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法規
正文
元代(1279～1368)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原來沒有文字,因此也沒有成文法。自從鐵木真(1162～1227)征服了乃蠻部，才開始用畏吾兒字拼成蒙古語,並將其訓令寫成法規,名曰：“大法令”,蒙古語叫“大扎撒”。鐵木真對此非常重視，要求後世的皇帝、王公、那顏、勇士嚴格遵守。他說：如果不依“大扎撒”辦事，國家的統治必將動搖，甚至腐敗。從這個時候開始，把“所斷之案，書之青冊”，有了審判記錄和判決等法律文書。但是，這時的“大扎撒”還不是系統的法典，在實踐中主要是沿用蒙古族部落的習慣法。蒙古族進入中原以後，曾利用金國的《泰和律》斷案決訟。元朝建立後，即下詔禁用金律，並著手制定法律，先後頒布了《至元新格》、《風憲宏綱》、《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等法令。元代法規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則是沿用宋朝編敕，但不叫敕而叫條格，因此元代法規多是條格彙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並且往往在某一案例前面加一“諸”字，即成獨立條文，因而內容龐雜,易使奸吏從中舞弊,出入人罪。明太祖朱元璋曾對台省官員評論元代法律說：“元時條格繁冗，所以其害不勝”（《續文獻通考》卷136《刑考二》）。
《至元新格》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命中書參知政事何榮祖以公規、治民、御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次年刻板頒行。這是元代最早的一部法典。《元史·刑法志》說，它“大致取一時所行事例，編為條格而已，不比附舊律也”。
《風憲宏綱》 仁宗(1311～1320在位)時，取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分類編集成書,名曰《風憲宏綱》。這是一部關於綱紀、吏治的法典。
《大元通制》 仁宗延祐三年，由樞密院、御史台、翰林、國史、集賢院諸宰臣,根據元世祖(1260～1294在位)以來的條格、詔令和斷例,加以釐正編纂，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完成（《元史·英宗本紀》二），名曰《大元通制》。這部法典的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又仿唐、宋舊律篇目，分為名例、衛禁、職制、祭令、學規、軍律、戶婚、食貨、大惡、奸非、盜賊、詐偽、訴訟、鬥毆、殺傷、禁令、雜犯、捕亡、恤刑、平反,共20篇,凡2539條。其中斷例717條,條格1151條，詔制94條,令類577條。該律的主要內容保存在《元史·刑法志》內。
《至正條格》 順帝至元四年(1338)三月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據《大元通制》編定條格，於至正六年四月頒行，名曰《至正條格》。其中包括詔制150條,條格1700條，斷例1059條。歐陽玄作序說，這部法典的編纂主要是《大元通制》頒行以來，二十餘年，朝廷陸續所降詔制條格，其中難免有前後牴牾、不便檢引，甚或奸吏舞文，破壞法制，故為之畫一；俾使民知所避，吏知所守。原書卷數不可考，載於明《永樂大典》者凡23卷，分祭祀、戶令等27目。
元代法規大部分已失傳，根據保存下來的法律文書和散見於史書的記載，有以下幾個特點：①嚴格保持地主對佃戶的剝削和奴役。蒙古貴族在統一全國後，逐漸放棄了原來的遊牧經濟和剝削方式，使自己轉化為封建地主,同時又大力保護和扶植漢族地主階級,以加強其統治基礎。他們依靠國家機器,大量強占民田,然後把土地出租給佃戶耕作。在蒙古統治者庇護下的漢族地主和寺院僧侶，也大肆兼併土地。《元典章》卷24《戶部·租稅·科添》條記載,在江南,富戶占有大量田地，其餘百姓無田地。法律規定地主對佃客可以“鞭笞驅使，視以奴僕”，還可以兼及其子女。《元典章》卷57《刑部·諸禁》記載：“若佃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為婢使，或為妻妾。”甚至允許把佃客隨田轉讓，“或典或賣，不立年分，與買賣驅口無異”。元律規定：殺人者死，但“地主毆死佃客”,卻只罰杖一百七,賠燒埋銀了事（《元史·刑法志》）。②鎮壓人民的反抗。同唐、宋律一樣，把“十惡”列於諸篇之首，對其中“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都處以死刑，而且為常赦所不原。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法律規定，私藏弓箭、刀槍者處死刑，甚至鐵尺、鐵杖也屬不準收藏之列。史書記載，元代司法機關，常以“酷法虐人”，審訊時，“有不招承者，跪於磁芒碎瓦之上，不勝痛楚，人不能堪。罪之有無，何求不得。其餘法外慘刑，又不止此”。對罪犯施加的刑罰，笞杖較之唐代每等皆增加七下，即笞五十改成五十七，其餘同。死刑中把凌遲正式入律。至元十九年大都（今北京）人民在王著與高和尚的領導下，打死回回大官僚阿合馬。忽必烈聽到後大怒，命令將王著等人“皆醢之”。順帝元統二年（1334）詔：“盜牛馬者劓，盜騾驢者黥額”（《元史·刑法志》）。由於鎮壓人民的需要，又恢復了唐代以前的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肉刑制度。③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法律規定：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準還手，只可以“訴於有司”（《元史·刑法志》），而事實上，所謂“有司”皆把持於蒙古貴族之手，不會作出公正的判決。法律又規定蒙古人、漢人犯法，分屬於不同司法機關管轄。如蒙古人犯奸盜詐偽，由大宗正府治之。蒙古人犯重罪，或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元史·刑法志》）。漢人、南人的訴訟案件，則由一般司法機關斷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