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文化探索

先周文化探索

《先周文化探索》是由科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圖書。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封面封面

《先周文化探索》在系統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中國青銅時代考古中族屬判斷的研究方法。主要利用近十年來的新資料與新成果,建立了關中地區商時期相關居址與墓葬遺存新的分期體系與新的分類體系。在判斷關中地區商時期區域聚落形態與重點聚落性質的基礎上,辨析相關遺存的族屬,判斷了不同區域碾子坡文化遺存與先周文化的關係。

作者簡介

雷興山,1990年7月畢業於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獲學士學位。1993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獲碩士學位。2002年12月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獲博士學位。自1993年7月至今,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任教,現為副教授。

主要科研成果:已發表論文、發掘報告50餘篇,參與編寫了《駐馬店楊莊》和《豫東杞縣發掘報告》,近十年來一直從事周原遺址和周公廟遺址的發掘與研究。

目錄

《先周文化探索》讀後的若干思考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與方法

第一節 20世紀先周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歷程

第二節 20世紀先周文化探索方法之反思

第三節 進入21世紀以來的考古新資料與研究成果

第四節 研究目的及相關說明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第二章 相關居址遺存的分期與分類

第一節 各重點遺址居址遺存的分期與年代

一、周原遺址居址遺存

二、蔡家河遺址居址遺存

三、豐鎬遺址居址遺存

四、壹家堡遺址商代與周初居址遺存

五、園子坪遺址居址遺存

六、周公廟遺址商末周初居址遺存

七、孔頭溝遺址商末周初居址遺存

八、史家塬遺址居址遺存

九、孫家遺址居址遺存

一○、斷涇遺址居址遺存

一一、碾子坡遺址居址遺存

一二、紙坊頭遺址居址遺存

一三、朱馬嘴遺址居址遺存

一四、岸底遺址商代與西周初期居址遺存

一五、鄭家坡遺址商代與西周初期居址遺存

第二節 相關居址遺存的分期體系與年代關係

一、典型器類的演變特徵

二、關中西部地區西周初期考古學遺存的判斷

三、相關居址遺存的分期體系與年代關係

第三節 相關居址遺存的分類

一、相關居址遺存相同階段內的類別

二、不同階段諸類居址遺存關係的初步分析

第三章 相關墓葬遺存的分期與分類

第一節 各重點遺址相關墓葬遺存的分期、年代與特徵

一、周原遺址墓葬遺存

二、寶雞市區附近的墓葬遺存

三、北呂墓地商末周初墓葬

四、漆水河下游黃家河遺址及其他遺址的墓葬

五、鳳翔西村商末周初墓葬

六、長武碾子坡墓葬遺存

七、其他相關墓葬遺存

第二節 各重點遺址相關墓葬遺存的相對年代關係

第三節 相關墓葬遺存的分類

一、關於墓葬遺存分類方法的討論

二、相關墓葬遺存相同階段內的分類

三、不同階段諸類墓葬遺存關係的初步判斷

四、諸類墓葬遺存與諸類居址遺存關係的初步分析

第四章 先周文化辨析

第一節 豐鎬遺址相關遺存與先周文化探索

一、如何區分豐鎬遺址商末與周初的考古學文化遺存

二、“侈口分襠鬲”的來源及其在探索先周文化中的作用

三、豐鎬遺址商時期遺存與先周文化探索

四、關於“豐鎬遺址西周早期遺存為探索先周文化基點”的認識

第二節 周原遺址商時期遺存與先周文化關係辨析

一、研究背景

二、第一期遺存與先周文化的關係

三、第二期各段遺存的類別歸屬及相互關係

四、關於劉家墓地族屬的認識

五、由周原陶文“周”論周原遺址的性質與先周文化

六、關於辨識周原遺址先周文化遺存的討論

第三節 周公廟遺址商周時期遺存與先周文化探索

一、商周時期聚落結構概述

二、商周時期聚落性質的初步判斷

三、商周時期遺存與先周文化探索

第四節 孔頭溝遺址商周時期遺存與先周文化探索

一、商周時期聚落結構與聚落性質

二、商末周初遺存與先周文化探索

第五節 周原地區商周時期區域聚落形態與先周文化探索

一、區域聚落形態的初步認識

二、區域聚落形態與先周文化探索

第六節 各類考古學遺存與先周文化關係辨析

一、周原地區古公宣父遷岐後的先周文化的判斷

二、周原地區以外的碾子坡文化的族屬

三、“劉家一類墓葬遺存”的族屬

四、“鄭家坡文化”與“孫家類型”的族屬

第五章 結語

第一節 主要結論及其學術意義

第二節 進一步探索先周文化的幾個問題

後記

精彩先睹

自探索先周文化之始,石璋如等先生所用方法即如此,且這種思路對以後的研究影響深遠。如胡謙盈先生在長武、彬縣和旬邑一帶,即所謂“豳”地的先周文化探索,基本就是採用這一方法。再如,自1999年始,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周原考古隊,在周原遺址探索先周文化之始,也有類似的想法。

考諸中國青銅時代考古學史,就會發現都邑對確定考古學文化族屬的決定性作用:正是確定了小屯遺址為殷都,從而確定了晚商文化;正是確定了豐鎬遺址乃豐、鎬都邑之所在,從而確定了西周文化。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很多,凡此皆說明“都邑法”的合理性與有效性。

其二,以西周早期文化為基準,向前追溯先周文化,筆者暫稱之為“追溯法”。即把年代與西周早期相銜接、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因素與典型西周文化中存在內在承繼關係的商時期考古學文化,作為先周文化③。

這種方法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中最常用的“經典”方法,如從明確的晚商文化出發,使用這種方法判定了早商文化,又從早商文化出發,尋找到了先商文化。李伯謙先生在論證探索先商文化的方法時如是說:“探索先商文化必須首先從考古學上劃分夏、商文化年代界限,確定何種考古學遺存是湯滅夏後的早商文化,繼而通過文化因素的分析,從早於早商文化的夏時期諸遺存中分辨出何者與早商文化有著內在的發展演化和繼承關係”。④探索先周文化的“追溯法”其實和李伯謙先生所論的先商文化探索方法基本一樣。商文化的研究實踐表明,“追溯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尹盛平、任周方、劉軍社、張天恩、牛世山等研究者,在判斷先周文化時皆主要使用了這一方法。

後記

本書付梓之際,不禁感慨萬千,近二十年來研習先周文化的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這不僅是我過於敝帚自珍之故,更是因為本書的完成曾得到了很多人的指導與幫助。故於此僅想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本書是在導師李伯謙老師的悉心指導下完成的。1991年,李老師就確定我的碩士畢業論文與先周文化研究相關;1998年,李老師又指導我以《先周文化探索》為博士畢業論文;2002年博士畢業後,李老師又不斷指導我繼續修改博士論文而成本書。大到篇章結構,小至遣詞造句,本書無不凝聚著李老師的心血。從師二十年來,師生之情早已如不言謝字的父子關係,我的感激之情也實非言語所能表達。我深知,唯有今後更加努力,使自己的品德和學問不斷進步,才能真正答謝師恩!

在本書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很多老師都給予了不少的指導和幫助。劉緒老師可謂是我的第二導師,長期以來,劉老師手把手地教我田野技術,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的論文,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讓我寫進論文。葛英會老師、高崇文老師、趙化成老師、趙輝老師、徐天進老師、孫華老師等許多老師(請原諒我不能把全部名字都寫在這裡),都經常給我指導和幫助,幫我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終使本書得以完成,其中很多場景和話語,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特別提及的是,宋豫秦老師是第一個教我“先周文化”的老師,並一直關心著我的成長。鄒衡先生生前曾多次指點我有關先周文化的問題,他老人家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張天恩、王占奎和劉軍社三位師長,惠允我使用了大量未發表的新資料,多次幫助我進行與先周文化相關的發掘與研究,為本書提出了許多好建議。長期以來,我和三位師長見面時,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先周文化,從一次次暢談中,獲益良多。

在我從事先周文化相關的發掘和研究中,還得到了很多先生的幫助:寶雞市文物局的任周方局長,寶雞市考古隊的田仁孝先生,陝西歷史博物館的尹盛平先生,麟遊縣博物館的王麟昌和劉麟先生,陝西兵馬俑博物館的曹瑋先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孫秉君、種建榮、孫周勇等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徐良高、宋江寧、付仲楊等先生,周原博物館的張恩賢、魏興興、李亞龍等先生,岐山縣的領導與同仁等。在長期交往中,我們或共同奮鬥,或聯繫頻繁,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張長壽、胡謙盈和梁星彭等先生也曾指點和幫助過我,於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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