會警察局長便脫不了關係而將遭到各方面所責難，勢非破案不可。這個警察局，不但局長趙龍文是軍統特務，而且整個警察局都控制在軍統特務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煩，因此最後才決定選擇在離開杭州市區的地方去進行。”
根據情報，史量才將於1934年11月13日從杭州返回上海，得到訊息，趙理君帶著手下提前到沿線“踩點”。最終，動手的地點，選在了“滬杭公路所經的海寧縣屬第四區博愛鎮附近，離翁家埠約四華里的地方”。
沈醉說：“特務們事前準備了兩個臨時用的汽車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號，這是隨便仿製的（以後才知道是南京鹽業銀行的），另一個是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這輛汽車於十月底前後即由南京開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倉橋浙江警官學校的停車房內。行兇時先是用京字七十二號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試車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換上原來的號碼，於半夜駛回雞鵝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發，趕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麗娟以外，還有史的兒子史詠賡和史詠賡的同學鄧祖詢，加上司機黃錦才，一共6個人。
沈醉說：“這次兇手們所帶的手槍均為洞穿力很強的駁殼槍和強力式手槍，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險汽車。行刺那天，特務們很早便去守候。當史的汽車駛到了兇手們預定動手的地方時，發現有一汽車橫在馬路當中，偽裝損壞正在檢修。特務們見史的汽車開來，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車緩行，一面即拔出手槍向史的汽車輪胎射擊，同時由指定的兩個兇手射擊汽車司機和司機座旁的史詠賡的同學鄧祖詢。這是因為特務們誤認鄧為史的保鏢，怕他還擊，又怕司機以後供出認識的特務來，所以要先殺掉他以滅口。”
當時《申報》登出的《史總經理遇難始末記》記載：“三時零五分，車經海寧與杭縣交界處之翁家埠大閘口，遙見有一京字七十二號一九二九年式別克汽車一輛停於路旁，車旁復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態度殊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時，忽聞吹哨一聲，於是在車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槍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車迎面射擊，車夫黃錦才突見禍作，急俯身避彈，腳踏煞車，車劃然止，適止於暴徒站立處。時子彈紛飛，車夫已首先中彈，鄧君隨亦著彈。”(另有行動組副組長王克全、施芸之、許建業等六人，以及司機張秉午。計7人)
沈醉接著說：“當槍彈亂飛的時候，史量才和他的兒子史詠賡急忙跳出車來分頭逃跑。兇犯們誤認其子為父，因此有三個特務便尾追史詠賡，一連發射二十餘彈，均未命中，他從田野中飛奔逃脫。”
《史總經理遇難始末記》則說：“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挾夫人公子等，自車廂逃出，夫人踣地而傷，內侄女亦傷；其公子詠賡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飛奔，三匪在後追趕，開槍數十發，幸均未命中。”
沈醉繼續說：“史量才因身體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亂中逃進附近一所茅屋。兩個特務緊追過去時，史又從後門穿出，躲在房後面一個乾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揮的趙理君發現了。趙一面大叫‘在這裡’，一面連連向史開槍射擊，有一彈正擊中史的頭部，史當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邊補上一槍，登時血流如注。兇手見目的已達，立即集合爬上汽車飛奔而去。”
再看《史總經理遇難始末記》：“史先生則向鄉間奔避，二匪從後緊追。行半里許史先生逃入一沈姓農家，一匪追踵入內，另一匪則先繞至後門守候，及史先生衝出後門，遂被該匪在足部先擊一槍，時史先生猶忍痛行數步，至一個乾涸之小塘旁。痛極倒地，二匪即向其頭部連開二槍，一由口入腦，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說：“槍聲停止了約半小時後，史詠賡才從附近找來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點，並向航空學校借了一輛卡車將三具屍體運回杭州。”
歷史評價
史量才69年前的11月14日（1934年），當時全國最繁華城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申報》受到致命一擊——報社總經理史量才在滬杭公路上被攔道的國民黨軍統特務趙理君、慣匪李阿大等兇手槍殺，遇難時54歲。這一天，是中國新聞界的又一個黑色的紀念日。此前，1926年4月26日，《京報》社長邵飄萍在北京前門大街南端的天橋刑場遭北洋軍閥殺戮，僅40歲；同年8月6日，《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被軍閥槍殺在天橋刑場，年僅52歲。
本來，他們都可以躲過被槍殺的噩運，只要筆下留點情，不要太不顧及報紙的聲譽，甚至只要“褲腰帶松一松”，“送上來的金錢該收就收”，無論是《申報》，還是《京報》、《社會日報》，都會好好生活著，而且可以盡享榮華富貴。誰知，他們偏偏要做捍衛正義與監守良知的報人，偏偏不畏死，最後真的當了烈士。一個被殺了還不夠，還有兩個、三個勇敢者站了出來，以死報死。如果說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們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奉獻給上帝。這就是中國報人的骨氣和勇氣。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是敢於獻身的。1946年7月15日，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先生在雲南大學參加李公朴先生追悼大會時，發表最後一次演講，“你們殺死了一個李公朴，會有千萬個李公朴站起來。”“我們都會像李公僕先生那樣，跨出門去，就不準備再跨回來！民主是殺不完的！”
著名的民主鬥士李公朴先生，作為史量才的朋友，也是《申報》的積極加盟者。1932年，創辦於1872年的〈申報〉超過15萬份發行量，進入黃金時代。史量才明確宣告“無黨無偏、言論自由、為民喉舌”，堅持“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的方針，聘請著名進步人士黃炎培做申報設計部長，請李公朴主持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約請魯迅、巴金、茅盾為“自由談”文藝作品撰稿人。
捍衛言論自由，並不是用嘴巴隨便說說就可以捍衛的，而是靠吃豹子膽才能為的。著名報人徐鑄成在專著《報海舊聞》中寫道：蔣介石對《申報》不大聽話大為不滿，讓杜月笙隨史老闆來南京談話。蔣沉下臉來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對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句被認為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的話，也為他後來被槍殺埋下了伏筆。不為權力所嚇倒，不為金錢所打動，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報》的報格，史量才的獻身就是《申報》的永生。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本來，這是一句刺客的詩，今天用在被刺者身上，卻令人產生一種特別的“易水寒”感覺。古往今來的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儲安平們，無一不是心懷“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夙願，他們以行動證明，他們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言的“跨出門去，就不準備再跨回來”。男子漢，大丈夫，生命若無價值，活著不如死去。
遺憾的是，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創辦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申報》在出版77年之際，不幸於1949年5月27日停刊，一共出版25600號。此後，歷史上的史量才和《申報》幾乎被人淡忘了。今天，我在史量才先生遇難紀念日之際作一提醒，不是擔心歷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夠高大，而是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忘記史量才這個人。
更遺憾的是，史量才的沒有真的讓《申報》永生，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以附逆為名接管《申報》，從此史量才留下的《申報》完全被國民黨CC系控制。此後於1946年5月再強迫史量才之子出讓51%股份給政府，然後改組申報董事會，調整報社工作機構，並由政府委派杜月笙為《申報》董事長，已創辦74年的《申報》改變其民營性質，成為國民黨官方報紙。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申報》遂因系國民黨黨產而宣布停刊。至此這份由英國人創辦的中國新聞史上創辦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歷時78年，發行25600號後終於也成為歷史，結束了其坎坷的一生。唯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決定，委託上海書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並出版了全套《申報》，庶可現舊中國百年之風雨，並慰史量才先生拳拳之遺懷。
紀念
史量才故居
史量才故居史量才故居為一座一層的磚瓦房，牆上有2000年3月原江寧縣人民政府所立的一塊牌匾，上書“史量才故居”五字。故居內陳列有史量才的生平事跡及政界要人為史量才所題的字。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1880年生於湖熟鎮楊板橋村，原《申報》總經理，著名新聞事業家、社會活動家。史家世代務農，唯有他的父親出外在松江縣泗涇鎮經營藥店，他隨母留在家鄉。8歲喪母后隨伯父生活，15歲時才同父親在泗涇居住。史量才從小刻苦攻讀，1899年應童子試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蠶學館，畢業後任教。1904年他在上海創辦了蠶桑學堂，受到上海商學各界重視，1905年參加上海學界組織的憲政研究會，與黃炎培等發起並組織成立江蘇學務總會。1907年參加江浙兩省紳商拒借外資保護路權運動，被舉為江蘇鐵路公司董事。1912年被委任主持滬關清理處與松江鹽務處工作。
史量才1908年曾一度擔任《時報》主筆。1912年藉助他人的資金合作，購進我國出版最早的報紙之一《申報》，被推為總經理。從此，他抱著新聞救國的理想，以辦好《申報》，作為終生事業，悉心經營，銳意改革，使《申報》的社會影響日益擴大。他的聲望日益提高，財富也越來越多。1931年，史量才在與宋慶齡、楊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頻繁接觸中，愛國思想得到進一步提高。他經營的《申報》不僅大力宣傳抗日救國、反對妥協退讓，而且成為反對內戰，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要求實行民主的陣地。蔣介石政府為控制上海輿論陣地，曾拉攏史量才，給他以“上海臨時參議會議長”等榮名高位，但他堅持正義不為利用。最後，蔣介石指使戴笠派遣特務於1934年10月13日殺害了史量才。史量才生前關心家鄉建設，給家鄉人民很多支援。1907年他在南京發動全國務農聯合會，被推為總幹事。他還與江寧人士陶保晉等組織南湯山建業公司，集資購地造林，築路鑿泉。他成名後幾乎每年出資援助家鄉修圩、造橋、救災、辦學，為家鄉人民解難濟困。
史量才墓
史量才墓史量才墓，位於西湖區雙峰村積慶山馬婆嶺上。史量才（1880年－1934年），名家修，原籍江蘇江寧，生於淞江（今上海市）。清末曾任上海《時報》主筆。1913 年同張謇等購買《申報》產權，任總經理。“九·一八”事變後，抨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主張團結抗日，“一·二八”抗戰爆發後任地方維持會會長，積極支持十九路軍抗日，同時在《申報》上發表宋慶齡、魯迅、巴金、老舍等進步人士的文章，反對獨裁政治。1934年11月13日在浙江海寧翁家埠，被國民黨特務槍殺。墓建於1936年，坐北朝南，由花崗岩築成，占地面積200平方米。墓有三個平台依山勢而建。八角形墓室內放銅棺，墓上覆蓋石刻檐子，翼角起翹。墓碑“史量才之墓”五字，為章太炎手筆。
新聞傳播史
| 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歷史始於1866年，一名德國傳教士在廣州創辦了《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此後半個世紀裡，外商和傳教士在中國創辦了近300種報紙，最著名的為1872年在上海創辦的《申報》。“五四”運動爆發，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的進步報刊。新中國建立後，新聞事業開始新的歷程，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新聞事業大幅發展，媒體數量大量增加，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科學化的新聞宣傳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