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劉靖裔(1880~1932)中國詩人,原名金慶棪,後改姓劉,名靖裔,字大白,別號白屋。浙江紹興人,與魯迅先生是同鄉好友,現代著名詩人,文學史家。曾東渡日本,南下印尼,接受先進思想。先後在省立諸暨中學、浙江第一師範、上海復旦大學執教數十餘年。1919年他應經亨頤之聘在浙一師與陳望道、夏丏尊、李次九一起改革國語教育,被稱為“四大金剛”。後任教育部秘書、常務次長,中央政治會議秘書等職。二十年代,他曾蒞校考察並講學。
五四運動前就開始寫白話詩,是新詩的倡導者之一。他的詩以描寫民眾疾苦之作影響最大。他的新詩還顯示了由舊詩蛻化而來的特點,感情濃烈,語言明快有力,通俗易懂,並以觸及重大的社會課題和鮮明的鄉土色彩,在五四時期的詩壇上別具一格。1924年任復旦大學、上海大學教授。同年出版新詩集《舊夢》。1926年出版第二部新詩集《郵吻》。1928年棄教從政,任浙江省教育廳秘書、浙江大學秘書長,次年去南京任教育部常任次長。出版的著作還有《舊詩新話》、《白屋說詩》、《白屋文話》、《中國文學史 》及舊體詩集《白屋遺詩》等。1929年還將《舊夢》重編為《再造》、《丁寧》、《賣布謠》、《秋之淚》4集出版。
編輯本段生平簡介
1880年10月2日,劉大白出生在一個山明水秀的桃源之鄉,這就是浙江省會稽縣(現紹興)平水村。劉大白青少年時姓金,原名金慶,字伯貞,號清齋。 劉大白
1895年,劉大白第一次離開了家鄉,赴杭州考科舉,得過優貢生,還曾膺拔貢於入京謁選,正在這時恰逢其病亡,才沒成功。劉大白成年後,曾任紹興師範學堂和山會國小教員,於1910年2月結束了故鄉看雲聽水的生活和學堂教書生涯,去北京謀職。劉大白在京謀職未成,決定乘船離京,從海道南歸。回到紹興後,和清末老同盟會會員,光復會會員王世裕合編《紹興公報》,並且與好友任瘦紅在該報共事一年多。1913年,劉大白東渡亡命日本,在日本東京期間,劉大白加入“同盟會”,1915年公開發表反對賣國的二十一條條約的文章,受到日本警視廳的監視,又不得不離開東京,轉赴南洋,先後受到過新加坡、蘇門答臘等地,在那些地方應當地華僑學校的聘請,教授國文,為時有一年多。 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凱稱帝失敗而身亡,劉大白才得以能從南洋回國,定居在杭州皮市巷三號,在《杭州報》任職謀生。1920年6月,劉大白從杭州回紹興之後,他往返於杭州、蕭山、紹興等地,先後在崇文、安定、春暉等中學任教。在1921年至1922年這兩年中,劉大白寫了許多新詩和隨感,發表在《民國日報·覺悟》上,新詩署名劉大白,隨感暑名漢胄或靖裔。劉大白的新詩中有不少是涉及底層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的。1924年,劉大白加入以柳亞子為首的新南社,同年,他加入文學研究會上海分會。1924年3月,劉大白的第一部詩集《舊夢》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共收五百九十七首詩,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陳望道,周作人為詩集作序,這是劉大白在1919年—1922年新詩創作全盛時期的作品,在劉大白的新詩集中,基本上有三種類型的詩,一種是抒情詩,還有一種是說理詩,再有是具有平民思想的詩。 1924年2月底,劉大白由杭抵滬,經邵力子的推薦,受聘於上海復旦大學任大學部文科教授,住江灣校舍,後又受聘上海大學,教中國文學。劉大白在復旦大學和上海大學任教後,開始將較多的精力放在學術研究上,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劉大白為興辦教育事業,與朱少卿一起加入國民黨。劉大白在復旦大學任教期間與徐蔚南、陳望道等教員負責編輯《黎明》周刊。劉大白在該刊上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性文章,運用了“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的春秋筆法,切中弊,在校內和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26年12月,劉大白另一本新詩集《郵吻》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列入“黎明社叢書”之一,該書共收作者1923年5月至1926年5月三年中寫的一百首詩。1928年1月,辭去復旦大學的職務,隨即趕杭州任國立浙江大學秘書長之職。1929年8月15日,新任教育部長蔣夢麟請劉大白任教育部常任次長。
劉大白不但是位創作甚豐的詩人,他在文學的評論方面也有超乎一般見解之上的深刻警辟的思想,著有《白屋文話》、《舊詩新話》、《白屋說詩》等談詩論文的集子。從劉大白以上三本文學論著來看,他對文學遺產的認識是較全面,評價得頗公允的,他對古人留下的遺產,既不一筆抹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由於劉大白有這個基礎,所以無論是他的舊體詩和新詩,都極少用粉飾之字,鏤金錯采,敷衍成章,很能顯示這位詩人精深博大的功力。由於前階段的潛心研究,在1929年劉大白出版了多種著作,12月,他編寫的《五十世紀中國曆年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一部很重要的工具書。同年12月15日辭去了教育部政務次長的職務。1931年開始,劉大白閉門進行寫作。1932年2月13日,劉大白靜靜地躺在錢塘路九號里的床上,與世長逝,享年五十三歲。
編輯本段著作書目
《舊夢》(詩集)1924,商務 《郵吻》(詩集)1926,開明 《舊詩新話》(詩論)1928,開明 《白屋說詩》(詩論)1929,上海大江書鋪;1958,作家 《白屋文話》(雜文)1929,世界 《再造》(詩集)1929,開明 《丁寧》(詩集)1929,開明 《賣布謠》(詩集)1929,開明 《秋之淚》(詩集)1930,開明 《白屋書信徐蔚南編》1932,上海大夏書局 《中國文學史》1933,上海大江書鋪 《文字學概論》1933,上海大江書鋪 《故事的罈子》(散文)1934,上海黎明書局 《白屋遺詩》(舊詩)1935,開明 《中詩外形律評說》(理論)1943,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魯迅郭沫若劉大白郁達夫四大家詩詞鈔》1950,上海秀州出版社 《劉大白詩選》(詩集)1958,人文 《劉大白精選集》1970,台北宏業書局 《劉大白文集》1977,台北大漢出版社 《劉大白選集》1981,香港文學研究社 《劉大白詩集》1983,書目文獻 《五十世紀中國曆年代編》1929,商務
編輯本段代表詩作
郵吻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只是緩緩地,輕輕地,很仔細地挑開了紫色的信唇;我知道這信唇裡面,藏著她秘密的一吻。從她底很鄭重的摺疊里,我把那粉紅色的信箋,很鄭重地展開了。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一字字一行行,一行行一字字地很鄭重地讀了。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我不是愛那幅精緻的花紋,只是緩緩地,輕輕地,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我知道這郵花背後,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秋江的晚上歸巢的鳥兒, 儘管是倦了, 還馱著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秋夜湖心獨坐 被秋光喚起, 孤舟獨出, 向湖心亭上憑欄坐。 到三更,無數遊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時此際, 密密相思, 此意更無人窺破;── 除是疏星幾點, 殘燈幾閃, 流螢幾顆。 驀地一聲蕭, 挾露沖煙, 當頭飛墮。 打動心湖, 從湖心裡, 陡起一絲風,一翦波。 彷佛耳邊低叫,道「深深心事, 要瞞人也瞞不過。 不信呵, 看明明如月, 照見你心中有她一個。」 1921
心上的寫真從低吟里,短歌離了她底兩唇,飛行到我底耳際。但耳際不曾休止, 畢竟顫動了我底心弦。 從瞥見里, 微笑辭了她底雙唇, 飛行到我底眼底。 但眼底不曾停留, 畢竟閃動了我底心鏡。 心弦上短歌之聲底寫真, 常常從掩耳時復奏了; 心境上微笑之影底寫真, 常常從合眼時重現了。 1922 是誰把心裡相思, 種成紅豆? 待我來碾豆成塵, 看還有相思沒有? 是誰把空中明月, 捻得如鉤? 待我來摶鉤作鏡, 看永久團圓能否?
編輯本段舊詩新話
劉大白的第一部詩集《舊夢》,印刷裝訂粗糙,錯誤百出。全書從左往右橫排,四十開狹長本,500頁訂成厚厚的一冊,封面灰色,劉大白很不滿意。1929年9月,劉大白把《舊夢》完全打散,“剔除了些,添補了些,移動了些,訂正了些”,重新斟酌組合,“把撕碎了的《舊夢》,做成現在的——《丁寧》、《再造》、《秋之淚》、《賣布謠》”4本詩集。上海開明書店分別於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出版了這4本新詩集。 1930年前後,劉大白出版了多種學術著作:1928年5月,《舊詩新話》作為黎明社叢書之一種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1929年7月,《白屋說詩》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1929年8月,《白屋文話》由上海世界書局初版;1929年12月,《五十世紀中國年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成稿於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字學概論》、《中詩外形律詳說》等也在其逝世後印行於世。 《舊詩新話》共有六十篇詩話,前四十五篇作於1926年以前,可以說是為文學革命“吶喊”的文字。作者要“從古墓中掘出抒情詩來”,以歷史中的白話詩為由頭,倡白話、反綱常。其文不僅有學問、有見識、有性情、有才華,而且也透露著“五四”的熱情、凌厲與歡快。而後面十幾篇,則是關於自家詩歌的詩話。 《舊詩新話》中有一篇《雙紅豆》記述了他與江蘇農民運動領袖周剛直的友誼。1924年元旦,周剛直贈送給劉大白一雙紅豆,過了幾天又說:“此物是我故鄉鄉間所產。老樹一株,死而復甦;現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時不結子,有時結子僅十餘粒或百餘粒不等,如將此豆作種別栽,又苦不易活;即活,也不容易長成;望它結子,更不知等幾何年。所以此物頗不易得,實是珍品。”劉大白細觀此物,顏色微紫,形狀頗類心房,感嘆古人以它為相思的象徵,大約不是無故。劉大白睹物懷人,倍受相思之苦,作了三首紅豆詞。詞前面還有一個小序:一九二四年元旦,江陰周剛直君贈我一雙紅豆,說:“此物是我故鄉鄉間所產”。 1929年10月《舊詩新話》再版時,又增加了五篇,其中的《淚如紅豆紅》是劉大白在得知故友周剛直慘遭殺害後所作:“書一通,葉一叢,慰我相思尺素中,看花約我同。約成空,恨無窮,死別吞聲淚泗重,淚如紅豆紅。”並在序中說周剛直“因為提倡農民合作的緣故,被賞以赤化的罪名,慘遭殺死了!我知道,周君底心是赤的,周君底血是赤的,周君贈我的紅豆,也可以算是赤的:除此以外,甚么是赤的呢?……然而江蘇省議員勒令他赤,江陰縣知事勒令他赤,五省聯軍總司令勒令他赤,他又怎能不赤呢?於是三刀斬下,赤血橫飛,而周君便真的赤化了”。《淚如紅豆紅》表達了詩人相約成空、此恨無窮的悲痛心情,詞中的情感熱烈,似乎能聽到詩人的聲聲泣訴。 西安書友文泉清寄我一部台灣的《舊詩新話》,中華民國七十年(1981年)三月莊嚴出版社三版。系該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刊”之五,封底印有出版《古典新刊》的宗旨:“創行《古典新刊》的目的,在於以淺近生動的白話,透過現代學術研究的眼光,重新闡述中國古典作品,包括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使國人能夠了解先民偉大的心血結晶,浸泳於浩瀚的書海中,獲得中國人特有的人生智慧與才情氣概,從而享受到讀書的性靈樂趣。” 該書由蔣夢麟作序。蔣夢麟是劉大白的老同事,也是老朋友,他們相識於1917年,當時劉大白任浙江省議會秘書,1928年,蔣夢麟任職浙江教育當局,他找到了當時在復旦大學任教的劉大白,想讓劉大白任自己的秘書,他對劉大白說:“大白,有人不敢請教你,有人不配請教你,我也敢,也配。你來不來?”劉大白說:“來。”就做了蔣的秘書,後來蔣夢麟升任教育部長,劉大白也被任為次長。 蔣夢麟的序作於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說明台灣版的《舊詩新話》初版於1957年。該書有詩話六十篇,刪掉了那篇《淚如紅豆紅》,因周剛直是國民黨當局殺害的,所以台灣的出版物不可能收錄這種揭自己瘡疤的文章。雖同樣是六十篇,但也不是完全按初版本照排的,因為初版本是1928年5月出版而台灣的《舊詩新話》中有1928年9月的文章,台灣版的《舊詩新話》是從劉大白的作品集《白屋詩話》、《舊詩新話》和《白屋說詩》三本集子中選編的。 劉大白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作為清朝的舉人,他的舊學功底深厚,可他反對傳統文化的情緒尤為激烈,他與胡適等人不遺餘力地提倡白話寫作,並致力於新白話詩的創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編輯本段文學地位
《賣布謠》最早發表於1920年6月6日的《星期評論》上。這看似淺顯實則涵義深刻的短詩,立即為廣大讀者所喜歡,並由剛從美國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先生譜成歌曲傳唱。趙元任先生的音樂創作很講究字、腔、聲、韻的運用,一向以鏇律優美流暢、吐字準確著稱,像徐志摩的詩《海韻》、劉半農的詩《教我如何不想他》,都是由他譜成曲後久唱不衰;這首《賣布謠》也把當時農村織布人的淒楚表現得極為哀怨。 劉大白生於1880年,是我國新詩運動的重要倡導者之一,他早年留學日本時參加了同盟會,1912年在他的家鄉紹興主辦過《禹域新聞》,用詩文反對袁世凱的竊國稱帝。反袁運動失敗,他被迫流亡南洋,1919年“五四”運動,他又站在新文化運動的前列,《賣布謠》等就是他倡導用新詩反帝反封建的代表作。 當時,寫新詩的人不少,但處於剛開始階段,詩篇都多少帶有一些洋味或舊詩詞痕跡,劉大白詩的風格卻是平易清新,容易入口,這是與他早年中過舉人,中國文學功底深厚,又在國外居留多年,廣泛接觸了歐美文化,思路開闊有關。 1924年3月,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新詩集《舊夢》,收集了包括《賣布謠》在內的新詩597首。短短的5年中,他寫得這樣多,真是詩情噴涌;周作人、陳望道都為他這本詩集寫了序,周作人一向很讚佩他的古典詩文的功力,序言中曾表示:“劉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卻不儘量的利用,也是可惜。”也可見他在寫新詩時,力求大眾化、通俗化所作的努力。他的詩有對蘇聯十月革命的歌頌,也有對人生的難以捉摸的感嘆,如他的《淚痕之群》組詩第37:“明明鏡在花前/為什麼花又在鏡里?/明明水在月下,/為什麼月在水裡?/明明人在夢中,/為什麼我又在人底夢裡?”。 再如《淚痕之群》第46是這樣表達了個人對世事無能為力的感嘆:“窗間的蜂兒,/何嘗不認識光明?——/但要從玻璃上求出路,/未免太不量力吧!” 但他又勉勵自己要盡力向前,如《淚痕之群》第48:“不妨的,/無路可走,/走就是了!/築成的砌成的是路,/踏成的也是路呵!”第65則更昂揚:“築就了牢獄,/把思想監禁了,/但是她一瞬間就越獄而突飛了。/掘好了墳冢,/把思想埋葬了,/但是她一瞬間就破冢而再生了。”第132雖然又嘆道:“我在黑暗的世界裡,/只有這一盞孤燈;/如果被吹滅了,/待怎樣呢?”這看來又是處於猶豫傍徨中,但在第133中又振作了:“過去的防禦線,/只是保護過去的;/未來的,/該重新築起呵!” 在那大變革時代,詩人的複雜心情都通過詩表現出來了。他的詩作被文學史學家認為“比較鮮明地體現了‘五四’時代思潮”,這一評價很準確。 1924年以後,他先後擔任復旦大學文學系教授、上海大學文學系主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政務次長。忙於教書和公務,寫文學講義,與民間和底層隔離了,詩也寫得少了,也不可能再寫出《賣布謠》那樣深刻傾訴人民苦難的詩作了。 但有的人認為“劉大白稍後的詩作(如《郵吻集》)思想日趨孤寂頹廢。”卻是對他過於苛求。他的《郵購集》中的詩多數寫於1923年至1926年的教學之餘,風格不一,有《賣花女》這樣含義深刻的詩,也有如一幅畫圖的《秋晚的江上》:“歸巢的鳥兒,/儘管倦了,/還馱著斜陽回去。/雙翅一翻,/把斜陽掉在江上;/頭白的蘆葦,/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但也有《西風》這樣豪壯之情的詩句:“西風,/你只能在人間放浪嗎?/假如我做了你,/就天上的銀河,/也吹起它壯闊的波瀾來。”雖然不如幾年前《賣布謠》那樣傾訴民間疾苦,但他忙於教務,仍能有這樣的詩情,還是不容易。 劉大白去世後的第三年(1935年),上海良友印刷公司編印了趙家璧先生主編、全書10卷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其中的新詩卷是約請朱自清先生負責編選,“大系”入選的59家詩人,劉大白的詩有11首,與馮至所選數相同,比第一個寫中國新詩的胡適多兩首,比戴望舒多4首,遜於郭沫若(收25首)、徐志摩(收26首)、冰心(收18首)、聞一多(收29首)等詩人。 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中的“現代詩歌”欄目中,由於劉大白在新詩人當中年歲最長,成就也大,把他列為26名的榜首。他是當之無愧的。 劉大白另一件不亞於新詩寫作,卻一直被人忽略了的文學成就,是他的《中國文學史》。這部在他去世後的第二年(1933年)才出版的文學史,是他沒有完成的一部巨著,500餘頁的篇幅只寫了引論,上古至商,周至秦,兩漢,三國至隋,唐6章(還有計畫中的五代至元、明至清沒有寫)。他的國學功底深厚,又不受當時政治傾向影響,談各種文學樣式的起源、發展、藝術上的優劣,都特有見地,也是中國文學史中較早出現的一部,對後來的寫文學史者啟示很多。 他博學,論及某一時代的文學時,既能以多個作家的作品為例來表達那一時代的風格,還能引用古今學者對這些作品的評價來說明得失,或從時代與社會的原因來剖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作品。特別是他對中國文學中,成就最大,出現最早的詩歌,以及被稱為“詩的花海“的唐代詩歌,更是從政治原因、宗教原因、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等幾個方面,闡述了為什麼詩歌會這樣發達,而其他文學樣式又相對處於滯後狀態,更是說得詳細具體,使人讀來清楚明了。都表現了他對中國文學的造詣深厚。只可惜他1932年僅52歲時就病故了,不然他這部文學史會更完整、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