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生平
劉浩天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3歲入私塾讀書。1927年底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少共先鋒隊組織。1928年到本區一家鐵匠鋪當學徒,白天跟著鐵匠拉風箱,晚上參加少共先鋒隊秘密活動。同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本鄉團支部書記兼少共先鋒隊隊長、少共區委組織部長、少共寧都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31年12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6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任紅軍補充師政治部科長。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1935年起任紅一軍團教導營排長、連長,10月隨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陝北。1936年6月起任紅軍大學俱樂部主任,10月起任慶陽步兵學校營政治指導員。
抗日戰爭時期
1942年起,先後任八路軍第115師教導第2旅政治部副主任,膠東軍區教導第2團政治委員、北海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北海地委書記。堅持膠東地區的抗日戰爭,壯大和發展了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任山東軍區警備第5旅政治委員。1947年1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25師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政治部主任,7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副政治委員,10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政治委員。1949年2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7軍政治委員。率部參加萊蕪、孟良崮、濰縣、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在渡江戰役發起前,參與組織渡江偵察大隊潛入長江南岸偵察,為渡江戰役總前委、第三野戰軍和該軍制定渡江登入作戰方案和炮兵確立摧毀國民黨軍江防重點目標,提供了重要情報保障。解放上海時,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組織部隊露宿街頭,一律不到市民家中休息,曾傳為佳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27軍政治委員。
抗美援朝
1950年11月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第27軍政治委員。率部參加第二、第五次戰役。其中在第二次戰役東線戰場長津湖地區,指揮部隊創志願軍一次戰役成建制地殲滅美軍一個加強團的範例。
1951年12月受中央軍委之命,負責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總高”設在南京紫金山孝陵衛,是中央軍委直屬的全軍步兵幹部最高培訓機構。籌建之初,校長、政委均未到職,籌建工作的千頭萬緒都擺在劉浩天面前。1952年10月至1956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政治部主任,1956年4月至1957年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9月至1958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政治委員;1954年5月至1958年底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監察委員會書記,黨委第一副書記、書記。1959年2月至1960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副政治委員兼院政治部主任、黨委常委(1959年3月起)。1960年3月至1962年7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黨委常委、第二書記(1960年5月起)。
1962年7月至1969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東海艦隊政治委員、艦隊黨委第二書記。1969年2月至1975年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艦隊黨委第二書記。參與培育了聞名全軍的先進典型“海空雄鷹團”、“海上猛虎艇”。
劉浩天是中共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榮譽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逝世
1984年1月9日在上海逝世。
人物紀事
綜述
1955年9月27日,在毛澤東主席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授銜大典上被授予中將軍銜,他就是16歲投身革命,在半個多世紀血與火的錘鍊中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政治工作者和高級指揮員的劉浩天。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紅五月為“擴大紅軍衝鋒月”,整個蘇區開展轟轟烈烈的“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運動。在“擴紅”運動中,少共寧都縣委開展了“紅五月突擊隊”活動。劉浩天率一支突擊隊深入安福區,召開民眾會、青年會,挨家挨戶做宣傳,動員青年參軍上前線。同時,組織青少年為紅軍家屬送柴、送米、挑水、掃地、做好事,盡力解除應徵青年的後顧之憂。於是,青年們紛紛報名應徵,安福鄉的“擴紅”工作受到縣裡表揚。“擴紅衝鋒月”結束時,劉浩天率領一支少隊連共150名集體參加紅軍。
傳授紅軍政治工作經驗
劉浩天兼任抗大六大隊政治教員時,按照學校編寫的油印教材《部隊政治工作》認真備課,在露天課堂認真為學員進行講解;聯繫部隊實際,向學員們系統講述部隊政治工作方法,傳授紅軍政治工作經驗。每講完一課,他都要及時組織學員分小組討論,匯集各小組討論意見後,他又不厭其煩地對學員提出的問題一一進行解答釋疑,直到學員們學懂弄通為止。課堂上他嚴格施教,下課後認真輔導,與學員們朝夕相處,對學員關懷備至。
1941年冬,侵華日軍在沂蒙山區實行“鐵壁合圍”大“掃蕩”。當時,隊伍駐紮在崇山峻岭,生活條件極度困難,吃高粱時,連石磨也找不到,只好連殼帶仁一起吃。有時連一顆糧食也籌不到,只得忍飢挨餓。抗大分校有的學員情緒低落、思想波動。劉浩天帶領政治部人員深入各支隊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他與二團政委研究對策時說:“現在正是發揮政治工作作用的時候,紅軍反‘圍剿’,有些部隊連現在這樣的裝備也沒有,長征比現在還艱難都奮鬥出來了。現在要鼓士氣,士氣是戰勝困難、克敵制勝的主要條件,士氣不能垮。”劉浩天與全校各級幹部展開針對性的思想教育,發揮政治工作的強大威力,鞏固提高部隊戰鬥力,不久全校學員按預定計畫擺脫了敵人圍困,取得反“鐵壁合圍”鬥爭的勝利。
展開積極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劉浩天展開積極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鬥爭越艱苦,戰鬥越緊張頻繁,他對政治思想工作抓的越緊。根據不同形勢與任務,他及時在全軍組織形勢與任務教育,啟發乾部戰士的政治覺悟,教育幹部戰士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堅定政治信念和戰鬥意志;每次戰鬥結束後,他都及時組織總結經驗教訓,整頓部隊思想作風,開展“立功創模”運動,鼓舞部隊鬥志,激勵全軍指戰員的愛國主義熱情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發揚不怕苦,不怕死,連續作戰和敢打打仗、打硬仗的英雄氣概;他領導部隊開展新式整軍運動,採取措施加強黨支部工作,要求各級幹部發揚民主,尊重黨員戰士的權利;他關心戰士生活,愛護傷病員,耐心教育、幫助後進,糾正軍閥主義傾向,在全軍樹立遵乾愛兵思想,因而改善了官兵關係,增強了團結,提高了部隊戰鬥力。
健全黨委制
1947年,正是解放戰爭處於最艱苦的時期,中共中央重申,在軍隊中要堅持和健全黨委制,反對個人獨斷專行和分散主義兩種傾向。劉浩天堅決執行黨中央指示,在部隊健全黨委制,組織各級領導學習中央指示,研究適應部隊特點和戰鬥環境的落實措施,使各級黨委既發揮集體領導作用,同時充分發揮部隊首長分工負責的作用,又使黨委工作不包攬行政事務,從而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全軍得以全面貫徹執行。他非常重視連隊支部建設,重視黨內的教育,親自給領導幹部上黨課,重視黨內民主,經常深入基層,參加基層支部大會,聽取黨員意見,召集連隊黨支部書記座談黨支部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的政治思想工作紮實有力,連隊黨支部都成為堅強有力的戰鬥集體,全軍指戰員英雄頑強,用熱血和生命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解放戰爭時期,全局湧現出像“濟南第一團”那樣能攻善守、屢建戰功的英雄集體72個,戰鬥英模293名。
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
1951年12月,劉浩天受中央軍委之命,負責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總高”設在南京紫金山孝陵衛,是中央軍委直屬的全軍步兵幹部最高培訓機構。籌建之初,校長、政委均未到職,籌建工作的千頭萬緒都擺在劉浩天面前。他毅然挑起白手起家建“總高”的重擔,首先抓了機構設定,幹部選配、師資力量培養、幹部家屬安排等工作。開初,部分選調來校的幹部不安心工作,他因人而異進行說服引導,並多次與南京地方政府聯繫妥善安置幹部家屬,解決幹部的後顧之憂,穩定了幹部隊伍。他乾工作無論巨細,事必躬親,凡起草檔案和講話報告都自己動筆,反覆修改,力求符合中央和上級精神。他每天埋頭苦幹十五六個鐘頭,吃住在學校,沒有節假日。過度的勞累使他患上嚴重失眠症。妻子勸他注意身體,他說:“我文化低,只有多花費些時間才能把工作做好。”經過短短6個月的籌備,總高級步兵學校於1952年秋季正式開學。
1957年,劉浩天升任校政治委員,主持全校的黨政工作。總高級步兵學校自成立至1958年的近7年間,培訓中、高級軍事指揮幹部5000餘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造就了大批人才。
1963年5月1日下午2時左右,周恩來總理得知“躍進”號遠洋貨輪遇難的訊息,臉色頓時嚴峻起來。“躍進”號是我國第一艘自行設計製造的萬噸遠洋貨輪。4月30日,“躍進”號裝載玉米、礦產品等13000多噸貨物,從青島港外錨地起航,首航日本,開闢中日航線,不幸中途遇難沉沒。事發後,外電迅速予以報導。有的說是中魚雷而沉沒,有的說是被某國的潛水艇擊中,還有說是碰上了中日戰爭時布的魚雷。
周總理聞訊後,多次打電話給海軍,命令“立即派軍艦去營救”。周總理的命令很快傳到海軍東海艦隊,一個調查“躍進”號的編隊成立了,只等周總理一聲令下,便立即出航。
5月12日,周總理親自到上海布置、檢查、動員。劉浩天當時是東海艦隊政委,他看到日理萬機的周總理親自過問“躍進”號沉船事件,深深感到調查的重要性,馬上向周總理表示:“我們親自去!”調查作業的編隊由10艘艦船組成。出海擔任編隊領導的有海軍中將陶勇、劉浩天和少將張學思、傅繼澤和李長如。有這么多的高級首長率領出海執行任務是從來沒有過的。
5月18日,編隊從吳淞起航,第二天在大霧中到達作業區。當時,作業區水深50米,海浪洶湧,船體劇烈搖晃。他們沉著指揮,命令航海人員先用磁性水托鑑別,後又命令汽艇組成編隊,到目標上方和周圍進行拖掃,然後又進行多次潛水作業。到6月1日為止,根據掌握的大量證據,確認“躍進”號不是受魚雷攻擊而沉沒,而是觸礁遇難。劉浩天等圓滿完成調查任務。
周總理對編隊的工作很滿意,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總參聯合發了嘉獎令,羅瑞卿總長奉命專程前往上海迎接劉浩天等所率編隊勝利返航。
全國解放後,他身居高位,卻始終保持“補鍋匠”艱苦奮鬥的本色。
評價
錯誤定性陶勇之死,留下遺憾
文革時劉浩天是 東海艦隊政委, 陶勇是司令員。陶勇將軍在文革時是反革命集團奪海軍軍權的一大障礙。
抗美援朝時的27軍軍長彭德清,文革時是交通部長,被斗,到 東海艦隊躲避,陶勇說,你就在我這兒,哪都別去。劉浩天告訴造反派,彭德清藏於陶勇處。
陶勇死於1967年1月21日,午飯後陶勇還散步到招待所,問所長菜地種什麼菜,豬圈裡養什麼豬?又請理髮員來理髮,說明天外出開會。
下午兩點半,有人發現陶勇落入一口寬不及人肩、深不及人頭的水井。事發不到兩小時,醫生還在搶救陶勇時,劉浩天在辦公室迫不及待的宣布:“陶勇一貫爭強好勝,才走上這條絕路,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並審定“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電報,發往北京。不到四小時,李作鵬以海軍黨委名義對陶勇作出“自殺”、“叛徒”的結論。陶勇夫人朱嵐因丈夫“自殺”“叛徒”的定性被迫害致死,陶勇將軍的七個子女流落街頭,後被許世友、尤太忠、肖永銀收留。
1977年夏,中央軍委為陶勇平反昭雪。
此事令劉浩天后悔不迭,晚年他曾對陶勇的兒子哭著說:“我對不起陶勇,對不起朱嵐,對不起你們!”
善於聯繫民眾,與民眾打成一片
他善於聯繫民眾,與民眾打成一片。每有集體勞動,他都要親自參加。1960年春季,他帶頭回響毛澤東“下連當兵”的號召,到舟山要塞岸炮連當兵。年近50歲的劉浩天整天與十八九歲的青年戰士一道出操練摸爬滾打,每次訓練都一絲不苟。訓練下來他又主動當起豬倌,操起鐮刀上山割豬草。一有空,還幫助農民插秧耕田,老鄉們都誇他沒有架子,平易近人,乾農活是行家裡手。1969年東海艦隊駐地遷至浙江東錢湖。部隊燒飯、泡茶均用湖水。湖水水質差,一杯茶只能喝一半,有一半是米湯一樣的泥沙雜質。許多幹部戰士飲用這種水後消化不良,嚴重影響部隊戰鬥力。針對這一情況劉浩天對後勤部人員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飲水問題一定要解決好。”他與後勤人員一道穿草鞋,手拄木棍翻山越嶺尋找水源,經常披星戴月返回駐地。經過三四天的奔波,終於在離艦隊司令部7.5公里的大山腳下找到了優質水源。
公而忘私,經常帶病工作
他公而忘私,經常帶病工作。1960年下連當兵時由於出汗過多,患了全身濕疹。結束蹲點返回軍事學院後,他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毫不顧及奇癢難忍的皮膚病,一直拖到1975年離休後才醫治已成頑疾的濕疹。1963年春的一天,他突然感到腹漲疼痛難忍,經檢查需住院治療。他卻說:“工作實在忙,走不開。”經一再勸說,才應允利用休息時間去治病。以後腹痛症狀多次復發,結果醫生從他膽囊中取出4塊結石。
嚴於律己,生活儉樸
他嚴於律己,生活儉樸。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因缺乏營養,他的小孩患了浮腫病,組織上派人送來200斤糧票,2丈布票,說是照顧首長的。劉浩天當即拒絕說:“組織上應把照顧的重點放在機關的參謀幹事身上,我們有困難可以自己克服。”1956年,他的母親在家鄉病逝,因忙於公務,他未能回家奔喪。他在給家中親友寫信時再三囑咐:“老人的喪事一定要簡辦。”親屬們按他的吩咐,將鄉親送的錢物一一送回,簡簡單單辦完了喪事。
對子女言傳身教,處處嚴格要求
劉浩天對子女言傳身教,處處嚴格要求。他不僅時時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影響孩子們,還經常教育子女不要有優越感,要“夾著尾巴做人”。他的小車是真正的公車,從不讓家屬子女使用,家裡辦私事、小孩上學等一律步行或騎腳踏車。每逢5月27日上海解放紀念日,他都要對孩子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語重心長地說:“你們現在條件好了,不要忘了紅軍爬雪山、過草地,解放軍戰上海冒雨睡馬路的艱苦奮鬥精神,更不能忘了為全國解放而英勇犧牲的先烈們!”孩子們,一個個穿著樸素,勤奮好學,踏實工作,自強自立,從不以高幹子弟自居,身受學校、單位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