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述
概述
余立金余立金，1912年出生於湖北大冶殷祖。1928年參加鄂東南武裝起義，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創建鄂東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作戰；參加了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及西征；率部參加了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多次反“圍剿”作戰。1935年11月率部參加長征北上。抗日戰爭爆發後赴上海，在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從事秘密工作。1938年4月到新四軍，任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1941年後歷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華中總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二師政治部副主任兼旅政治委員等職。參加鞏固發展淮南抗日根據地和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淮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副校長、華東軍政大學副校長、華東軍大政治部主任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軍委第三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華東軍區空軍政治委員、軍委空軍副政治委員兼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委員。“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後中共中央予以平反，恢復名譽。1974年後任中國民航總局第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二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和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8年1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生平
余立金余立金，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革命軍。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鄂東南獨立第三師機槍連副排長、連政治指導員，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十八師五十三團政治委員，第十八師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新四軍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二師政治部副主任，淮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華中黨校副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軍政大學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兼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空軍政治委員，中國民航總局第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二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履歷
余立金，1928年加入中國工農革命軍，參加了鄂東南武裝起義。
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鄂東南獨立第三師機槍連副排長、副連長，連政治指導員。
1933年7月，調往湘贛革命根據地，歷任紅十七師直屬隊總支書記、紅六軍團直屬隊總支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十八師五十三團政治委員。
1935年11月參加長征。
1936年7月，任紅二方面軍六軍團第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師，任第十八師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戰爭爆發後赴上海，在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從事秘密工作。
1938年4月，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新四軍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
1941年後歷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華中總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二師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參加鞏固發展淮南抗日根據地和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淮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華中黨校副校長，華東軍政大學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職。
1948年9月濟南解放後，任中共濟南特別市市委常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74年後任中國民航總局第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二政治委員。
1978年12月2日在北京病逝。
家人
余立金有三個弟弟，分別叫余立玉、余立滿、余立堂，兄弟四人的名字合起來就是“金玉滿堂”之意。在和記者交談中，所有村民的臉上都洋溢著自豪的神情，對於余將軍的歷史，他們耳熟能詳：在大革命時期，余立金已經加入了傳令排，在一次伏擊戰中，傳令排在大冶赤衛隊的配合下，成功地消滅了敵人一個團。戰鬥中，余立金成功地把三挺卡殼的機槍拉開，挽救了戰局。當時大冶殷祖鎮滿眼都是“歡迎余立金勇士”的標語。可也由此，讓敵人記住了余立金。余士友悲痛地說，國民黨為了查找余立金的下落，把他三弟余立堂抓走，嚴刑拷打之後仍然沒有結果，最後，殘忍地將余立堂亂刀刺死。
1935年11月，余立金率部參加長征北上。1936年7月任紅二方面軍六軍團第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師，任第十八師政治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赴上海，在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從事秘密工作；1938年4月到新四軍，任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據余道桃介紹，1940年正月十五，為了找到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的余立金的下落，日本占領軍召集全村人到劉仁八鎮，當眾把余立金的二弟余立滿拉出來，問他余立金的下落。但無論敵人如何逼問，余立滿都沒有透露兄長的半點下落。最後，余立滿被敵人當著眾多鄉親們的面用石灰水活活灌死。鄉親們無不為之落淚和切齒，但更為他那種情誼與堅強所感動，從而也更激發了鄉親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對余立金兄弟的崇拜。
余士友最後說，余立玉是個老實本分的農民，話不多。自從兩個弟弟出事後，就更沉默了。終日泡在田地里，很少說一句話，最後終於染上“大肚病”。在他生病最後的日子裡，他說絕對不能出賣大哥，不能做賣國賊，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自家的地里。余士友搖著頭說，如今才知道那是血吸蟲病，余立玉用自己的生命表達了對兄弟的忠誠和支持。
村民們談了很多與將軍有關的故事，對於余立金將軍的三個弟弟，村民也是紛紛表示：“金玉滿堂”，個個是好漢，值得我們大家尊敬。余士友說，大家都知道一句話，那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余立金經歷了大革命時期、長征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從士兵到將軍，他的身邊倒下了多少革命兄弟，正是由於他們拋頭顱，灑熱血，才澆成了革命勝利之花。
2017年11月21日，余立金的夫人、紅軍老戰士陸力行辭世，享年101歲。據陸力行家人稱，老人生前曾說喪事要從簡，老人走得很安詳。公開資料顯示：陸力行老人在紅軍時期參加革命工作，新中國建國後，曾經在農業部外事局和紀檢組工作。1968年“楊余傅事件”中，因為陸力行是陸迅行的妹妹，也被江青指示要抓起來。解放初期，陸迅行在上海市公安局負責敵偽檔案的甄別，不可避免地接觸到大量的有關藍苹（江青）在上海當演員時的材料。雖然以後她到上海紡織工業局搞監察了，但這對江青來說老是塊心病。“文革”一開始，陸迅行就被江青點了名，押送北京。但江青還不放心，覺得陸迅行不可能不告訴她妹妹有關情況。江青說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所以抓余立金時把陸力行也抓了起來。抓陸力行的理由還有一個：她會日本話，一定是日本特務。查了半天，她學日本話是為了抗戰時做俘虜工作，和日本特務八竿子也打不著。最後，唯一站得住腳的理由就是她是余立金的老婆。
2014年5月，經大冶同鄉會秘書長、空軍大校彭東海聯繫，羅厚造總算見到了大冶將軍余立金之子余華棟研究員。他現在位於北京黃寺大街乙一號解放軍總參謀部某部工作（享受正軍薪金待遇）。余華棟是1943年3月21日出生在新四軍鹽淮根據地之一蘇北阜寧縣。
因為“3·24”事件，余華棟的兄弟妹都分別受到了牽連：余華棟1969年就被作為復員處理，先到南京七一四廠，半年後轉到南京有機化工廠當工人，乾廠里最笨重、最髒亂的活。曾有一次余華棟被化學氣體熏得送到醫院急救，由於中的毒特別深，余華棟痛得在床上直打滾，打了好幾針解毒針，才緩和過來。那時身上還出現了大塊的黑斑，好多年之後才慢慢消失。
余蘇寧在南京師範大學當教師，說她是“五一六分子”，“‘楊余傅’在江蘇的總代理”，幾天后的半夜也被拖走，關了兩年多。
妹妹余慎平清華大學精密儀器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青海一個偏遠的地方，現在國家專利局某處當處長；
大弟余小敏被迫脫下剛剛穿上的軍裝，去北京郊外的門頭溝煤礦下井挖煤，現在是中農信一個部門的主任；
小弟余奕被分到內蒙古自治區豐鎮一個山區放羊，現在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公司當幹部。
經歷文革
1968年3月22日，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將軍飛來橫禍，史稱“楊余傅事件”。歷史上，余立金一直在華東地區工作，1965年調到北京，才與楊成武有上下級關係；至於和傅崇碧，只是“文革”後在會議上見過面。而他們共同的罪名是為“二月逆流”翻案，還有陰謀奪取空軍大權，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等。為什麼要把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捆綁在他們頭上？難道是因為他們握有軍中大權嗎？不要說旁人，就是他們自己，也墜入五里霧中。
吳法憲摔了電話機
余立金余立金，湖北大冶人，1913年出身於貧寒的農民家庭，小時候只念過幾年私塾。1928年參加紅軍，1930年入黨。長征時他已經擔任師政委，這是授予一級紅星勳章的條件。但他擔任師政委的時間不長，就身負重傷。子彈從腮幫子穿過，臉腫得變了形，組織上準備把他安置到老鄉家。任弼時說，抬也要把他抬走，否則必死無疑。以後搞誤會了，師政委跑到別人名下，余立金只得到二級紅星勳章，他沒有申訴。
解放後，余立金出任華東軍政大學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5月，他接到中央軍委的調令，任軍委辦公廳副主任。臨行前，又接到新的命令，調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楊余傅事件”發生時，他擔任空軍政委才一年多。
余立金余立金的兒子余小敏回憶說，父親當了空軍政委，家才搬到北京。父親工作一直很本分，沒有更多的小辮子可抓。1967年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時，周恩來點了一個隨行班子護駕，總參是代總長楊成武，海軍是第一政委李作鵬，空軍點的是余立金。毛澤東那一段出行過兩次，一次沒公開，人們只知道公開的那一次。毛澤東到各地都有談話，但紀律很嚴，父親從來沒有對我們說過。那時也沒有錄音機，甚至不能記錄，楊成武等人和秘書一起回憶，連夜整理出文字材料。為了保密，不用電報電話，而是由信使坐專機到北京，直接把毛澤東的講話記錄稿送給周恩來。
信使不是一般的信使，而是空軍政委余立金。他來來回回飛北京好幾次。時間緊他就直返，時間松一點或者因天氣情況飛機不能馬上起飛，他就回家住上一天半天。有幾次子女到機場迎接，都叫余立金給轟跑了，說你們怎么來了？余立金家的後門挨著吳法憲家的前門，幾乎每次余立金前腳剛進家門，後腳吳法憲就到了。開門見山，問有什麼新精神。余立金說，我只是給總理送信，別的我不知道。吳法憲說，我們很希望及時聽到。余立金說還是等傳達吧。沒辦法，吳法憲拉長了臉走了。
關於毛澤東的談話，有些重要的指導性的公布了，但還有很多沒公布。尤其是涉及到人事安排特別是軍隊的人事安排，這是吳法憲急於想知道的。
不一會兒，吳法憲的電話打了過來，說空軍常委都已經集合好了，要余立金給空軍常委傳達一下，說大家都想早一點知道主席的最新指示。這就不是個人行為了，是給組織傳達，看你余立金還能不說嗎？余立金說，請司令員給大家解釋一下，我也不知道，有新精神會傳達給大家。吳法憲很不情願地放下了電話。沒多久，余立金的電話鈴又響了，還是吳法憲。這回更上了一層樓，是林辦主任葉群請余政委去談談，車已經準備好了，就在門口。余立金說，現在實在沒時間跟首長見面，下次我回來再去。吳法憲說，你簡單跟葉主任講講也行。余立金說，我沒有跟葉主任匯報的任務，我不能說，這有組織紀律。
居然敢拒絕！這一回，吳法憲重重地摔了電話機。
妻子被秘密逮捕
余立金1968年3月22日晚上，余立金的夫人陸力行永遠忘不了。那時她在農業部外事處擔任處長。第二天，她準備到廣州出差，火車票都買好了。單位以為她出差了，一同出差的人以為她誤了車。三天后，人家到了廣州往回打電話，單位說壞了，人沒了三天還不知道，就往她家裡打電話，家裡電話早被掐斷。最後專門派人到空軍大院，才知道她被抓起來了。
原來在22日夜，余立金被叫出去，陸力行也醒了。她聽見公務員小谷說，政委，吳司令找你有急事。陸力行沒想更多，因為余立金半夜被叫走是常事，她沒想到余立金被騙到吳法憲的院子後就被抓起來了。沒過半個小時，公務員小谷又來了，陸處長，你起來一下，有人找你。陸力行這時還沒有睡著，馬上披衣出來，問什麼事。你被捕了，隨公務員一起進來的帶槍的“綠褲子”惡狠狠地說。我犯了什麼罪？你們有什麼理由逮捕我？
此刻，陸力行最擔心的是家中的兩個兒子，想喊他們，又怕他們受到驚嚇。讓他們晚一點知道父母的厄運吧。老四餘小敏19歲了，已經辦好了當兵的手續。原本要走，因為楊成武的父親去世，楊成武的兒子楊東明就晚走了幾天，余小敏也沒走。也幸虧余小敏在家，陸力行才放心一些。老五還在上學，如果只有他一個人在家，他自己怎么照顧自己呢？當時陸力行還不知道自己這一去，就是長長的六年多。
本來“楊余傅事件”中沒有陸力行的事，但江青說話了：余立金的老婆是陸迅行的妹妹，也要抓起來。解放初期，陸迅行在上海市公安局負責敵偽檔案的甄別，不可避免地接觸到大量的有關藍苹（江青）在上海當演員時的材料。雖然以後她到上海紡織工業局搞監察了，但這對江青來說老是塊心病。“文革”一開始，陸迅行就被江青點了名，押送北京。但江青還不放心，覺得陸迅行不可能不告訴她妹妹有關情況。江青說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所以抓余立金時把陸力行也抓了起來。抓陸力行的理由還有一個：她會日本話，一定是日本特務。查了半天，她學日本話是為了抗戰時做俘虜工作，和日本特務八竿子也打不著。最後，唯一站得住腳的理由就是她是余立金的老婆。
剛開始審問還勤，知道不知道余立金叛變？陸力行說，他沒有被捕，怎么能是叛徒？他是野心家、陰謀家。我不相信，野心家、陰謀家不是他這樣的人！他自己都承認了，你還不承認？他承認了我也不承認，你把他的材料拿來給我看。那不能給你看，你必須寫揭發。陸力行沒有說話。審訊記錄上幾乎老是這樣的記載：今天審訊陸力行毫無收穫。
此後，一連幾個月無人理睬。陸力行在獄中給毛澤東、周恩來、農業部、公安部寫了很多信，一封也沒有發出去。但她堅信余立金沒有任何問題，總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子女受到牽連
余立金“楊余傅事件”發生時，大女兒余蘇寧在南京師範大學當教師，說她是“五一六分子”，“‘楊余傅’在江蘇的總代理”，幾天后的半夜也被拖走，關了兩年多。大兒子余華棟在南京軍事外語學院當教師，被強迫復員，到南京無線電廠當了一名工人，沒多久又說這是軍工廠，政審不合格，弄到南京化工廠燒鍋爐。以優異成績從南京考入清華大學的二女兒余慎平住校，第二天回家時也被關了起來，以後被趕到青海西寧的軸承廠，開了好幾年磨床。老四餘小敏被迫脫下剛發的新軍裝，關係退回學校。
父母被帶走時，余小敏和弟弟還在酣睡，但很快就被叫起來，你們父母都是現行反革命，已經被逮捕，一個臉上有疤的人大聲說。他是空軍黨辦機要室的，余小敏認識。“傷疤臉”叫他倆寫揭發材料，然後在余立金的辦公室和住房四處亂翻，企圖找到有用的“材料”。折騰了一整天，一無所獲，他們便把保險柜和書櫥撬開，把裡面的檔案、書籍和許多有價值的照片強行拿走。這些珍貴的資料從此無影無蹤，甚至連《馬列選集》都沒有歸還。三個月後，余小敏兄弟被趕到筒子樓。
1968年6月18日，這是余小敏永遠忘不了的日子。他一心想考大學，但現在看來上大學是沒有希望了。北京礦務局招工，他立刻報名去門頭溝煤礦，好多同學都勸他。余小敏想，哥哥和大姐都在外地，二姐和弟弟雖然還沒有分配，但也不一定留在北京。他如果不去煤礦，指不定分到哪裡插隊呢。如今父母生死不明，遠離北京城，怎么打聽訊息呢？他堅決去了門頭溝煤礦。
果然，弟弟國中畢業被“安排”到內蒙古插隊，二姐也遠走青海，全家5個孩子只有餘小敏一個人留在北京。人家高中畢業都分個修理活，而余小敏被發配到井下打坑道，整整6年。井下一線礦工的勞動強度非常大，那時戰士的糧食標準是每月45斤，而礦工高達60斤，是老百姓的兩倍。余小敏咬牙挺住了，苦一點就苦一點，戶口總還在北京，每月還可以有一些工資。錢不多，存起來，將來可以把弟弟從內蒙古接回來。
余小敏給周恩來寫信
余立金北京軍區幹部部副部長甘思和是余立金的老熟人，“文革”時外面比較亂，兩家大人都不願意孩子出去亂跑，幾個孩子就玩到了一起。余小敏經常去找甘思和的女兒甘冀紅玩。甘冀紅後來和余小敏結了婚，成了余家的兒媳婦。
“楊余傅事件”後，甘冀紅和余小敏就失去了聯繫。本來前一天，余小敏從甘冀紅家臨走時，說好第二天再來，兩個人都要當兵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面，走前的這幾天就顯得戀戀不捨。沒想到第二天余小敏沒來。甘冀紅正奇怪，弟弟從外面回來，說滿街都是打倒“楊余傅”的標語。甘冀紅不信，趕快跑到街上去看，這才明白余小敏家裡出事了。
門頭溝離城裡很遠，但余小敏堅持每個月回一次家。家在和平里北街部隊營房的兩間破平房裡，旁邊就是墳地。雖然家中空無一人，那也要回去，萬一父母突然回來了呢？“九一三”事件後，政治氣候有所變化。余小敏問過特偵組，特偵組說你父親的事是中央特偵組管，我們不知道。1971年國慶節，余小敏從朋友處聽說，被隔離審查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的子女經周恩來批示見到了父親。他馬上和哥哥、姐姐商量，給上邊寫信，要求探望多年音信全無的父母。但一連發了好多信，都沒有回音。
1972年春天，余小敏想來想去，覺得不能幹等了，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這信不能寄，只能親自送。余小敏來到國務院信訪處，工作人員說，如果直接送到國務院西門，可能更好一些。西門的兩側有4名警衛，攔住了他。余小敏說，我有一封很重要的信要交給周總理。警衛叫來一個自稱國務院工作人員的“便衣”，他對余小敏說：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替你轉交。余小敏把信給了他。“便衣”看看信封問：你寫的什麼信？余小敏回答：我沒有封口，你可以看。關於信的內容，余小敏想了很久，說別的，人家不一定給轉，一說探視，周總理也就明白余立金還沒有自由。“便衣”說，回去吧，會有答覆的。
送信是3月底4月初，一晃到了8月，來了兩位“藍褲子”。不是特偵組的，特偵組的人余小敏都認識。他們問，你是不是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是的。內容是什麼？請求探視父母。周總理批了，讓你們見面。我們接你回城，明天就去見你父母。聽到這個好訊息，余小敏迫切想見父母的心情反倒不急了。他提出等一等，“藍褲子”猶豫了一下，同意了。余小敏馬上發電報給外地的姐姐、哥哥和弟弟。除大姐余蘇寧還被關著，4個孩子都分別請了假。又過了半個多月，第一次探視，已是金秋10月了。
子女探監
余立金“楊余傅事件”中受迫害的楊成武
監獄方面通知了陸力行，孩子先見她。陸力行不同意，讓孩子們先看他們的父親。監獄方面說，不是你早就想看孩子了嗎？因為陸力行一點也不知道余立金的音信，讓孩子們先看父親，是死是活，她就放心了。在陸力行的堅持下，監獄方面通知頭一天上午看父親，第二天上午看母親。孩子們都不同意，說半天太短，要給一天時間，我們自己帶點麵包。因為有周恩來批示，監獄方面也就答應了。
一見余立金，幾個孩子全傻了，雖然做好了充足的思想準備，還是認不出父親了。在孩子們眼中，父親身體很好，大高個，非常精神，當兵時就在機槍連扛機槍，雖說因車禍頭部負傷，但仍是少有的好身體。但僅僅相隔4年，父親簡直變了一個人：穿著中式黑平布囚服，瘦得厲害，幾乎沒有了人形；才50多歲，頭髮就全白了；嘴裡沒有一顆牙，使得方方正正的臉走了形；臉上堆滿皺紋，顯得格外蒼老。雖然說好不許哭，光說高興的事，二女兒余慎平還是忍不住哭了起來，余小敏趕快把她拉到一邊。
余立金不知道陸力行也因為他而被關在秦城監獄，孩子們說明天見媽媽。余立金又問，大女兒余蘇寧怎么沒有來？他怕大女兒不在了。孩子們解釋半天，說大姐得了“肝炎”，正在隔離。因為門口坐著兩個看守，孩子們不能說別的，和父親拉家常，專揀高興的話說。二女兒余慎平結婚了，大兒子余華棟還帶來兩三歲的兒子小軍，甜甜地叫爺爺，叫得余立金心花怒放。一直聊到下午3點半。看守說時間到了，孩子們才不得不和父親說再見。
第二天見到母親，孩子們覺得母親變化不大，身體還行。說到父親，他們只說父親身體不錯，讓母親放心，並說監獄方面不讓照相。陸力行以為余立金沒什麼問題，雖然想到會比她受到的折磨多，但決沒想到余立金會變得那樣弱不禁風。
此後，余小敏每隔兩三個月就打一次探視報告，等批下來，一般三四個月能見到父母一次。雖然很想見到父母，但也不能太多，經濟上負擔不起。以後二姐余慎平回北京生孩子，她和弟弟去的次數多一些。他們提出給父親做假牙，監獄方面照辦了，但做得不太好。余立金出來後又重新做了假牙。
總之，春天的腳步一天比一天更有力地響起來了。一天，胡愈之托人叫余小敏來。胡愈之是民主人士，他的後代參加了新四軍，和余立金很熟。余小敏和大哥余華棟去了。胡愈之說，開會時毛主席流著淚說，“楊余傅事件”搞錯了，我要為他們平反。胡愈之讓孩子們轉告，余立金聽說後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革命加拚命
1973年夏，余立金在秦城監獄得了急性肝炎，住進北新橋一家醫院。以前，余小敏每次去秦城監獄都是一大早，這樣可以多呆幾分鐘。而這次特偵組派了8點半的車，說在城裡，余小敏一聽就急了。特偵組說別緊張，你父親是傳染病，要隔離。孩子們知道父親平時就不注意鍛鍊，血壓也不正常，老勸他多運動，圍著房子走路。但病根還是種下了。
有一天，余小敏在上夜班，工段的辦事員告訴他，有他的電話，叫他趕快到空軍招待所去。那時北京電話落後，聽也聽不清，余小敏在門頭溝煤礦從來沒有接到過電話。這個電話非同一般。這時候形勢已經明朗了，馬上就是“八一”建軍節，很可能有好訊息。
1974年7月30日晚上，這是余立金一家永遠忘不了的日子。陸力行被放出來，她比余立金晚關了幾小時，也晚放幾小時。孩子們探視三四次後，又給周恩來寫信，要求把母親放回來。不久周恩來批了，叫農業部馬上複查。但余立金特偵組不乾，一塊抓一塊放。放的時候急急忙忙，從倉庫沒找到幹部服，就拿了一件戰士的白襯衣和一條藍軍褲，給了余立金，讓他換下囚服，並理髮刮臉，去參加“八一”招待會。
放是放出來了，沒有地方住，只好先住在東交民巷招待所。陸力行問，我小兒子呢？怎么一個都見不到？明天叫他們來?不行，我今天就要看到他們。你們派車，我去接他們。終於派了車，把幾個孩子接了過來。
空軍已經有了政委，余立金二話沒說，接受了第二政委和民航第一政委的任命。這時還沒有結論，沒有就沒有吧，先工作再說。余立金又開始了革命加拚命。
恢復工作後，醫生讓余立金體檢，可他卻拖了很久才去，發現一個鈣化點。去過朝鮮前線有可能染上肺吸蟲病，他沒有去過，也沒有得過肺結核，就懷疑是肺癌。動員他做手術，果然是，而且有了轉移，整個肺左下葉全部摘除。手術相當成功，術後有一段恢復得也比較好，又上班了。他還和孩子們一起爬長城。孩子們勸說半天，他才沒有爬到頂。但是無情的癌症很快轉移到了腦部，余立金1978年去世。中央為“楊余傅”平反的檔案是在余立金去世前幾天念給他聽的。
故居
余立金將軍故居依然保持原有的風貌。現年63歲的余道桃指著將軍故居前後門那雕龍刻鳳的石門、石窗對記者一行說：“將軍走前的老樣子啊！”這是一個約90平方米的農村標準三連間，頭頂上的7根木橫樑隔成了房間的2樓，牆壁粉刷的石灰水由於年代久遠而泛黃。如今故居里住著余立金將軍的侄子余士友，老人家1933年出生，身板硬朗，精神矍鑠。他領著記者一行來到後院，指著一些青石塊說，原來這裡是一口天井，它曾經伴隨余將軍成長，但是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就經常排不出水，井水漫到屋子裡。到了1982年，房屋岌岌可危。最後親朋好友出資湊了1000多元錢，對將軍故居進行了一次較大的修繕，就成了如今的樣子。老人笑著說，那個年代，1000多元對於一個村子來說都是天文數字呢！但出於對將軍的景仰，沒有一個人表現出吝嗇。
眾多的村民認為，余將軍故居不同於一些地方的名人故居。這裡沒有文人墨客留下的雪泥鴻爪，也沒有“此地空餘黃鶴樓”的悲喟，更沒有“嘆滾滾英雄誰在”的淒涼。故居古樸的陳設和建築風格，不僅再現了歷史的現狀，而且默默地告訴人們，一位功勳卓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正是出生、長大在這樣一個極普通的農民家庭。他們領著記者一行在後院左側觀看了那堆滿柴灰的灶頭，大家摸著那古色古香的木碗櫃，仿佛看到了當年將軍參加革命離別時瘦小的身影，也仿佛看到了將軍在戰爭年代指揮若定的大將風度和跨馬揚鞭的英姿。
將軍事跡
一將功成“骨肉”枯
長征猶如一座豐碑，光輝地立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史冊中，成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奮圖強，堅忍不拔，積極向上，戰勝任何困難的精神力量。余立金將軍作為長征路上的一名共產黨員、將領，率部突破千難萬險，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走過長征漫漫征途。我們都知道，一場戰鬥的勝利與將軍的統率和謀略是分不開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民眾的支持和擁戴。余立金將軍的一次次輝煌的勝利與民眾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在記者的採訪中，大家更多談到的是余家兄弟對余立金將軍無畏的支持，哪怕是獻出生命，他們也甘願支持兄長余立金，支持他所從事的偉大的、正義的事業。
將軍胸襟傳千古
村民們說余立金有大山一樣的堅強意志，大地一般的寬闊胸襟。
據余士友回憶，1970年冬，他曾經和村民張紹仁、余士福（已故8年）、余道桃一起去北京看望過余立金將軍。余士友清晰地記得，當天傍晚在北京西站下了火車，是由余立金將軍的秘書接站的，他們被安排到空軍招待所里住了一個禮拜。就在當天晚上，余立金就和家人一起來到空軍招待所看望他們。余士友在記者面前比劃著名描述道，將軍高大威武，身高一米八左右，一身軍裝，氣宇軒昂，說話渾厚，身體結實，顯得那么熱情和親切。當天晚上，余立金將軍和大家談了兩個小時的往事，一直笑聲不斷，將軍聊著童年放牛的往事，讀私塾時和同學們的“調皮”……時間過得很快。剩下的幾天裡，他們四人白天被安排去逛北京各處景點，晚上將軍就會來招待所看望他們。余士友深情地對記者說，他曾經以侄兒的身份問過余立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鄉看看？余立金對家鄉充滿期望，他說只要家鄉發展了，公路能修到家家戶戶門口，那個時候一定回去。記得快離開北京了，余立金將軍為他們送來了火車票，熱情地邀請“鄉親們有空多來玩玩”，並囑咐他們回去後要好好生產，要給鄉親們帶個好頭，爭取把家鄉建設搞上去，他說他一定會回去看看的。據余士友介紹，從1958年到將軍去世的1978年，該村“有空去玩玩”的有十餘人，有將軍小時候一起的放牛娃、讀私塾的同學、一起遊戲的小夥伴等，將軍一概都是熱情接待。
村民們都說，將軍的希望變成了現實，花市村的路修到了家家戶戶門口，但是將軍已經回不來了。余士友補充說，雖然將軍沒有回來，但他的兒子和女兒經常回來，他們喜歡坐在故居門前的石門坎前聊天，回憶父親的往事；也喜歡站在天井旁仰望星空，感慨父親的胸襟。余士友說，余立金的兒子對自己說過，將軍是非常想念家鄉的，但是由於身在部隊，很多時候也只能把這份想念埋藏心底。後來準備回來了，又發生了“楊余傅事件”，不能回家鄉成了余立金將軍畢生的遺憾。
個人榮譽
1955年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勳章開國中將（3）
| 他們馳騁疆場、屢建戰功、叱吒風雲的英姿已經存留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畫卷之中。他們每個人的戰鬥歷程，都是這個共和國經歷的一部分；他們的功績，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本任務將完善40位中將的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