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易富賢易富賢，網名：水寒/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育有一女兩兒。美華學社創社會員。旅美科協會員。北京大軍經濟觀察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改革論壇網路專家。中國生產力學會特約研究員。
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學習，獲臨床醫學學士、藥理學碩士、藥理學博士學位。
1999-2002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醫學院做博士後。
2002年起為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Scientist。
個人觀點
否定計畫生育引關注
易富賢通過大量數據分析，根本否定中國的計畫生育，提出“不停止計畫生育更待何時？”，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網路媒體掀起了一股反思計畫生育政策的思潮。擁有數千萬人次網路讀者，是民間計畫生育政策討論中影響最大者。
接受新華社、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北京晨報、新青年、東方早報、香港有線電視、美國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之音、英國金融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France 24等媒體的採訪，文章被多家內參發表或連載。
停止計畫生育刻不容緩
易富賢：中國人口危機比日本嚴重得多，中國社會發展水平比日本落後四十多年，但總勞動力減少時間只比日本晚十多年；中國不但未富先老，還有光棍危機。
停止計畫生育有一些問題，不停止計畫生育問題更大。人口政策現在是進退維谷，但卻又是不進則退（每年損失至少數百萬人口，而汶川地震是損失數萬人口），不如拿出漢武帝平反“巫蠱事件”的勇氣來停止計畫生育！
主要作品
著有成《大國空巢》一書，42萬字，全面系統反思中國計畫生育政策，茅于軾、仲大軍作序。已由南懷瑾支持、王小強（原國家體改所常務副所長）主持的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該書的簡體中文版於2013年由直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央級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
作品簡介
主流家庭需要生三個孩子
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已開發國家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2.1；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比已開發國家要高，中國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在2.3左右。由於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人口推動經濟繁榮
古代人口增長非常緩慢，生活質量也沒有大的變化，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近代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市場擴大。人口增加，“減法”地消耗現有的資源；但是卻能“乘法”地使目前的“非資源”（如氮氣、太陽光）變為新資源（氮肥、太陽能），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裡，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GDP增加73倍，人均GDP翻了10倍多。社會越發達，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世界平均生育率已經從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2.3左右，今後實際生育率將沿著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的低方案繼續下降；世界人口將在2047年增加到81.4億的頂峰，然後下降到2100年的61.8億人。可以說，二十世紀面臨的是人口爆炸和經濟繁榮，而二十一世紀面臨的將是人口坍塌和經濟衰退。人口決定文明的興衰
弱小的秦國通過鼓勵生育、吸引移民，一躍而成人口大國，並統一中國。家庭和婚姻的衰敗使得人口減少，是羅馬帝國衰落的重要原因。西藏吐蕃人眾勢強（安史之亂後唐朝人口只是吐蕃的一倍），唐朝只好採納和親政策；但西藏喇嘛教興起後，大量人口出家為僧，人口減少，文明衰落。滿清入關後，為保證北方退路安全，引進喇嘛教以降低蒙古族人口。馮玉祥將軍說：“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統治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戰爭屠殺和歐洲傳來的天花等流行病，導致印第安人人口和文明崩潰。從1500年到1990年，英裔人口增加41倍，引發了包括工業革命在內的歷次產業革命，原本只有數百萬人使用的英語成為了世界語言。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鼓勵生育，人口從1870年的3444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萬人、1990年的1.22億，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戰後，在美占期間，根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口所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會的建議制定了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導致1990年代勞動力負增長，經濟“日”薄西山。原蘇聯區域人口由1500年的1695萬增加到1989年的2.89億，崛起為超級大國蘇聯；蘇聯的生育率長期低於美國，在蘇聯解體之前幾年，美國多位學者就認為人口結構決定了蘇聯即將崩潰。美國人口由1776年的250萬增加到2010年的3.1億，推動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中國人口在1820年達到3.8億人之後，增長緩慢，到1950年僅增加到5.5億人，占全球比例從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經濟占全球比例也從33%下降到4.6%。英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發生了鴉片戰爭；俄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失去了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1950年到1980年，占世界比例穩定在22%左右，在國防和外交上也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但是實行計畫生育以來，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2010年15歲以下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如果繼續2010年1.18的生育率，中國人口將在2017年開始負增長，到2100年只有4.6億人（只占全球5%左右），到2200年只剩6800萬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這樣一步步淪落為無足輕重的小民族！中國計畫生育出台的國際背景
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歐美國家掀起優生學的思潮，希望通過選擇性的控制生育（birthselection）以“純化種族”（包括減少美國的unfit的劣等人口）。納粹集中營事件曝光使得優生學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義、科學的外衣後，變成了人口學。普林斯頓大學人口所長諾特斯坦等人認為，讓窮國“少生快富”符合美國利益，既可以獲取其資源，還可以防止其因為人口增長而崛起。二戰後，普林斯頓大學人口所、洛克菲勒人口理事會、聯合國人口基金、國際計畫生育聯合會等組織共同致力於控制全球人口。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其作者不但希望將世界人口從當時的30多億減少到5億，也希望將美國人口從2億減少到1.35億）和1972年出版的《增長的極限》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中國在1973年開始實行“晚、稀、少”的計畫生育。1974年基辛格被授權起草絕密的《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提出利用聯合國人口基金等組織，影響開發中國家的領導人和學術界，從而制定控制人口的政策。1979年中國剛改革開放，聯合國人口基金就資助中國5000萬美元（累計2億多美元；而中國1950年-1980年平均外匯儲備才1.47億美元）以建立計畫生育和人口學體系，推動了獨生子女政策的制定。1978年宋健到歐洲開會，有人提供給他控制人口的資料，他開始研究人口控制，中國根據宋健等人的理論在1980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中國學術的單一性，將多樣性的國際思潮過濾成單色，並轉變為國策。假如中國未曾實行計畫生育
中國人口從1950年的5.5億增加到1980年的9.8億，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1950-1980年中國人口與世界同步增長），主要是因為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延長到1980年的67歲。隨著社會發展，生育率會自發地下降。假如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計畫生育，中國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大約15.3億，不會如馬寅初所預測的那樣在2007年超過26億。假如中國在1980年就徹底廢止計畫生育，中國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14.7億（人口和經濟結構更為健全），在2036年達到約16億的頂峰後開始負增長，不會如宋健所預測的那樣在2050年達到40億。要是採納馬寅初人口論，那么1957年以後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現在的老人卻是其前出生的)，中國經濟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步履維艱。1980-2010年共超生了2億左右孩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了“額外”的活力。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由於世界資源分布很不均勻，低於“世界平均”並不意味資源不夠。美國、加拿大、前蘇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5.4%，但卻擁有全球41.5%的耕地。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印度的67.7%，但由於畝產是印度的2.2倍，人均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1.56倍。中國的人均每天膳食熱能、蛋白、脂肪與日本、韓國相當，高於世界大多數國家。而歐美國家則陷入了“低廉的糧食”和“高昂的醫療費”之間的矛盾之中。中國糧食畝產由1949年的68.6公斤增加到2009年的364公斤，如果今後畝產能夠達到美國和德國現在的水平，那么糧食將增加30%；如果畝產能夠達到荷蘭和比利時現在的水平，那么糧食將增產70%。中國的耕地長期被低估，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時說只有14億畝，但是後面用衛星遙感發現有19億畝，2010年發現還有8億畝後備耕地；中國有20億畝沙漠、60億畝草原（超過了印度國土面積），如果在部分地區推廣滴灌、改造土壤、改良草種，將成為新糧倉。由於對耕地不合理的限制，2011年占全國51%人口的城市所占土地只相對於0.7%的國土面積、5%的耕地面積，導致高房價、交通擁擠、環境污染。中國撂荒的耕地已經超過了城市總面積。南美只占全球5.7%的人口，卻占全球1/3的水資源；中國人均水資源與德國、英國相當，比捷克、丹麥、波蘭、比利時、羅馬尼亞、印度、韓國等國要多，更是以色列的10倍。沒有一個國家的礦產資源可以自給自足，而中國除了礦產資料總量豐富外，還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礦種比較齊全配套的國家之一。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能源是越采越多，1980年認為全球石油只能開採29年，但2010年卻認為還可開採46年。中國目前城市污染是因為粗放式發展模式和城市規劃失誤，不是因為人口過多。已開發國家在中國目前這個發展階段都會出現過高能耗、高污染情況，1885年英國、1920年美國的單位GDP的能耗分別是中國2010年的1.9倍、2.1倍。長期被工業煙霧籠罩的倫敦，由於清潔燃料的使用與對排放物的控制，目前空氣比16世紀時還要潔淨。中國單位GDP的能耗也將步已開發國家當年的老路繼續下降。今後廉價無污的新能源還將取代化石能源，環境也將大為改善。將中國人口降低到7億、5億會怎么樣
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認為：“要是中國只有兩三億人口，現在一定是很神氣”。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程恩富希望將中國人口降低到5億，以使生活水平在一百年內趕上已開發國家。根據聯合國2010年預測的低方案（如果中國只是停止計畫生育而不鼓勵生育的話，生育率比聯合國低方案還低），中國人口將分別在2081年、2100年降低到7億、5億。2010年中國中位年齡是34.5歲（已開發國家是39.7歲），而到2081年將是59歲；2010年是8.4個（已開發國家2010年是4.2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對應1個65歲及以上老人，而到2081年將是1.15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人。也就是說，中國人口很容易在100年以內降低到5億左右，但國家將是極端老弱而貧窮。俄羅斯地廣人稀，人口從1992年就負增長，中小城市喪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價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積遠遠低於北京，交通擁堵程度全球第三。如果中國人口負增長，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會更加擁擠。用虛假數據進行人口恐嚇
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後就低於更替水平，在1995年後只有1.4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1.22，2005年1%抽樣調查顯示只有1.33，說明中國早就錯過了停止計畫生育的時機。但是聯合國人口基金、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一次次將生育率修改為1.8，並誇張地預測今後人數（比如2000年國家計生委預測201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4億；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預測2010年、2033年中國人口分別將達到13.6億、15億）以製造“人口恐慌”。2010年人口普查證實了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其中2010年只有1.18。2000年人口普查實際人數應該只有12.2億，低於預期，於是被修改為12.658億；2010年人口普查實際人數應該只有12.8億左右，但是被修正為13.4億（光是福建就“撥高”了10.8%才湊夠數）。中國育齡婦女在2012年開始減少（2032年的20-29歲婦女將比2011年減少43%），而隨著老年人數的迅猛增加，每年死亡人數卻在不斷增加（已經由1980年的626萬增加到2011年的960萬，還將增加到2050年的1870萬），中國人口已經在負增長的邊緣。即便停止計畫生育並鼓勵生育，人口峰值也難以達到14億，今後還將銳減。但是聯合國人口基金、一些人口學家和計生委官員又將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改為1.6、1.7；並恐嚇說即便只是放開二胎，生育率將超過4.4，今後人口總數會達到15億。中國人口危機開始全面爆發
國小生源在1998年開始負增長，10年之內減少了40%，導致大量學校關閉、教師失業。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在2003年開始減少，導致2004年開始出現民工荒。日本、歐洲都是在總撫養比開始止跌回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的時候出現經濟危機的；中國總撫養比在2011年開始止跌回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4年開始負增長，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將放緩。從2014年開始，初婚年齡男性人口將快速超過女性人口，2018年二者比例超過125%；2022年光棍總數將超過2000萬，2028年超過3000萬，2041年超過4000萬。2010年中國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人分別為1.78億、1.19億；而到2037年將分別超過4億、3億；到2050年分別達到4.5億、3.4億。而勞動人口卻不斷減少。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人之比將從2010年的8.4：1（已經開始出現養老金危機）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世界平均是2個消費人口提供1個就業機會；而中國由於計畫生育減少年幼消費人口並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額外”過剩1.4億勞動力，內需不足，導致高就業壓力，“勞動力（年輕）短缺”和“勞動力過剩”長期並存。從1975年到2010年一共產生了約2億個獨生子女，有近千萬會在25歲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成功補生，也將有數百萬個家庭遭受失獨之痛。二胎方案也是錯誤的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台灣、韓國提倡只生二胎，隨著經濟發展，生育率從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後面相繼出台鼓勵生育政策，但並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1.1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伊朗於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從1989年的5.2劇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勵生育，也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2010年生育率只有1.67。凡是曾經提倡只生二胎的地區，現在都已經後悔莫及。中國也從1980年代開始在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試點“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於1.6。湖北省長陽縣、五峯縣以及新疆建設兵團以前與全國一樣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面放開二胎後，都沒有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彈。投資“造物”不如投資“造人”
縱觀人類歷史，出生從來就不是平穩的，出生高峰往往導致此後的經濟繁榮。中國1963年出生3000萬，是1961年的2.49倍；1963年到1974年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億多人口，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騰飛的人口學基礎。一戰後的1920年，法國、德國的出生人口分別是戰時低谷的2.2倍、1.8倍。二戰後的1947年，法國出生人數是1941年的1.7倍。美國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萬，是1930年代的1.7倍。日本1947-1949年團塊世代年均出生人數是1946年的1.7倍。戰後的嬰兒潮奠定了已開發國家幾十年的經濟繁榮。而現在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危機是因為1970年代之後的嬰兒荒。根據育齡婦女結構、不孕率、生育意願等綜合判斷，中國停止計畫生育後最多補償性出生三千萬人。加上正常出生，每年出生總人數也很難達到中國1990年和印度現在的水平（2700多萬）。中國的醫療、嬰兒食品和服裝等行業的彈性很大，足以應對補償性出生高峰。投資“造物”只相當於體外“心肺復甦”，只能短時地拉動經濟。停止計畫生育後的生育高峰是超級內需，是驅動經濟的“孩動力”航空母艦，所驅動的一個龐大產業鏈，對內需的拉動作用遠遠比房地產和汽車要大。最重要的是，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將推動中國今後幾十年的經濟成長。停止計畫生育是一舉多得：既可以通過改善消費結構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又緩解今後的老年化壓力、勞動力短缺、光棍危機；既減少現在群體事件，又增加今後政治制度的穩定性；也必將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活力，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人口政策需要敦刻爾克式調整
根據中國的發展水平判斷，等補償性高峰一過，生育率會回落到1.7、1.6左右，然後還會沿著台灣、韓國的老路下降；這兩個地區社會發展水平比中國大陸早20年，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22、0.895。人口政策調整缺乏的是“動”的勇氣，不是“跨大步”（徹底停止計畫生育）的力氣。既然停止計畫生育後既不會出現社會難以承受的堆積高峰，今後也不會因為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而出現人口膨脹壓力，那么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過渡？再說，即便是放開二胎，也會出現一個補償性出生高峰，與停止計畫生育的補償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在城市更是如此），同樣的政治成本卻使得政策變成“夾生飯”。停止計畫生育這個坎總是要過去的，因為未來的方向是鼓勵生育。中國今後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昂貴的“動能”）很多年，累計的“多生”人口還不如現在的補償性高峰（免費的“勢能”）出生的多。人口危機開始全面爆發，育齡婦女在快速減少，面對萬丈懸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頭”，不是“慢慢游”。中國政府應該拿出當年邱吉爾指揮敦刻爾克大撤退的那種政治勇氣，果斷停止計畫生育，可以盡收人望。
爭議
“失獨家庭上千萬”數據存在的問題
易富賢雖然批評主流經濟學家“用虛假數據進行人口恐嚇”，但他本人在計算和使用數據時也存在明顯瑕疵甚至低級的錯誤。這在他有關“失獨家庭”的數據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2012年05月，《環球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易富賢撰寫的文章《“失獨”之痛須格外重視》 ，裡面提到：
“另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齡別死亡率(10年來變化不大)計算，每出生1萬人，有463人在25歲之前死亡。由此可推算，這2.18億獨生子女中有超過1000萬會在25歲之前死亡。這意味著即便不計算2010年後新增獨生子女家庭和死亡孩子數量，到2035年也會有1000萬“失獨”家庭。”
後來易富賢又在他發表於“科學網”上的博文《今後確實會有“上千萬失獨家庭”》 中進一步解釋了他得出這個數據的根據：
“我根據2005年1%的人口抽樣調查的獨生子女家庭比例，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齡別死亡率大致估算：每出生1萬人，有360人在10歲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歲之前死亡，760人在44歲之前死亡。假設母親平均在26歲生孩子的話，那么這2.18億獨生子女家庭的母親到51歲的時候有一千萬已經失去了獨生子女，到70歲的時候有1656萬已經沒有了孩子。”
他還在博文末尾強調了這個數據的可靠性：“有朋友問，“1000萬失獨家庭”這個結論是否準確？我認為是可信的”。
從此以後，“失獨家庭上千萬”這個數字就不脛而走，被海內外多家權威媒體 引用或報導。
不過，易富賢從來沒有詳細解釋過他到底是怎么算出這個數字的，而眾多媒體雖然紛紛引用其數據，但似乎也從來沒有人驗證過易富賢的計算方法。
直到2017年上半年，才開始有網友曝出易富賢“失獨家庭上千萬”數據造假的問題。同年4月，中國學者李尚勇在其博文《“失獨家庭上千萬”子虛烏有》 中披露，易富賢計算這個數據的方法存在多處錯誤。
李尚勇找到了易富賢計算中採用的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00年人口普查“表6-4”（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 ，經過反覆推算，他驚訝地發現，易富賢“計算0～10歲死亡率真的是直接將各個年齡的死亡率相加”得出的。
而按照正確的方法，0～10歲兒童的死亡率應該這么計算，即“0-10歲夭折的兒童數量/0-10歲兒童總數×1000‰”，由此算出的數字為2.56‰，即25.6人/萬人，“即使把全國數據‘25.6人/萬人’全部看成獨生子女，也與‘易文’的數據相差10多倍”。
李尚勇又檢驗了易富賢計算獨生子女家庭數量的方法，經過對比專業數據，發現易的這個數據同樣存在1億的水分。
除了易富賢，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也在其論文《獨生子女死亡總量及變動趨勢》中，計算出中國失獨家庭累計將超過1100萬。
但經過李尚勇的檢驗，他發現王廣州這篇論文同樣存在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
李在導讀里總結說：
“在易富賢的數據鏈中，‘獨生子女家庭’數據錯誤，‘各年齡組死亡率’數據大謬，其結論‘失獨家庭上千萬’完全不成立。王廣州將獨生子女累計死亡數量的年均增長率設定為7.36%，未來40年便會‘自動’增長到原來的17倍，累計死亡數量便會上千萬，這就是他‘仿真模型’的‘核心機密’。”
遺憾的是，李尚勇博文中揭露的事實雖然確鑿，卻幾乎沒有媒體對此展開深入的報導，目前僅有個別網媒 轉載。
《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中的疑點
也許是媒體界的集體沉默組長了易富賢的膽量，到2017年下半年，他又推出另一篇文章《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 ，質疑中國人口數據造假。該文由國務院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報告》在“十九大”召開前後發表。
但該文中同樣存在多處靠不住的推測，例如，易富賢提出中國人口數據不可靠的原因之一是家長“乘機虛報新生兒以獲得多個戶口”。但實際的情況是，中國在放開二胎之前的三十幾年裡嚴格實行計生，報戶口這個環節尤其嚴格把關，不要說虛報戶口了，就連一些超生的孩子都無法獲得戶口，結果形成數千萬沒有戶口的“黑戶”。如果國人能夠虛報戶口的話，顯然不可能存在這么龐大的“黑戶”數量。
接著易富賢又以“隨著年級的增加，在校生不斷縮水”為證據，來進一步證明中國人口存在水分。但其實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農村地區出現輟學潮，根據一些媒體的報導，在西部的一些地區，“農村國中生流失率高達40%” 。
目前，易富賢的這個新數據依然在網上流傳，依然沒有編輯或記者對他在文中提出的可疑推測提出質疑。
易富賢對有關其數據造假說法的回應
從網上的資料看，易富賢對此沒有任何文字回應。但他在行動上確實作出了回應：當英語媒體逐漸對他提供的數據變得謹慎起來時，他通過法國和葡萄牙媒體繼續傳播他那些不可靠的數據；當西歐媒體也變得謹慎起來時，他的那些數據又出現在俄羅斯的媒體上：2018年1月初，在某境外媒體發表的文章《俄媒：中國數據造假人口並非15億》中，就對此作了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