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的衰落

公共人的衰落

本書為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理察·桑內特所著,全書主要探討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失衡以及由此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影響。桑內特在書中闡述了孤獨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後果,致令個人向私人生活靠攏,而這也就是所謂的公共人的衰落,因而現代人會把陌生人視為威脅,普通人經常在公共生活中充當聽眾的觀點。

基本信息

編輯推薦

桑內特對眾多歷史材料進行了詳盡的實證分析,完美地解答了諸多另人困惑的問題:何以人們會把陌生人視為威脅?為什麼時至今日,普通人參與公眾生活的惟一方式和途徑就是保持沉默,充當聽眾?而這些反過來又給人們的精神性格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桑內特的結論是,孤獨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後果,致令個人向私人生活靠攏,而這也就是所謂的公共人的衰落。該書在海外聲譽卓著,是歷史社會學、社會生活研究等學術領域的扛鼎之作。

作為漢娜·阿倫特的學生和于爾根·哈貝馬斯的好友,理察·桑內特和他們兩個人鼎足而立,分別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論的三種各不相同的學派。本書正是桑內特研究公共生活的扛鼎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本書具體展示了現代社會特有的公共生活現狀,從城市人口、建築交通、戶外空間、環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們的緊張和焦慮,由此證明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戀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結果,而公共生活的衰落,則是入侵公共領域的人格引起的。全書通篇對此觀點作了細緻精闢的分析和論述。作者追述了18世紀以來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對宮廷、布爾喬亞階級、市民階層的社會存在和交往進行了廣泛的涉獵:從文學、宗教、藝術到戲劇、音樂,再到服飾、話語、視覺、人格、角色。其中不乏對著名作家巴爾扎克、狄德羅、盧梭等人的分析。最後還指出了人們應當積極參與公共活動,在社會中主動積極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對於正處在轉型期間的中國來說,這本經典的社會著作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中國社會——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界限模糊的問題,具有很高的學術和借鑑的價值。

內容簡介

在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論家中,理察·桑內特和哈貝馬斯、漢娜·阿倫特鼎足而立,分別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論的三種不同學派。《公共人的衰落》正是桑內特研究公共生活的扛鼎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公共人的衰落》具體展示了現代社會特有的公共生活現狀,從城市人口、建築交通、戶外空間、環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們的緊張和焦慮,由此證明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戀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結果,而公共生活的衰落,則是入侵公共領域的人格引起的。全書對此觀點作了細緻精闢的分析和論述。作者追述了18世紀以來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對宮廷、布爾喬亞階級、市民階層的社會存在和交往都有廣泛的涉獵:從文學、宗教、藝術到戲劇、音樂,再到服飾、話語、視覺、人格、角色。其中不乏對著名作家巴爾扎克、狄德羅、盧梭等人的分析。最後還指出了人們應當積極參與公共活動,在社會中主動積極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這部經典的社會學著作對於我國的城市文化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鑑作用,尤其為研究公共空間和個體主義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具有很高的學術和出版價值。

作者簡介

理察·桑內特(Richard Sennett),1943年生於芝加哥,1969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耶魯大學講師(1968-1970)、布蘭德斯大學助理教授、紐約大學教授(1972-1998),1999年起擔任倫敦政經學院社會與文化理論教授,以及社會學與社會政策教授,並曾於20世紀70年代末期與福柯有過合作關係。他的研究領域為:城市社會學、藝術/音樂、家庭、觀念史與身體史。他的著作甚豐,主要著作有:《19世紀的城市》(1969)、《階級中隱藏的傷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1994)、《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以及三部小說。

他在學術生涯中因其突出貢獻獲獎無數,尤其是2006年,在德國“因為其對我們時代的理性的分析”、“在社會學和史學方面的突出成績”獲頒“黑格爾獎”,這個獎項每三年才評選一次,此前獲獎的學者包括哈貝馬斯、保羅·利科。

圖書目錄

中文版序

致謝

第一部分 公共問題

第一章 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之外的愛

死亡的公共空間

公共領域的變化侶

現在中的過去

第二章 角色

角色

公共角色

城市中的公共角色

證明或者可信性?

第二部分 古代政制時期的公共世

第三章 觀眾:陌生人的聚集

誰到城市來?

他們住哪裡?

城市布爾喬亞的變化

宮廷和城市的相互影響

第四章 公共角色

身體是服裝模特

話語是標誌

充滿激情的非人格領域

第五章 公共與私人

共表達的範圍

自然表達處在公共領域之外

公共和私人就像社會的分子

分子破裂

第六章 作為演員的人

普通人對作為演員的人的看法

狄德羅的表演悖論

盧梭對作為戲院的城市的控訴

盧梭的預言

第三部分 19世紀公共生活的混亂

第七章 工業資本主義對公共生活的影響

19世紀城市人口的新變化

城市的區域劃分

城市變化和布爾喬亞的生活

公共商品

第八章 公共領域中的人格

巴爾扎克的看法:人格是一種社會規則

公共領域中的人格:身體的各種新形象

戲台展示了街道不再展示的真實

人格和私人家庭

推翻過去的革命

總結

第九章19世紀的公共人

演員

觀眾

第十章集體人格

1848:個體人格戰勝階級

Gemeinschaft

德雷弗斯事件:破壞性的Gemeinschaft

誰是真正的激進主義者?

第四部分 親密性社會

第十一章 公共文化的終結

第十二章卡里斯瑪的去文明化

卡里斯瑪理論

卡里斯瑪和仇恨

電子技術加劇了過去的沉默

造星系統

第十三章 共同體的去文明化

建築在共同體周圍的壁壘

建築在共同體內部的壁壘

共同體的人性代價

第十四章 失去演技的演員

遊戲能力是公共表達的能力

自戀削弱了這種能力

自戀的調動和一個新階級的出現

自戀是當今時代的新教倫理

結論 親密性的專制統治

附錄 “我控訴!”

譯後記

媒體評論

太了不起啦……這是多年來最有啟發性和最吸引人的社科著作,桑內特教授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歷史想像力令人仰慕。總之買下這本書,認真拜讀就對了。

——克里斯托弗·萊曼一豪普特,《紐約時報》

書摘插圖

第一部分 公共問題

第一章 公共領域

現代經常被用來跟羅馬走向衰落的那些年進行比較:人們認為道德腐化蠶食了羅馬統治西方的力量,同樣,現代西方稱霸全球的力量也被道德腐化削弱了。這種觀念雖然極其愚蠢,但也有點道理。粗略地看,奧古斯都駕崩之後羅馬社會的危機與當今的生活有相似之處;這種相似之處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間的平衡有關。

由於奧古斯都時代已然逝去,羅馬人開始將他們的公共生活視為形式的義務。公共慶典、帝國主義的軍事需要、和家人之外的其他羅馬人進行儀式性的交往,所有這些都成了義務;羅馬人對這些義務的履行越來越被動,他們遵從公共秩序的規則,但在這種遵從之中投入的激情日漸稀少。羅馬人的公共生活遠離了血腥,他轉而開始關注自己的情感,追求一種新的信仰原則。這種私人的信仰很神秘,既逃離整個世界,也逃離作為這個世界一部分的公共秩序的各種禮節。當時這種信仰在近東地區有不同的派別,其中基督教逐漸占據了主流;最終基督教不再是秘密流傳的宗教信仰,它本身變成了新的公共秩序的原則。

如今,公共生活也變成了形式的義務。多數公民對國家事務漠然處之故不待言,而且他們的冷漠不僅體現在對待政治事件上。在人們看來,對待陌生人的禮節以及和陌生人的儀式性交往,往好處說是形式而乏味,往壞處說是虛情假意。陌生人本身是危險的人物,在大都會這種陌生人的世界中,很少人會感到非常快樂。總的來說,非親非故的人之間存在的紐帶和法律關係可以被當成一種公共秩序,它是人群的紐帶,是“人民”的紐帶,是政治的紐帶,卻並非家人和朋友的紐帶。和羅馬時代一樣,今天對公共秩序的參與通常被當作是隨大流的事情,而這種公共生活開展的場所也跟羅馬城一樣,正處於衰落的狀態中。

過去的羅馬和現代社會的不同在於公共生活的替代品,在於私密性的含義。羅馬人私下追尋和公共秩序背道而馳的另一種原則,一種以對世界的宗教超越為基礎的原則。而在私下,我們追尋的不是一種原則,而是一種自省,反省我們的精神到底是什麼、我們的感覺中哪些才是真的。我們試圖生活在私人領域中,我們只要生活在這樣一個由我們自己和親朋好友構成的私人領域之中就夠了。

現代心理學關於這種私人生活的觀念並不清晰。今天很少人會認為他們的心理生活是自發生成的,無關乎社會條件和外界環境。然而,在人們看來,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種內在的生活。人們認為這種生活是非常珍貴、非常精緻的,如果曝露給社會世界各種殘酷的現實,它就會枯萎;而只有被保護和隔離起來,它才會盛放。每個人的自我變成他首要的負擔,認識自我變成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因為我們如此關注自我,對我們來說,找到一種私人原則、向我們自己或者其他人描述我們的人格是什麼才變得極其困難。內中緣由是,心理越私人化,它受到的刺激便越少,而我們就越難以感知到或者表達出感覺。

奧古斯都之後的羅馬人私下追求東方的諸神,他腦海中的這種追求和公共世界是分離的。通過讓軍令和社會風俗屈從於一種更高層次的、迥然相異的原則,他最終將這些神明曝露給公共世界。而由於私人意義的現代界定,非個人體驗和親密體驗的界限並沒有這么清晰。我們只有將社會轉換成一個巨大的心理系統,社會本身才是“有意義的”。我們也許清楚一個政客的工作就是執行或者起草法律,但除非能從政治鬥爭中看出這個政客的人格魅力,否則我們對他的工作不會有什麼興趣。人們談論一個競選職位的政治領導人時,會看他的為人是否“可靠”、是否“老成持重”,而非看他倡導的行動或綱領。這種無視諸多非個人的社會關係、過度關注個人性格的看法就像一個過濾器,影響到我們對社會的理性認識;它使發達工業國家中階級的重要性變得模糊;它促使我們認為社群是由一群彼此自我封閉的人構成的,導致我們低估了陌生人之間(特別是城市的陌生人之間)的社群關係的價值。諷刺的是,這種心理形式制約了一些基本的人格優點–比如尊重其他人的隱私–的發展,也阻礙了人們理解如下道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都非常壓抑和緊張,所以只有當欲望、貪婪、妒嫉等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都被封鎖起來之後,人們之間才可能有文明相處的關係。

現代心理學–尤其是心理分析–的進展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通過理解獨一無二的自我的內在運作方式,去除各種關於魔鬼和原罪的先驗觀念,人們也許能夠從此不再害怕魔鬼和原罪,人們也許能夠得到解放,從而更加徹底、更加理性地參與到一種處在他們自己的欲望邊界之外的生活中去。人們大多空前地關注他們個人的往事經歷和自身的情感,而這種關注被證明是一個圈套,而不是一種解放。

因為這種對生活的心理想像造成的社會影響很大,我想用一個乍看之下似乎不合適的名字來稱呼它:這種想像是一種對親密社會的憧憬。“親密”意味著溫暖、信任和敞開心扉。但正因為我們變得在所有的經驗中都期待這些好的心理感受,正因為如此之多的有意義的社會生活都不能提供這些心理回報,外部的世界,也就是非個人的世界,似乎讓我們大失所望,似乎變得無味而空洞。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正在回到大衛·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所作的討論。里斯曼將內在導向的社會和他人導向的社會進行比較。在內在導向的社會中,人們的行動和承諾依據的是他們內心的目標和情感;而在他人導向的社會中,這些行動和承諾的依據則是他人的感覺。里斯曼認為美國社會,以及處於覺醒時期的西歐社會,正從內在導向社會向他人導向社會進行轉變。這個次序應該顛倒過來。西方社會目前有點像從他人導向社會向內在導向社會過渡–只是過於關注自我的人們說不清內在意味著什麼罷了。因而,公共生活和親密生活之間出現了混淆,人們正在用個人感情的語言來理解公共的事務,而公共的事務只有通過一些非個人意義的規則才能得到正確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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