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列維-史特勞斯是他的姓，他與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並稱為結構功能主義之父，曾被和梅洛-龐蒂和布爾迪厄聯繫到一起。
1908年11月28日，出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父親是旅居比利時的法國猶太畫家，後來隨家定居巴黎，在巴黎讀完中學與大學，直至獲取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和大學教授職位。
1909年，全家回遷巴黎。高中在巴黎名校昂松-德-薩意高中（Lycee Janson-de-Sailly）學習。
1924-25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在16、17歲時在家族比利時舊友、社會主義者指點下深入閱讀了馬克思著作，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後來擔任過社會主義者學生聯盟的總書記。1920年代後期，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父母在瓦萊豪克附近購買了一座別墅。這是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少年遠足以及後來還是研習地質學的地方。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號稱迷上了三位情人：地質學的地層構造、馬克思的社會構造、弗洛伊德的潛意識構造。
1926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18歲時參加了進入“高師”的預科班，但最終沒有申請高師（高等師範學院最早的那所成立於共和三年，後來發展出5所）
1927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進入巴黎法學院，並同時在索邦大學兼修哲學課程。他的導師里包括Leon Brunschvicg（布倫什維格研究斯賓諾薩）, Georges Dumas, Jean Laporte, Leon Robin, Louis Brehier（當時著名的科學理性主義學說代表）, Celestin Bougle（研究印度種姓制度的專家）。後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碩士論文《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命題》的導師就是Bougle。1927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拿到了法律學位證書。
1928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20歲時獲得哲學學士學位證書。同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遇到薩特密友之一的保羅·尼贊（Paul Nizan）。此人娶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表妹，正是通過保羅·尼贊（Paul Nizan），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第一次知道了人類學調查是怎么回事情。
1930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批判涂爾幹“犯了一個錯誤，把屬於偶然性範疇的社會拔高到普遍性的範疇。馬克思把社會重新放入歷史當中去考察，而且闡明，並非社會解釋了其餘一切，而是其餘一切解釋了社會”。
1931年獲得了哲學教師資格。同一批通過考試的人里還包括Ferdinand Alquie（日後法國著名的笛卡爾專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著名的哲學家和女權主義者）。
1932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服兵役。迎娶第一個妻子Dina Dreyfus。第一次在法國西南的Mont-de-Marsan高中教書，曾參選該大區的社會主義者選舉，但出了一次小車禍。
1933年前往法國東北的Laon任教。厭惡了高中教育，閱讀了Lowie的《原始社會》，看到了新的方向。
1934年秋天，之前的老師、當時成了高師主任的Bougle打電話給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推薦他去申請巴西聖保羅大學社會學的教職席位。這所巴西的大學，正是精神學家George Dumas所領導的法國援外項目。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曾是Dumas 的學生，也獲得了這個機會。
1935年2月從馬賽出發途經巴塞隆納、卡迪茲、阿爾及利亞、卡桑布蘭卡、達喀爾前往巴西。途中寫下了著名的《日落》。本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是準備寫小說的，日後成了《憂鬱的熱帶》的素材。他在巴西聖保羅大學的教程一直持續到1938年，在那裡，他教授自己對於孔德和涂爾幹的理解，引來同仁們的排擠。最終，是在Pierre Monbeig和Fernand Braudel的力挺下，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保住了職位。這也是日後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跟布羅代爾、他的人種學和年鑑學派之間關係微妙的開始。在這期間，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和妻子利用假期開始為巴黎人類博物館和聖保羅市政府到巴西腹地去採風，收集土著物件。這次採風，他開始了研究Caduveo和Bororo印第安人。《憂鬱的熱帶》主要記述的就是這一段的田野調查活動。是在實踐中，克勞斯自學了人類學調查。
1936年冬天返回巴黎，法國人類博物館展示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帶回的展品。這一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有關博洛洛人的文章發表，引起人種學家Metraux和Lowie的關注。這才是日後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進入美國人類學圈子的開門磚。
1937年在巴黎，準備回巴西採風。展覽收到效果，人類博物館和科學研究院都準備贊助。
1938年返回巴西。在Cuiba，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組織了一個團隊（15頭騾子、30頭牛、15個車夫）。科考團成員包括Dina Dreyfus, 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里約熱內盧博物館的Luis de Castro Fara，醫生Jean Vellard。途中見到Tupi-Kawahib，進入Machado村莊。
1939年年初返回法國，展出收藏，和第一任妻子分手。法國已經捲入戰爭（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3日英法對德宣戰，1940年6月14日法國投降），他被調入電訊部，並接受過培訓，成了一名聯絡官。
1940年在德軍進攻下，隨軍撤到波爾多地區，靠近西班牙邊境。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在Cevennes 見到逃難的父母。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想去Montpellier的國家教育部那裡去擔任哲學教授。同年，閱讀到上一年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臨終前發表的《中國古代之婚姻範疇》一書，開始對於親緣關係產生興趣。
1940年9月，曾去過vichy 的國家教育部去謀職，去核准之前已經獲得的巴黎亨利四世中學的教職，被告知因為是猶太后裔的關係，不能送他回巴黎。後在美國友人Lowie， Ascoli，Metraux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下，逃亡美國。
1941年2月從馬賽出發，同行者里包括了Anna Seghers, Victor Serge, Andre Breton。這也是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與法國藝術圈裡的超現實主義產生瓜葛和恩怨的契機。在紐約時，住在格林威治村11街上，與控制學學者商農（Claude Shannon）同樓，並用英語寫作，發表了《Nambikwara人的家庭和社會生活》。通過布列東，結識了杜尚、max ernst等流亡藝術家。其中，ernst一直是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好友。而ernst的畫作就是collage.這一年，他再次遇到Metraux, 回見了lowie和Kroeber（克虜伯最後也是死在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懷抱），見到了已經退休30年的Boas （Boas 最終是在一次酒會上死在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懷抱的），見到了Rivert, Benedict, Linton。
1942年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授人種學的課。同年，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介紹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認識了著名的俄羅斯裔語言學家Roman Jakobson，這對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日後的學科轉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雅各布森在學院的授課後來結集成為《關於聲音和意義的6講》。雅各布森也出席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課，特別是有關親緣關係，這些研究成為了1948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博士論文。
1943年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開始了人種學文獻閱讀，並開始撰寫博士論文《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
1944年在紐約的Bernard college 任教，被法國文化關係處召回法國。
1945年再與同學梅洛·龐蒂，討論薩特存在主義。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認為以主體為中心的形上學哲學已經死亡。文化參贊的身份返回美國華盛頓法國大使館。常駐紐約。與Rose-Marie Ullmo結婚，育有一子Laurent 。此間，接待了大量法國名人，比如波伏娃、卡繆等人。
1947年返回法國。
1948年短暫擔任科學研究國家中心的主任一職，以及法國人類博物館助理館長一職。並在索邦，完成了博士論文的答辯。這一年，在Koyre的家裡遇到拉康。同年，列維-史特勞斯返回法國，以《南比克瓦拉印地安人的家庭與社會生活》與《親屬制度的基本結構》兩篇論文獲索邦大學授予博士學位。其中，後一篇論文次年一經出版即引起廣泛的關注，其中提出親屬制度的基礎並不是拉德克里夫－布朗所認為的那樣是世系的傳承，而是由於婚姻所產生的聯盟，這一點得到波伏娃的高度讚譽，認為列維－史特勞斯準確地指出了非西方社會中女性的地位。
1949年《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出版。該書既確立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學術地位，也受到知識界的普遍歡迎。西蒙妮波伏娃在《現代時間》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評論，巴特耶也發表了評論。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40年後說，這本書野心勃勃。同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被邀去申請法蘭學公學院職位（常被譯成法蘭西學院，其實早了法蘭西學院105年），但是沒有成功。
195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往印度和巴基斯坦出訪；再次落選法蘭西公學院職位。但是在杜梅澤爾（Georges Dumezil）的支持下，開始在“人文研究實踐學院”第5系講授“無文字民族比較宗教學”。成為主任。
1952年發表《種族與歷史》，該文受到某些人的強烈批判。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在《現代》雜誌山做出反駁。
1953年當選社會科學國際協會的總秘書長。哈佛人類學家Kluckholn委派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 到巴黎邀請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加入哈佛。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婉拒。
1954年，再次結婚，第3任妻子是Monique Roman，育有一子Matthieu。
1955年，發表《憂鬱的熱帶》。這本4個月一口氣寫成的書，即刻成為書市中的暢銷書，受到普遍好評。法國最著名的文學獎Academie Goncourt的評審們甚至遺憾此書不是小說，否則應該授予它最高文學獎。幾乎著名作家像Blanchot，Eliade, Orlan,Aron，等都盛讚此書。但是人類博物館的rivet 與他交惡。同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發表了《神話的結構研究》一文。
1958年，《結構人類學》出版。
1959年，進入法蘭西公學院，當選社會人類學主席。這個席位以前一直是社會學。他的當選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老友梅洛·龐蒂的活動。此時，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加入到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語言學家邦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神話宗教學家杜梅澤爾（Georges Dumezil）的行列。
1960年，在法蘭西公學院發表就職演說。開創了社會人類學實驗室。
1961年，創刊了堪比英國《人類》、美國《美國人類學家》雜誌的《人類：人類學的法國之路》雜誌。同年，Charbonnier的《對話列維史特勞斯》出版。這是1959年的對話錄音檔案。
1962年，出版《圖騰制度》與《野性的思維》。這兩部著作在法國和其它國家，在人類學和哲學領域裡，引起一場重要討論。
1964年，出版了《神話邏輯學》系列第一卷《生食與熟食》。
1966年，在芝加哥獲得人類學Viking 基金會頒發的金獎。
1967年，出版《神話邏輯學》系列第二卷《從蜂蜜到菸灰》
1968年，出版《餐桌禮儀的起源》。同年，從科學研究中心獲得金獎。
1969－70年，專注於神話研究。
1971年，出版《神話邏輯學》最後一卷，《裸人》；發表《種族與文化》
1973年，65歲當選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法蘭西學會下有負責法語的學術院、文學院、科學院、藝術院、負責道德政治的人文院）。出訪加拿大bc省。
1975年，發表《面具之道》。在渥太華演講。
1976年，發表對於Alain Peyefitte當選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歡迎辭。在電台做了Massey 講座系列，出訪日本。
1978年，發表《神話與意義》。
1979年，《面具之道》新版。出訪墨西哥，再訪日本。
1981年，出訪南韓。
1982年，74歲時退休。不再在法蘭西公學院教課，但仍擔任社會人類學實驗室的成員。
1983年，出版《遙遠的目光》文集（1971－1983）；第三次出訪日本。
1984年，出訪以色列；在美國加州各大院校巡講；出版《人類學演講集》。
1985年，出版《妒忌的制陶女》，作為《神話邏輯學》的補充。
1986年，第四次出訪日本。
1988年，第五次出訪日本。發表《告東京人民書》。在80歲生日的時候，出版由Didier Erbon訪談完成的《由近及遠》。
1987年，完成有關日本的論文《日本民俗學中的三個意象》。
1989年，巴黎人類博物館再度做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美洲回顧展。出版《象徵和替代物》。
1991年，出版了《猞猁的故事》，再次探討北美神話。
1993年，出版了《看、聽、寫》。
1995年，出版了《懷念巴西》。
2009年10月30日，以100歲高齡辭世 ，其價值得到廣大認同。 對於列維-史特勞斯的辭世，法國各界反應強烈，被法國總統薩科齊稱讚為“不知疲倦的人文主義者，不斷尋求新知識的學者，擺脫了狹隘與死板教條的人。”，被法國前總統席哈克稱讚“一生致力於理解和解釋不同的文化——他們的力量、差異、偉大和脆弱——的思想者。”
列維·史特勞斯被埋葬於巴黎東南部科多爾地區的Lignerolles村。列維·史特勞斯在中國學術界影響深遠，中文版譯著深受中國讀者的喜愛。為表達對列維·史特勞斯的悼念，國內一些讀書網站刊文表示紀念，詳細介紹列維·史特勞斯的生平。
家庭成員
父親Raymond Levi-Strauss是位專畫古典派肖像畫畫家，日後對於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繪畫以及對立體派的討論承擔了啟蒙和對話者的角色。
母親Emma Levy。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複姓里的levi－是爺爺的姓氏，strauss來自祖母家族的猶太姓氏。父親始用levi-strauss，日後，猶太血統導致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被迫逃亡紐約躲避納粹迫害。
個人作品
1952年：《種族與歷史》
1955年：《憂鬱的熱帶》
1958年：《結構人類學（第一卷）》
1962年：《圖騰制度》《野性的思維》《原始人的心智》
1964—1971年：《神話學》，包括《生與熟》（1964）、《從蜂蜜到菸灰》（1967）、《餐桌禮儀的起源》（1968）、《祼人》（1971）
1973年：《結構人類學（第二卷）》
1975年：《面具之道》
1983年：《遙遠的目光》
1984年：《人類學講演集》
1985年：《嫉妒的制陶女》
1988年：《遠近的回想》
1989年：《象徵及其複製》
1991年：《猞猁的故事》
1993年：《看、聽、讀》
代表著作簡介
《憂鬱的熱帶》
記載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在卡都衛歐、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幾個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遠的思考歷程與生活體驗。本書最早出版於1955年，是一部對促進人類自我了解具有罕見貢獻的人類學、文學、人類思想傑作。
《野性的思維》
作者在本書的論證中除人類學外，還涉及到了語言學、邏輯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歷史學、哲學等各個方面的問題，如事物的命名與分類方式，結構與事件的關係，自然與文化的關係，個體名稱與一般名稱關係，藝術的形式與內容，歷史概念的辨析等等。論述的方式也別具一格，其中哲學的、科學的、藝術的、文學的語言往往交相併用。此外，儘管我們會在本書文句中不時遇到借自控制論、資訊理論、邏輯代數、結構語言學等學科中的術語，但它絕不是一本具有自然科學風格的人類學著作，而是一本具有哲學意趣的理論人類學專著。
《結構人類學》
是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的代表作之一，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同時，這又是作者在不同時期發表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的彙編，每章都可獨立成篇。本書只選譯了其中與文藝關係較密切的三編：《宗教與巫術編》、《藝術編》和《神話與儀式編》。《巫術與宗教編》研究的不是巫術宗教與文藝的關係，而是巫術的結構，它發揮功能的機制和效應，還有宗教神話的結構，非常著名的俄狄浦斯神話分析就緣於此。在《藝術編》中，列維-史特勞斯力圖解釋在時間、地理上相距遙遠的四種原始藝術之間的相似。《神話與儀式編》則給出了神話的共性。
《圖騰制度》
本書是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作品中最具人類學特點的著作，其主題是通過對圖騰制度的考察來討論人類的思維活動類型，作者認為，通過圖騰制度，動物物種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區分系統或曰符號系統，動物的區分系列成為社會區分系列的圖示。 甘奈普誤解了博厄斯的論題，博厄斯想說的是，在社會的層面上，體系的形態是圖騰制度的必要條件。這也是圖騰制度為何把愛斯基摩人排除在外的原因，因為愛斯基摩人的社會組織是非體系化的，圖騰制度必須以單系繼嗣為前提，因為單單這一點就是結構性的。這樣的體系必須得求助於動物和植物的名稱，它是採用不同稱謂方法的一個特殊情形，無論有何種類型的指稱，其性質始終是一樣的。
《神話學》
一共分為四卷本。第一本是《神話學：生食和熟食》，在本書中，斯特勞 斯試圖以生的與煮熟的、新鮮的與腐敗的、濕的與乾的等對立的烹飪及感官特質建立一套嚴謹的邏輯架構。“生/熟”這個對立組是一再出現的主題：前者屬於自然的範疇，後者屬於文化的範疇。這兩個範疇的差異及變換以火的發現為指涉的焦點。第二本是《神話學：從蜂蜜到菸灰》，史特勞斯通過對新的神話，包括第一卷里已提到過的神話繼續作結構分析，並運用“新的觀點”，顯示神話思維能超越第一卷表明的經驗層面，進到抽象概念的層面，即他所說的從“性質的邏輯”進到“形式的邏輯”，所運用的範疇則從可感覺性質的範疇——“生和熟、新鮮和腐爛、乾和濕”——進到形式的範疇——“虛空和充實、容器和內容、內和外、包含和排除”。第三本是《神話學：餐桌禮儀的起源》：分析有關禮儀的神話，探究印第安人表達時間之連續性及不連續性的方式.。李維斯陀在此聲稱：一個文化用以表達思考的各種體系或代碼具有邏輯的一致性。第四本是《神話學：裸人》作者在創造性地堅持在神話研究中把邏輯數學工具運用於結構分析之餘，還把西方文明的“科學知識”放到文化史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考量。他表明，一方面，神話的“深層邏輯”包括著產生各民族社會自己的“原本話語”的規則，而這正是“科學知識”的“絕對優越性”所系，也正是神話邏輯結構分析及其方法的根據所在，任何“文化相對主義”在此都無置喙之地。
《遙遠的目光》
《遙遠的目光》是列維-史特勞斯文集系列之一，1983年出版，列維-史特勞斯認為這本書可以被定名為《結構人類學》（3），因為避免被人誤以為是舊調重彈，所以定為此名。《遙遠的目光》的目的既不在闡釋個別的神話故事，也不在探索某一族群之神話體系與文化背景的關係。這部神話研究以一則博羅羅（Bororo）印第安人的神話為起點。列維·史特勞斯先記錄下他所選的這則「關鍵神話」（Keymyth）的整個內容，並描述它的民族志背景。他指出這則神話里某些無法用歷史及社會事實加以解釋的因素，由此轉向神話內在結構的檢視。到了這部書的結尾，列維·史特勞斯終於把采自南北美洲各地的八百多則神話納入一個複雜的結構變換體系之內。在每一則神話之內，他斷定了各個節段之間所具有變換關係；在不同神話之間，他則找出它們在結構上的種種對應關係。（《遙遠的目光》，[法]列維-史特勞斯著，邢克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人物故事
與薩特辯論
自《憂鬱的熱帶》和《結構人類學》等著作出版後，列維·史特勞斯與薩特展開了激烈辯論。薩特不同意列維·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思想，特別不能接受他有關“共時性”、“中斷性”的反歷史主義思想觀點，更不同意列維-史特勞斯有關人類思想始終維持同一穩定結構的看法。
薩特在他所主辦的《現代》雜誌中發表一系列批評列維·史特勞斯結構主義的文章，而列維·史特勞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駁薩特的觀點。這是法國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具重大歷史意義的理論爭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