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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下午16點，山西省運城市衛生局公布，運城市9縣區從7月13日發生首例蚊蟲叮咬引發流行性乙型腦炎疫情以來，截至當天感染人數已經增加到65人，其中死亡19人。發病主體為60～80歲的老人而非傳統的易感人群兒童，成為此次運城乙腦流行的一個新的特點。作為衛生部專家組成員的李興旺雖然從臨床醫學角度對此做出了分析，但他也承認，“如果要清楚地找出為什麼，需要流行病學專家進行長期監測和分析”。
記者◎李翊
兒童至上原則下的鄉村現實
8月18日晚19點，山西運城市傳染病醫院肝三科，68歲的楊學須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無知無覺。床頭柜上的監測儀器里，顯示心率的曲線平緩而艱難地跳動，病危通知單上記載著:發熱4天，意識障礙6天，乙型腦炎。在這家醫院裡，和他一樣病情危重的病人還有7例。
楊學須來自運城市萬榮縣東丁村，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平時跟兒子一家生活。現在在醫院照料他的是兒媳婦楊淮英，在楊淮英記憶中，公公“平時身體很好，天天在家乾農活，沒得過什麼病”。
8月6日，在縣城汽車站幫施工隊看倉庫的楊學須感覺不舒服，頭疼發燒，便到私人診所看病。醫生說是“感冒了”，給楊學須輸了兩瓶液。回到施工隊，楊學須的病情並沒有好轉，在大女兒要求下，他住到薛朝村女兒家，並在村裡的保健站按“感冒”治療了一天，仍然沒有退燒。
第二天早上，楊學須的女兒給楊淮英打電話，兩人把老人送到縣醫院。“當時病人手腳發顫，高燒，一輸液就退燒，一停溫度又上來了。我們就懷疑，是不是感染了乙型腦炎。”縣醫院的接診醫生說,“8號做了腰穿，拍了胸片，脊髓液化驗出是‘乙腦’，就按乙腦病例收治，同時做了網路直報。”
8日晚上，楊學須出現“抽風”、“昏迷”症狀。11日下午18點30分轉到運城市傳染病醫院。
9日，萬榮縣南薛朝村，在果園裡忙碌了一上午的馮繼興“不舒服”，去村保健站打針，5天過後，“燒退不下來，吃飯的時候端碗的手直抖，晚上開始說胡話”。第二天，兒子帶著1000元送父親到運城看病，同樣被確診為乙腦。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段，與萬榮相鄰的永濟縣開張鄉的葉文新出現了相同的症狀。葉文新的妻子師珍說:“7日晚上，他澆地回來，說不想吃飯，有點發燒。去村里保健站看，說是熱感冒。治了一天不見好，就到了縣醫院。第二天化驗單出來，說是‘乙腦’，馬上送到了運城。”
根據衛生部發布的數字，“從7月13日接到首例乙腦疫情報告以來，到8月15日，感染人數已經增加到65人，其中死亡19人”。運城市疾控中心主任周仁義說，這些病例發病時間集中在7月底到8月初，非常分散地集中在鄉村，全省13個縣10個縣都有疫情。即使是病例相對較多的臨猗縣，病人也是分散在12個鄉鎮，沒有一個村出現兩例病人。
發病年齡總體偏大，據專家介紹，按傳統說，人對乙腦病毒普遍易感，尤其是兒童、老人和從非疫區新進入疫區的人群。人群感染大多為隱性感染，病人本身不發病，但能獲得較持久的免疫力，所以，對10歲以上青少年和成年人來說，即便遭受帶病毒的蚊子叮咬，絕大部分人由於受到免疫力保護，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會發病。因此，乙腦患病對象多為2～10歲的兒童。但是此次運城乙腦病例統計資料顯示，30歲以上病人大概占總體病人的86%，而這其中60到80歲的人占的比例最大。
來自專業人士的解釋是，對易感人群，最有效的主動預防措施是給適齡兒童進行乙腦疫苗接種注射。作為一類疫苗的乙腦疫苗雖然納入國家計畫免疫管理範圍之內，對成年人採取的是自願原則，不提倡也不反對。在運城，成年人接種一針加強精純疫苗是28元，對以種植業為主的晉南農民來說，這不是個大數目，但也不是個小數字。
楊淮英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前年婆婆煤氣中毒去世後，她家一共5口人。大女兒20歲，現在浙江打工，二女兒今年16歲國中剛畢業，老三是個兒子，14歲，念初二，“成績很好，上了鄉國中的‘清華班’，將來要供他上高中念大學”。家裡種了兩畝蘋果樹，兩畝梨樹，6畝大蔥，剩的幾分地種了西紅柿。年頭好的時候，“年收入能有1萬元”。刨去每年花在農用物資上的2000多塊和日常生活開銷，有限收入全花在了孩子和丈夫身上。楊淮英的丈夫有糖尿病，需要不定期服藥，三個孩子要讀書，“大女兒上學時候一年也就1000元，到了二女兒和兒子讀書時，一年學雜費要3000元。前年二女兒得了骨瘴，帶到臨晉市專科醫院看病就花了2000元”。好在公公楊學須身體好，除了下地幹活，還去幫人看倉庫，一月能掙600元。
在楊淮英印象中，大人，包括老人從來都沒打過乙腦疫苗。“沒聽說過有這病，也沒聽說要打這疫苗。有點頭疼腦熱是常事，農村人都不上醫院，一進醫院就要花錢，在家挺一挺就過去了。”但她清晰地記得，兒子上國小時學校組織打過乙腦疫苗，曾經找她要過28塊錢。她當時的想法是:“沒錢也要給娃打！”由於不記得二女兒打過的疫苗里是否有乙腦疫苗，公公發病後，楊淮英又花28元為女兒應急接種了乙腦疫苗。
楊學須昏迷至今，家裡人已經3次向醫院提出要求出院，均被院方以“再觀察觀察”為由拒絕。楊淮英說:“我們也知道醫院是好心，可是在這多呆一天，就要多出1000多塊，開銷太大，幾年都掙不回來啊。娃上學還要用錢呢。”更多的病人家屬則在醫院下了病危通知單後，帶著病人回家。他們的說法是，“一把年紀了，好就好了，死了就死了”。
在死亡的19人中，80%是60～80歲的老人。“這和老人抵抗力差有關，也和人們的習俗觀念有關。”周仁義說，“兒童有一例死亡，是死在醫院裡，而大人一般都死在家裡。下病危通知單時候，醫生會告訴家屬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種是醫治無效死亡，另一種是救治成功，但會留有痴呆、癲癇、精神失常等後遺症。如果病人是兒童，家屬會堅持救治，而如果是老人，家屬往往就選擇放棄了。”
運城的蚊子地理
8月的山西運城，因乙腦流行被人們關注。而運城鄉村的蚊子則成為病毒學、流行病學專家關注的焦點。
根據已有的乙腦流行病學資料，流行性乙型腦炎，國際上亦稱為“日本腦炎”。主要流行於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一些國家，是夏秋季節常見病之一。乙腦在我國的流行表現有嚴格的季節性，絕大多數病例集中在7、8、9月份，華中地區流行高峰在7～8月份，華南提早一個月，華北推遲一個月。
然而，這次運城的乙腦流行在很多方面似乎超出了流行病學專家已有的知識範疇。
臨猗縣疾控中心主任孫川畢業於西安醫科大學，他說，運城歷史上就是乙腦的疫源地。臨猗縣疾控中心原來叫防疫站，自1952年建站至今，幾乎年年都有乙腦病例出現。據防疫站的老人說，上世紀70年代曾出現過一次較大的乙腦流行，僅臨猗縣就出現近200例病人。原因在於當時黃河發大水，大災後由於防疫不當出現乙腦流行。從1995年到200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以10萬為單位的發病率最低的年份在1999年，為0.73，最高年份在1998年，達到了5.56。但是，這次運城的乙腦流行比較特殊，“發病時間集中在7月底8月初，以大年齡組人為主，病例集中在農村”。
在解釋這次乙型腦炎流行的原因時，衛生部的專家組做出了初步分析，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長梁國棟說：“今年這么高的發病率可能有這么幾個原因：首先可能是今年雨水比較多，雨水多了蚊子就會多，這樣帶的病毒也會多，人被叮咬的機會多，所以發病率高。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最近幾年發病率低了，實際上蚊蟲帶毒率少了，人的免疫屏障少了。再說得通俗一點，人們被叮咬的機會少了，今年蚊子突然多了，被叮咬的機會多了，得病的人也就多一些。”
與此相對應的背景資料是，今年6、7月份，運城持續出現了37℃～40℃以上的高溫天氣，其間又連續出現了幾場罕見的大暴雨，致使臨猗、永濟、芮城等縣沿黃河一帶村莊陷入濕熱狀態。
但是，從全國範圍看，雨水多，蚊子多的地區並不只有運城，雖然4月份以來廣東、浙江也出現了乙腦病例，但數量很少，遠不像山西在半個月內出現65例。因此，專家組的這個回答並不能完全解除人們的疑問。
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治中心主任、衛生部專家組成員李興旺則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乙腦流行具有周期性特點，從衛生部上周的疫情通報來看，今年乙腦進入了發病高峰期。同時，乙腦還有地域性特點，由於蚊子是中間傳播媒介，因此，在中國像青海、西藏這些氣溫不高的地區沒有乙腦。山西運城從地形上看屬於盆地，又處在黃河沿岸，夏季溫度高，雨水多，常年有乙腦發生。傳播乙腦病毒的蚊子是三帶喙庫蚊，在中國、日本等東南亞國家比較常見，而在美國則沒有乙腦。在兒童期接種疫苗是防治乙腦的最有效辦法。他以北京為例，作為較早在新生兒童中接種乙腦疫苗的城市，北京近年來罕有乙腦病例出現。今年北京報了2例，均在地壇醫院收治。一個是兒童，沒有注射過疫苗。另一個是77歲的老年人。”
“現在針對乙腦的預防，提出切斷傳播途徑——防蚊，滅蚊，我覺得這並非一個好辦法。豬是乙腦的主要傳染源，在運城，幾乎每個村都有養豬的，人與豬比鄰而居，衛生環境不好，蚊子很容易將豬身上的病毒通過叮咬人傳到人身上。如果能將豬集中在遠離人群的地方圈養，同時像預防禽流感那樣給豬打疫苗，效果或許更好。像日本，以前是乙腦的高發區，自從採取類似措施以來，全國每年只有幾例乙腦病例。”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李興旺從臨床醫學角度對運城出現如此多的大年齡組乙腦病例做了一個解釋：“運城的兒童普遍接種了乙腦疫苗，不會發病。老年人相對於成年人免疫功能低，同時有一些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帶病毒的蚊子同時叮咬成年人和老年人，老年人得病的幾率更高。”
疾控中心病毒所的專家來到運城後花費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就是捉蚊子。“他們在有疫情的村，沒疫情的村選了幾個點，一到晚上就去捉蚊子，每個點至少要捉1000隻蚊子，然後放在液氮中凍乾，再帶回實驗室研究。”周仁義說。
相較於媒體和政府的關注，運城人並沒有太把這次乙腦流行當回事。8月13日，為了防止疫情擴散，運城市政府對全市市民進行免費應急接種，市疾控中心出現了“頂著烈日排長隊”的景象，用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話形容是“隊伍都排到大街上，人聲鼎沸”。“到了第二天，改為兒童免費，成人每人次28元，人就沒那么多了。”
周仁義認為，根據流行病學原理，短時間內在小範圍出現100人以上的病例，才能稱為“疫情爆發”。運城的乙腦疫情並不像外界想像得那么嚴重。周仁義說:“‘非典’之後，傳染病實行網路直報，在加強監測的同時也容易出現誇大。基層醫療機構檢測手段有限，對傳染病的判斷都是通過臨床診斷，依賴於經驗，只要懷疑就往上報，往往出現誤報、錯報。乙腦的確診需要抽取病人的腦脊液做實驗室化驗，這在縣級醫院是可以做的。但是運城因為水質的原因，得氟水病的人很多，一些50歲以上的老人腰椎因此變形，穿刺針打不進去。這樣就只能採取另一個辦法，採血樣做血清學檢測，由於分析程式多，縣級醫院做不了，必須送到市級疾控中心完成。在臨猗縣，除了已經死亡病例無法做檢測，衛生廳專家採樣後就排除了5例。”也正因此，很難判斷誰是第一例病人。雖然統計資料上顯示第一例乙腦病人來自稷城，但周仁義說，經過調查回訪，第一例病人應為來自芮城的農民。
對於疫情發生後出現“全城應急接種乙腦疫苗”的狀況，有專家指出，乙腦疫苗最佳接種時間在3～5月，不提倡在7～9月病情高發期應急接種，“從理論上講，乙腦疫苗接種後要一個月才能產生效果，現在是8月下旬，這個時間上接種沒有太大意義。而且，乙腦疫苗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接種對象為15歲以下的青少年兒童，給高齡人接種在國際上還沒有先例。媒體的推波助瀾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乙腦疫苗的生產商，他們成為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一方”。-
參考資料:
http://news.sina.com.cn/c/2006-08-24/11461081668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