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簡歷
冷夏2003年起一直擔任香港調查研究中心研究員。1998年至2002出任澳門政策研究所所長，兼《澳門政策研究》雜誌總編輯。1993年至1997年為自由撰稿人，為《東方日報》《信報》等報章雜誌撰寫專欄或時評，並研究香港的華商史。1986至1992年任職電子媒體，從事新聞采編、節目監製工作。二、近年主要學術活動
1、從事廉政問題的研究和演講
冷夏自2011年起，應北京大學、中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多所中國內地高等院校、黨政機關的邀請，就廉政建設等相關問題巡迴演講。冷夏認為中國的貪污腐敗問題嚴重，反腐肅貪的形勢也嚴峻，但同時又對中國反腐肅貪、廉政建設的形勢和前景充滿信心，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較慢、較穩健，不會影響廉政建設和法制建設的有力推進，中國的廉政建設會在未來邁出積極的、堅實的步伐。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相對保守與廉政建設方面的積極進取，將會成為未來一種很有中國特色的特殊的社會形態，這也是中國反腐肅貪、廉政建設可能出現的前景。”冷夏2012年3月25日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學術講座，以《從曾蔭權事件比較香港與內地的制度建設》為題，從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最近涉及的收受利益事件，以及近日行政長官候選人涉及的負面新聞入手，深入剖析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制度建設之異同。在這個基礎上，講座重點談兩個問題：一，中國的廉政建設面臨怎樣的複雜性和艱巨性，龐大的利益集團如何形成，對中國社會造成多大的影響；二，中國的廉政建設如何才能取得突破，中國未來的廉政建設要取得突破必須得解決什麼問題，推動廉政建設的過程中如何協調好執政黨的地位、國家政治制度、民主改革、法制建設、道德等的關係。
在講座快將結束的時候，冷夏特彆強調，領導人的決心、魄力對成功推動廉政建設至關重要。他說，“在中國，不管是廉政建設，還是任何制度建設，必須由執政黨以及執政黨的領導人去主導、去推動，唯有這樣，中國的下一步的制度建設才能由上而下的順利推行，並且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在目前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勢力，沒有任何社會力量能取代共產黨在這方面的作用。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領導人的誠意、意志、決心和行動是推動中國廉政建設乃至整個制度建設得以成功的最關鍵、最重要因素。”
另據《南方都市報》 2011年05月26日題為《廣東可先試點市縣設獨立反貪機構》的報導，冷夏在中山大學作主題為《香港的廉政建設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講時建議，廣東在廉政建設上可以借鑑香港廉署經驗，考慮選擇一個市或縣設立獨立的反貪機構。冷夏認為內地的反貪系統有多個渠道，反貪機構政出多門，重疊加叉，有利有弊，弊大於利，所以他建議中國內地可借鑑香港的做法，重組現有的反貪機構，整合成一個獨立的反貪部門。冷夏在報告中提出具體的構想：在中國政府部門中撤銷監察部及預防貪污局，設立獨立的反貪部門。這個反貪部門只對行政體系中的總理、省長、市長、縣長負責，這就與香港的廉政公署比較像，紀委依舊保留，但是只負責黨內的紀律監督，這樣就把黨和政的反貪部門分開，責任明確。冷夏認為，廣東一直都是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下一輪的廉政建設和法制建設也應該可以由廣東先行一步，去年佛山市的一些紀檢、檢察幹部曾經寫過公開信，建議在佛山市區設立相對獨立的反貪部門，重整現有的反貪機構，這說明廣東省內要求廉政建設有所突破的社會基礎已經具備。
關於中國的廉政建設，冷夏的主要觀點還有：
基於中國特殊的國情、政體，包括廉政建設在內的中國任何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要確保中共的執政地位不受影響和威脅，就可以大膽啟動和進行，並最終取得成功。冷夏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與廉政建設的關係非常密切，兩者互為影響、互為作用。這些年來，中國廉政建設的成效不是很顯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還沒有真正處理好政治體制改革與廉政建設之間的關係。只要這個關係處理好了，中國的廉政建設一定能柳暗花明，走出困局。”
“法治” 是廉政建設成功與否的必要條件。冷夏認為，“如果無法可依、執法不嚴，如果沒有真正的法治基礎和法制建設，沒有真正的法治環境，那么，任何所謂的廉政建設都只不過是空中樓閣，任何所謂的廉政建設也只不過就是人治社會的一種外表的裝飾，都不可能有實際的效果。”
法治比道德更重要。冷夏說，“講道德沒有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需要道德，但道德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每個人心中都可能有一本自己的道德經。只有建立一個有法可依、執法必嚴的法制社會，全國上下共同守法，才能在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貪污腐敗問題。所以，與其讓我們每個人的身上流淌著道德的血，還不如讓我們每個人的每一寸肌膚都充滿著法律的細胞，讓我們每個人的每一口呼吸都充滿著法律的氣息。全國上上下下共同遵守、維護、捍衛莊嚴的、神聖的、不可侵犯的法律法規，這才是我們這個民族、國家和社會最大的公共道德。”
法制建設比民主更重要和更迫切。冷夏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國家，“民主” 未必不是好的東西，但“法治” 肯定是好東西。對目前的中國而言，法制建設可能比民主更重要和更迫切。冷夏解釋，民主和法制似乎是一對不可分割的雙胞胎，但理論放在一個這么特殊的中國，可能是行不通的。理論歸理論，現實歸現實，任何改革都應該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務實地進行，不能照搬別人的理論和經驗，正如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跟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所走的道路就明顯不一樣，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從事香港事務的研究
冷夏近年來主持了包括23條（國家安全法）立法、未來政制發展、特區政府管治、政黨發展、香港與美國關係等多項有關香港政治、經濟、民生問題的課題研究，撰寫了多份研究報告公開發布，或供決策層作決策參考。另外，香港近十年來發生的政經大事，冷夏一直密切關注，並作理性、客觀、獨立的評析，不少觀點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
早在2003年香港23條立法工作受阻時，冷夏就公開發表評論，指「一旦23條立法失敗，必將嚴重損害基本法的尊嚴，嚴重損害了『一國』與『兩制』的和諧統一關係，令內地與香港、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不能建立起『互信』，而這種『互信』建立不起來，香港的政制發展、未來前途就必然長期地深受影響。」
2007年3月，冷夏公開發表《第三屆特首選舉對香港各政治力量的影響》一文，分析這次特首選舉催生「在野黨」的出現，鞏固了泛民陣營的凝聚，強化了親北京陣營與行政長官的密切合作，對自由黨造成一些衝擊和影響，並且有預見性指出，「香港第三屆特首選舉對香港的政黨及香港的政治生態產生較大的影響，也令將來香港特首選舉的競爭性和激烈程度不可逆轉，更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和衝擊香港未來的選舉制度和政制發展。」
2009年1月，冷夏提交給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關於2009-2010年度財政預算案的一些建議》，提出多項振興及鞏固香港經濟的對策建議，得到積極的回應。
2009年9月，冷夏發表文章《中央應爭取2012年香港政改的主動權》，建議中央應該充分掌握在香港政改檢討方面的主導權，引導香港未來政制健康、穩健發展，並提出多項具體建議。
2010年1月，冷夏又致函香港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提出香港政制未來發展的多項意見，得到積極的回應。
2010底，香港特區政府宣布2012年前不算啟動23條立法工作後，冷夏透過多個途徑，在多種場合公開建議：針對香港的政治現實，又考慮到香港未來的政局發展，中央政府應該以開放的思維處理香港23條立法的問題，比如可以考慮修改基本法，將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交由全國人大制定，變成全國性的法律，然後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執行。
其中於2009年初公開發布的《論香港立法會議員專職化》研究報告，是香港第一部專門、全面、深入研究香港立法會議員專職化的著作，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梁愛詩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該書寫序及予以推薦。 該研究報告後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全球發行。
《論香港立法會議員專職化》報告從立法會權力的增大、選舉方法的改變、議員工作量的增加、避免利益衝突、吸引人才投身議會工作、政黨政治的發展，以及市民對議員工作質素的要求增加等方面，全面深入分析議員專職化的必要性問題，最終得出一個結論：議員專職化或高度專職化勢將成為未來香港政治的必然選擇。不過，報告強調要實行議員專職化，必須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和政治現實出發，並結合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步伐，先易後難，按部就班，有秩序逐步推進。根據這個原則，報告提出了實行議員專職化的短期方案和中長期方案 。
3、研究澳門過回歸事務及政府管治問題
1998至2002年，冷夏主持智庫澳門政策研究所期間，曾協助何厚鏵競選行政長官及施政，也就澳門過渡期事務、社會發展、政府管治、中央對澳政策、美國與澳門關係、台灣與澳門關係等問題進行研究，向有關決策層提供對策建議和諮詢意見，並在澳門、北京等地組織和主持了多次有關澳門問題的研討會、座談會。其中一次是1998年下半年，由冷夏主持的澳門政策研究所發起，聯合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巨觀經濟研究院、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清華大學21世紀發展研究院，共同組成「澳門特別行政區中長期綜合發展策略規劃建議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於1998年9月，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會議由冷夏主持。之後，澳門政策研究所結合起草委員會各委員的歷次座談的內容，撰寫了多份有關澳門社會發展問題的研究報告，提交給澳門特區政府參考。
2002年出版的《穩定與發展—對澳門問題的思考和建議》，是冷夏和他的研究團隊對澳門問題的一些思考和建議，其中一些建議是供澳門特區政府參考的，該書是研究澳門問題的重要參考文獻。
2009年12月出版的《冷眼看澳門》，對澳門回歸十年以來的重要事件加以深入剖析，並反思何厚鏵及澳門特區政府十年管治成就得失，港澳及中國有評論指該書是一部十年回歸史，澳門有評論員文章稱該書為澳門回歸後唯一最坦白的政論好書。也有中國內地評論員認為研究澳門賭史，《冷眼看澳門》不能不看。
又因為《冷眼看澳門》的主題是對澳門十年管治的反思，內容涉及澳門政府管治、中央對澳政策、美國與澳門關係、台灣與澳門關係、澳門民主與政制發展等重大議題，而冷夏在此中提出不少精闢、獨到的見解，因而該書還受到中央政府涉及港澳工作的部、委、辦及相關省市領導的重視，被建議作為對港澳工作的參考。
4、研究香港過渡期事務
冷夏1993年起介入香港過渡期事務的研究，曾經在1995至1996年在香港《東方日報》、《信報》等報刊撰寫專欄或評論文章。1995年起為《東方日報》撰寫“ 行政長官演義”系列文章，每日一篇，展現香港過渡期政治發展歷程，後來結集成“ 行政長官系列三部曲”《誰主香江—董建華與他的對手》《逐鹿香江—行政長官爭奪戰》《決戰香江—政黨風雲錄》在香港出版，其內容及觀點被不少研究香港過渡期事務的著作引用。5、研究香港華商發展史
冷夏1990年代初研究香港華商發展史，是香港華商發展史及香港百年經濟發展史方面的權威學者。作為香港華商發展史研究的一部份，冷夏深入研究了香港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華商包玉剛、何鴻燊、霍英東先生等人的成功經驗，並撰寫了這些傑出華商的傳記，以此展現了香港近百年的光輝歲月及輝煌成就。這些作品暢銷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超過100份報章連載、轉載及評論。其中根據霍英東先生的口述錄音，整理、撰寫成兩部傳記作品《霍英東傳》、《世紀回眸－霍英東回憶錄》，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出版，總銷量超過80萬冊，幾乎全球所有的華人報章均有連載或報導。另外，冷夏也參與策劃、主編了《激盪的百年史—— 香港商戰風雲錄》、《香港股市風雲錄》等專著。
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學術及政論類)
冷夏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公共行政、政府管治、政黨政治、議會政治、中央與特區關係等範疇的研究，成果豐碩，不少論著已成為專家學者研究港澳政治、社會問題時經常引用的參考文獻。 其中各個範疇有代表性的論文或著作有：2008-2009
研究專著《論香港立法會議員專職化》時事政論專著《冷眼看澳門》
1998-2002
政經月刊《澳門政策研究》研究報告集《穩定與發展—對澳門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研究報告《影響澳門穩定的若干因素及對策建議》
研究報告《刺激並帶動澳門經濟復甦的短期方案
1993-1997
時政作品《行政長官爭奪戰系列一：誰主香江—董建華與他的對手》時政作品《行政長官爭奪戰系列二：逐鹿香江—行政長官爭奪戰》
時政作品《行政長官爭奪戰系列三：決戰香江—政黨風雲錄》
四、近期媒體報導評價
近兩年（從2009年至今），冷夏曾接受香港亞洲電視台、香港電台電視部、香港鳳凰衛視、澳門葡文報紙《Hoje macau》等多家媒體訪問，就中國外交60年、港澳事務等問題發表評論，其中曾在香港亞洲電視台製作的20集紀錄片《澳門500年》中擔任特別嘉賓，講述及點評澳門回歸十年大事及特區政府十年管治的成敗得失。另外，冷夏於2009年出版的兩部專著《論香港立法會議員專職化》、《冷眼看澳門：澳門回歸十年回顧及反思》，也有多家香港媒體如《文匯報》、《東方日報》、《亞洲周刊》、亞洲電視台，多家澳門媒體如《澳門日報》、《澳門訊報》、《Hoje macau》、澳亞電視台等加以推介、評價。
其中，在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葡文報紙《Hoje macau》（今日澳門）將冷夏作為封面人物，大篇幅介紹冷夏從事政策研究的成果，及冷夏對澳門問題的認識，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隊伍的建議。
五、《冷眼看澳門》精彩論述摘要
以後的澳門特首不可能再有何厚鏵這樣的強勢。但是我也必須講，何厚鏵的管治有諸多遺憾之處，因為何厚鏵有能力、有條件做得更好。歐文龍事件發生後，我們恍然大悟，澳門近幾年大興土木原來當中涉及很多利益輸送……按照現時的發展速度，不出十年，澳門將會變成一座用鋼筋水泥塑造的石屎森林，而那些不起眼的世界文化遺產景點將會瑟縮一角，在一幢幢高樓大廈的侵略和擠迫下搖尾乞憐。
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自我封閉、不求進取，還時常排斥外來勢力，而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海納百川，擁抱世界。
客觀上，當傳媒及新聞從業員接受了澳門特區政府的資助後，不少人獨立思考、獨立報導的原則放棄，自我約束、自我審查的意識抬頭，自然而然、有意無意地逐漸向政府靠攏。
“公車私用”法案縱然通過了也無關宏旨，但在民意一面倒反對的情況下，政府仍然強行立法容許“公車私用”，客觀上就是將政府官員擺在市民的對立面。
賄選是澳門長期以來形成的政治文化，“以錢買票”的情況十分普遍，也十分公開化。在賄選風氣盛行的澳門，賄選文化絕不會因為選民證的廢棄而改變。
一個曾經獲市民稱許的官員，在短短几年間蛻變成“世紀巨貪”，這跟澳門自澳葡時代起就一直蔓延的貪腐風氣，跟澳門官官相衛的官場文化，跟澳門各種監察、制衡制度欠缺，跟特區政府反貪倡廉不力，有極大的關係。倘若這一切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就很難保證澳門以後不會再出現另一個李文龍、陳文龍。
澳門特區政府的管治地位在歐文龍案發後岌岌可危，在澳門警方的5聲槍響之下更幾乎搖搖欲墜。這5聲槍聲雖是警員對示威市民發出的警示，但這也可理解為給特區政府帶來了管治危機正在加深的警號。
仍然視賭博為資本主義腐朽事物的中國，欲又因澳門博彩業的深切挑釁和猛烈衝擊而尷尬不已，或招架不住── 一方面，固然不能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將之接受，但另一方面又無法阻止它的入侵和襲擊，甚至還一度不得不放任成千上萬的國民前去澳門將之擁抱，將之撫慰。
當時中央禁止中資企業參與澳門博彩業的決定有欠周全，令中資企業錯失一次發展的好機會，也間接地令美資博彩業財團大舉進軍澳門，使得澳門博彩業的發展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中央對澳門的決策處於進退失據的被動局面。
美國勢力這十年對澳門社會的介入和影響，逐漸形成了“澳門的美國問題”，關乎澳門前途及國家利益的深層次問題也由此衍生。
由於崔世安來自首兩屆政府，出身及成長背景與何厚鏵相似，又與何厚鏵有著世交、私交及上下屬的關係，崔世安要克服管治危機，實施有效管治，面臨著比何厚鏵更大的壓力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