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活
1925年，僧護原名丹尼斯·林伍德（Dennis Lingwood），出生於倫敦南部。僧護從小喜歡閱讀，對藝術、文化、哲學等都很感興趣。16歲時，他閱讀了金剛經而有所體驗，從而開始了佛教的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僧護應徵入伍前往印度，戰爭結束後，他留在了那裡，並剃度出家。
在印度
僧護放棄了原來的職位、身份，在開始的兩年里，他跟隨同伴在印度（主要是印度南部）參訪，依靠乞食為生，並練習靜坐。在這期間，僧護遇見了許多印度教的著名導師，包括羅摩納大仙，另外，他還跟摩訶菩提會有所聯繫。後來僧護打算尋找一個寺院做正式的僧侶，他們登上到德里的火車，而後來到了鹿野苑（Sarnath），但那裡的僧侶看到他們破落流浪的樣子，沒有答應留下他們。於是他們只好繼續步行，正好是一年中最熱的季節，後來他倆終於在拘屍那羅（Kushinara），由緬甸和尚U Chandramani剃度，成為沙門（shramana）。儘管如此，由於語言等各種限制，U Chandramani等人沒法教授僧護他們，所以只好建議僧護等跟波羅奈城（Benares）的Jagdish Kashyap法師聯繫。Kashyap是貝納瑞斯印度大學[1]（Benares Hindu University）的巴利語教授，僧護而後跟隨他八個月，學習巴利語、阿毗達摩，以及佛教的因明。而後僧護跟Kashyap前往大吉嶺旅遊，Kashyap當時打算離開學校，後來他將僧護留在了噶倫堡，勸勉他“為佛教的福祉而工作”。在以後的14年裡，一直到60年代返回英國，僧護主要就在噶倫堡生活。
在印度期間，僧護結識了許多著名的精神導師，雖然他在南傳佛教的寺院待過幾個月，但對於不同的佛教派別，總能夠以開放的心態來面對。僧護還特別受藏傳佛教的法師們影響，他們1950年代後從西藏來到了印度。對僧護影響最大的可能是Dhardo仁波切，這位仁波切與僧護亦師亦友，並給僧護授了菩薩戒。另外陳健民居士對僧護影響也頗大，陳居士給予他禪宗以及金剛乘方面的教授。
返回西方
1960年代中期，僧護受邀前往英格蘭訪問，以協助解決在漢普斯特佛教精舍（Hampstead Buddhist Vihara）發生的爭論。與南傳佛教嚴格的風格不同，僧護採取了更加通融的做法，當然他的做法有贊成的人，也有反對者。通過這件事，僧護意識到佛教在英格蘭很有希望，於是他打算以後在英國定居。但當他返回準備告別印度時，卻收到了精舍的來信，被告知他們不歡迎他來漢普斯特精舍。顯然，精舍的管理人員對僧護先前的處理舉措並不滿意，而且據說還聽信了一些流言蜚語。
在徵求印度師友們的意見後，特別是Dhardo任波切，僧護決定重返英格蘭，以開創新的佛教運動。1967年，僧護創立了西方佛教會之友（FWBO）。第二年，隨著新成員的加入，僧護創立了“西方佛教會”(WBO)。
僧護在英國的第一個家園，在一個地下商店，位於倫敦蒙茅斯街（Monmouth Street），在那裡，僧護除了教授禪定，還忙於泡茶、打掃衛生等。
FWBO以及WBO旨在將佛教介紹到西方社會，儘可能地排除門戶之見。如今FWBO已經發展為具有國際影響的團體。
僧護的老師
Jagdish Kashyap法師：僧護隨之學習巴利語以及佛教因明。也正是這位法師，將僧護帶到了噶倫堡，並勉勵他為佛教的福祉而工作。
陳健民（1906年-1987年），這位是佛教著名的瑜伽士，教授僧護禪定。
Dhardo仁波切：西藏來的喇嘛。
Chetul Sangye Dorje
Kachu仁波切
Dudjom仁波切
頂果欽哲仁波切
蔣揚欽哲仁波切
教授特色
僧護在某些方面比較傳統，但又表現出明顯的革新意味。他比較強調佛陀的基本教法，比如緣起、四聖諦，但同時對一些他認為無關緊要的內容，則有所揚棄。僧護雖然在南傳佛教的寺院剃度，但而後又從西藏來的喇嘛那裡學習密宗的教法。
僧護認為佛法的核心是皈依，這也是作為佛弟子，乃至有情眾生的核心旨趣──為了離苦得樂，我們通過各種途徑指望找到歸宿，諸如親友、性、朱古力，乃至各種物質享受，但這些只能給人以暫時的快感，唯有佛法三寶，也就是佛、法、僧，才是真正的依怙。皈依三寶才成其為佛弟子。
通過個人的著作，可以了解其思想軌跡。在《佛教概論》（A Survey of Buddhism）一書中，僧護認為菩提心（Bodhisattva Ideal）是維繫佛教各個宗派的紐帶。但在隨後幾年出版的著作《三寶》（Three Jewels）中，僧護認為皈依才是佛教的核心。在《我的皈依之路》（A History of My Going For Refuge）一書中，僧護回顧了他的思想歷程，並且再次強調皈依乃是學佛的初衷。雖然籠統而言都是皈依，僧護認為其中有層次上的區別。如果一個人生於佛教傳統文化中，學佛更多地是由於社會因素，而不一定是出於個人選擇，這樣就屬於由族群（Ethnic）的皈依。而如果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只是為了謀求一點物質利益，則可能就是暫時（Provisionally）皈依。當一個人將皈依作為生命的中心，而且對於佛法身體力行，則可認為是有力的（Effective）皈依。更進一步，當逐漸生起菩提心（Bodhicitta）後，才是如實（Real）的皈依。而與法身（Dharmakaya）相應後，才成其為完全（Absolute）的皈依。
僧護的另一個重要的教授是強調善知識（Kalyana mitrata）的重要性。佛經對善知識、善友多有讚揚，因此僧護鼓勵大家將找尋善友作為一項精神的實踐。以僧護創建的FWBO為例，該會即是由皈依的佛弟子們組成的善友網路。
僧護創建的團體非僧非俗，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招致許多傳統佛教人士的責難。僧護的做法是為了彌合僧俗間的鴻溝，在印度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不少出家眾只是在故作姿態、應付了事，而許多居士則能夠虔誠地依教奉行。大乘佛教在《維摩詰經》（Vimalakirti-nirdesa-sutra）等經典中，亦反對只有出家眾才能修道的觀點，所以從這個意義而言，僧護並非獨樹一幟。但在僧護的團體中，將皈依視作核心，這點倒是非常地罕見。正因為此，FBO成員不要求一定獨身，傳統的出家眾就不知道該如何來看待他們，當然常常將他們視作居士。而大部分WBO的成員，則既不將自己看作完全的居士，因為他們是全職的修行人；也不認為自己是完全的出家眾，因為他們無須遵守出家眾的毗奈耶（Vinaya）。
僧護另外特彆強調的是佛陀教法中的兩種緣起，或稱有為法的相互生起。第一種緣起比較常見，指出因緣相續，因此我們在生死、苦樂中輪迴。從這個角度而言，要證得涅盤，就必須斷除生死的因。第二種緣起則講待緣而生，但在進行中有所改變，比如因苦生信，由信得樂，等等。從這個角度看，涅盤也是因緣而起。在巴利藏中，在多處有這個觀點，但可能被許多人忽視了。這個教法的重要性在於，如此一來，緣起就將實際形態貫通，囊括了聖義與世俗兩者。
著作
佛教普及
《佛教概論》，A Survey of Buddhism，1957年、2001年
《三寶》，The Three Jewels，1967年、1998年
《佛弟子指南》，A Guide to the Buddhist Path，1990年、1996年
註解
《大般若經：智慧之妙不可言》，Wisdom Beyond Words :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Buddhist prajnaparamita tradition
《維摩詰經：解脫之不可思議》，The Inconceivable Emancipation : themes from the Vimalakirti Nirdesa
《證悟的戲劇：法華經中的寓言、神話與表象》，The Drama of Cosmic Enlightenment : parables, myths, and symbols of the White Lotus Sutra
《了解自己：佛教倫理的心理學尺度》，Know Your Mind :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ethics in Buddhism
《生於覺醒：四念處經指南》，Living with Awareness : a guide to the Satipatthana Sutta
回憶錄
《路有彩虹：從鬧市到噶倫堡》，The Rainbow Road : from Tooting Broadway to Kalimpong
《面對干城章嘉峰》，Facing Mount Kanchenjunga
《金色之輪》，In the Sign of the Golden Wheel
《逆流而上：新佛教徒運行》，Moving Against the Stream : The Birth of a New Buddhist Movement
《我的皈依之路》，The History of My Going For Refuge
其他
詩歌全集，Complete Poems 1941年－1994年
信仰的藝術，The Religion of Art
《阿姆倍伽爾與佛教》，Ambedkar and Buddhism
《佛陀出家否？》，Was the Buddha a Bhikkhu?
註腳
1 也有譯作“貝拿勒斯印度大學”。
佛教相關人士
| 佛教由古印度的釋迦牟尼（被稱為佛陀）在大約西元前6世紀建立，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並列為世界三大宗教。本期任務是完善相關佛教人物詞條正文內容，添加摘要，以及信息模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