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華民族勤勞智慧，歷史上對世界文化和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華夏文明與漢語漢字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用漢字寫成的中華典籍，浩如煙海，舉世矚目，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但對於典籍的界定，迄今為止，仍未明確，是一個尚處於討論之中的重要問題。
涵義
根據《辭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書》等書目對“典籍”一詞的闡釋，典籍主要有兩個義項：一是古代重要文獻和書籍，二是法典、制度。“典籍”似界定為“中國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獻和書籍”。重要文獻和書籍是指中國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典籍作品。這就要求我們在從事典籍翻譯時，不但要翻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還要翻譯中國古典法律、醫學、經濟、軍事、天文、地理等諸多方面的作品。
典籍翻譯研究專家、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導王宏印教授在其專著《中國文化典籍英譯》一書中指出，對於中國文化典籍的界定可圍繞以下幾條基本的理論：
（一） 覆蓋文史哲三科，兼顧儒釋道三教，堅持開放與全球視野，嘗試打通與貫穿之思路
（二） 嘗試以漢族文獻為主，兼顧其他民族文獻的多元文化格局
（三） 以統一的文明史理念，確定典籍選材的上下限、重點以及思路貫穿的途徑
翻譯中國古代典籍與翻譯其他類型作品的最大區別在於中國典籍具有豐富文化內涵，而文字方面的難度是次要的。
意義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中國翻譯詞典》序言中指出：翻譯時“中華文明永葆青春的萬應靈藥”。他認為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翻譯之為用大矣哉。看來，我們要充分發揮翻譯的文化功能和影響力，倡導文化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研究的“翻譯轉向”，把翻譯的重點從外譯中轉變為中譯外，不僅需要更多具有開放胸襟和氣象的“拿來主義”，而且要有更多大膽的“送去主義”（季羨林語），把我們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舊成果積極主動地翻譯出去，讓英語讀者“知之、好之、樂之”，改變“拿來的東西日益增多，而送出去的東西實在少得可憐”（胡志揮語）的狀況。我們不應該被動等待西方學者來“發現東方”，實現中國的“文化輸出”。（王岳川語）
把中華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精髓譯成英語，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文化參與全球文化交流的一個極好途徑。縱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在漫長的“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中國文化一直處於接受和被動地位，儘管在譯介西方文明方面取得不小成功。中國要生存發展，必須加強文化傳播與交流，因而，把中國典籍翻譯為英文、介紹給世界各國人民，自然構成了文化傳播的重要方面，不可或缺。
“翻譯決不僅僅是譯者譯得好於不好的個人的小事，它是關乎到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交流與發展的大事”（許鈞語）。尤其在世界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全球一體化新時代，伴隨著日益深入的國際交流，我們在不斷了解和吸收各國優秀文化和先進科技的同時，還應當大力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在這樣的形勢下，典籍英譯的意義不言而喻。“對於弘揚民族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融合、保持中國固有的文化身份來說，典籍英譯有著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卓振英語）
簡史
著名典籍英譯家、蘇州大學博導汪榕培教授，在其所編的《中國典籍英譯》一書中對國內外翻譯中國典籍的歷史作了簡要梳理，可概括如下：
西方：
1. 13世紀義大利人馬可波羅等人曾經到過中國，並撰有遊記傳世。
2. 1590年，西班牙教士高母羨（Juan COBO）翻譯了一本輯錄箴言的啟蒙讀物——《明心寶鑑》（Precious Mirror of the Clear Heart），這是中國文學譯成歐洲文字的第一本書。
3. 明清之際，西方天主教士陸續來華，中國文化西傳掀開了新的一頁。
4. 近代，一批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從事中國文學翻譯。選擇的對象以中國典籍為主。他們的活動和譯介，對於歐洲初始漢學的創立和“中華風”的流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較著名的有：（1）利瑪竇（Matteo Ricci），義大利人，撰有《四書譯本》等。（2）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法國人，譯註《大秦景角碑》等。（3）郭納爵（Ignatius de Costa），葡萄牙人，曾譯《大學》、《論語》等。（4）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比利時人，譯有《西文四書解》。（5）馬若瑟（Marie de Premare），法國人，譯作有《書經》、《尚書》、《詩經》以及《趙氏孤兒》等。
5. 18世紀的英國，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翻譯了《詩經》中若干片段；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翻譯了《好逑傳》（Hao Chiu Chuan）等明清 小說與元雜劇《漢宮秋》（The Sorrows of Han）等作品。英國第一代漢學家代表人物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編譯《中國文學瑰寶》（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並撰寫《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英國第二代漢學家中最優秀的人物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擅長詩歌翻譯，譯過《詩經》、《楚辭》、《唐詩》等。在第三代漢學家中，戴維·霍克斯（David Hawks）翻譯過《紅樓夢》，白之（Cyril Birch）譯有《牡丹亭》。另外，霍克斯之子閔福德（John Minford），曾把中國古典名著，如《紅樓夢》（後四十回）、《孫子兵法》等譯成英語，亦把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譯成英語，並編著《含英咀華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英國對中國典籍的研究集中於倫敦，近代以來，倫敦共有100餘家出版機構印行過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總數達200餘種。牛津和劍橋分別出版過約40種、20種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近400年來，英國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出版了300餘種，博士論文30餘篇。
5. 美國的中國典籍英譯及研究起步較晚，但現有的書籍和博士論文多達1000餘種，都問世於20世紀。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編譯了《中國文學作品選：從先秦到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中國文論：英譯語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等。
6. 美國以外使用英語的國家和地區中，如新加波、菲律賓、愛爾蘭、加拿大、聖露西亞、紐西蘭、澳大利亞、南非等均有中國古典文學英譯本問世，其中，新加坡、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數量上領先。中國以外的非英語國家中，荷蘭、瑞典、印度、法國和日本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英譯數量最多。台灣和香港地區也印行過大量涉及中國古典文學著作的英譯和論著。
中國典籍在西方傳播大致有如下幾個基本走向：第一，西方漢學在20世紀上半葉以法國為中心，下半葉以美國為中心。第二，中國典籍在西方的傳播已經由譯介為主發展到翻譯和研究並重。第三，在繼承和創新方面，新型研究方法的流行與繼承傳統的努力已經形成鮮明的對照，許多學者大膽嘗試新型研究方法，使西論中用成了西方研究中國典籍的一大特色。第四，中西譯者兩支隊伍都在進行中國典籍英譯，相互交流，使典籍英譯的數量和質量有了更大提高。
國內：
1. 晚清民初時期有辜鴻銘和蘇曼殊等。前者曾推出《論語》和《中庸》等英譯本，後者曾英譯古詩110首，其中《詩經》61首、唐代李白、杜甫等詩51首。
2. 20世紀20—40年代，國人英譯中國典籍數量不多，最為突出的應屬林語堂，他翻譯了《墨子》、《鏡花緣》、《老殘遊記》、《古文小品選譯》、《老子之智慧》、《莊子》、《中國著名詩文選讀》、《英譯重編傳奇小說》等。此外，還有賀敬瞻《聊齋志異》，楊憲益《老殘遊記》、林文慶《離騷》、劉師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朱湘《今古奇觀》等英譯作品問世。
3. 新中國成立後，從事典籍英譯的中國譯者首先應提到的是楊憲益（Hsien-yi Yang）和其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典籍英譯作品主要有《紅樓夢》、《楚辭》、《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史記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選》、《儒林外史》、《關漢卿雜劇》、《長生殿》、《聊齋選》、《老殘遊記》、《古代寓言選》等，共翻譯了上千萬字。北大教授許淵沖在典籍方面的成績主要是詩詞翻譯，包括《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一百五十首》、《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李白詩選》、《蘇東坡詞選》、《李煜詞選》、《西廂記》、《元明清詩一百五十首》等，可謂多產。
4. 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典籍英譯。從1949到1966年間，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離騷》、《詩經選》、《中國古代寓言選》、《杜甫詩歌選》、《白居易詩歌選》、《水滸傳》、《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多種古典文學作品。1979年以來，中國典籍英譯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已有多種叢書出版。如由新聞出版署直接領導的《大中華文庫》，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名著叢書》，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的《儒家經典譯叢》、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中國文學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朝花惜拾漢英對照中國文學書系》、《英漢對照中國文學寶庫古達文學系列》、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古詩苑漢英譯叢》、《經典的回聲》等、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教社中國文化漢外對照叢書》等。零星出版典籍英譯本的出版社也很多，如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詩經》，蘇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吳歌精華》、《評彈精華》、《崑曲精華》和《蘇劇精華》等。
5. 典籍英譯科研機構、協會相聚成立。“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於2002年增設了“漢語典籍英譯研究”學科委員會，並已召開了5屆“全國典籍英譯研討會”。2001年，汕頭大學建立了“典籍英譯研究中心”；2003年大連理工大學成立了“大連理工大學典籍英譯研究所”南開大學、四川大學、蘇州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等多所高校相繼招收了典籍英譯研究方向碩士、博士研究生。不少知名外語學者紛紛呼籲建立“中國典籍英譯研究會”或“中國古典名著漢譯研究會”。2009年7月27日，國家漢辦宣布，將組織海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共同翻譯堪稱“中國儒家文化原點”的《五經》，並計畫在3年半內首先推出英譯本。眾多舉措將對我國典籍英譯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基本策略
翻譯中國古典作品的難處在於：
1.要對原文文本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具有深厚紮實漢語文字功底；
2.要擁有豐富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知識；
3.要具有很強的英語寫作能力。
典籍英譯過程存在一個語內翻譯階段，原文未古代或近代漢語，譯文為現代英語，中間為現代漢語，無論理解還是表達都變得更加複雜，從內容到形式譯文和原文都有較大距離。
針對不同文體，國內一些從事典籍英譯的學者已經提出了一些具體的翻譯標準，如許淵沖教授提倡翻譯中國古典詩歌時，譯文要三美（音美、意美、形美），潘文國教授為翻譯古代哲理名言語錄製定了“明白、曉暢、簡潔”的標準。汪榕培教授認為：典籍英譯總的標準應該是“傳神達意”。
總之，典籍英譯標準的制定不僅與原作內容、風格、文本類型和原作者的意圖密切相關，還要考慮文化、社會現實、翻譯目的、讀者需求等因素。譯者的選擇應以是否恰當為依據，在儘量 貼近原文和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之間尋找平衡。
為此，《中國典籍英譯》一書建議典籍英譯可採取兩種基本策略：一是學術性翻譯，其讀者對象是研究漢學的漢學家，在翻譯原文之處還需旁徵博引，解釋典故，考釋出處。這種翻譯突出的是譯文的敘述價值和文化價值；另一種翻譯方法是普及性翻譯，面對普通讀者大眾，注重文筆的生動傳神，注重可讀性、大眾化。前者可採取適當異化的翻譯策略，後者可以採取適當歸化的翻譯策略。譯者的文化取嚮往往決定其翻譯策略的選擇。
在《中國文化典籍英譯》中，王宏印教授也提出了典籍的英文翻譯與注釋可遵循的一些原則和策略：
（一） 關鍵術語的“綜合性注釋”作為譯文正文的必要補充
（二） 英文基本術語的對應於闡釋須明確有序
（三） 句子須求語義明晰而行文曉暢
（四） 篇章層次可做必要的調整以求適合性
（五） 譯文應關注不同文體和表達功能的體現
（六） 在知識可靠的基礎上講究藝術性和詩學功能
推薦閱讀
1.汪榕培、王宏. 中國典籍英譯[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
2.王宏印.中國文化典籍英譯[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3.許淵沖. 典籍英譯，中國可算世界一流[J].中國外語.2006(5).
4.汪榕培. 為中國典籍英譯吶喊——在第三屆全國典籍英譯研討會上的發言[J].中國外語.2006(1).
5.卓振英. 典籍英譯：問題與對策[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2(3).
6.黃中習. 論中華典籍名著翻譯的意義[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