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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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薩謬爾森的意見,所謂經濟學中的實證分析,是描述經濟中的事實、情況和關係。而這些問題,只有通過訴諸事實才能解決。實證分析是我們為適應世界而正確認識世界的一種有效的邏輯手段。我們在此需要區分實證分析與實證主義。他們的區別在於,實證主義對實證分析的結果過於推崇或過於自信,所以才被成為實證主義。這種對實證分析的過於推崇與確信,是相對於規範分析而言的。
一致同意是個非常有成效的思想,可以說預示了經濟學中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該思想堅持認為所有社會現象都是相互依賴的:一個時代的宗教和哲學的傾向;其文學和藝術的創作;其技術與其政治經濟制度,並不只是並排而立,而是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他們由相互作用的過程聯繫在一起,通過這些過程,某一部門的任何深刻的變化都與其他部門的相關變化相伴隨,或者在先,或者在後,或者碰巧同時發生。孔德的實證方法,是歸納法的先導,曾被看作是得出一般結論的唯一合適的方法,然而,一旦從特定經驗中得出一般結論,它可以按照演繹法加以檢驗。關於經濟學,孔德對其加以批評,認為經濟學存在本身破壞了前者,而經濟學的方法則不能滿足後者。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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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實證與規範問題。在多數學者當中,尤其是受到西方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學者中,存在一種判斷,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強調的只是規範分析。其實,馬克思本人並不是這么強調,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同等地對待實證分析和規範分析兩種方法,馬克思主義者只會明確地反對實證主義。馬克思當年,還沒有實證分析這個方法論術語。但是他顯然十分重視我們今天所說的對事實的分析。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宣稱:“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最典型的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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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了解西方經濟學說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與英國的斯密、李嘉圖,法國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國的李斯特等同時代的經濟學家相比,馬克思是經濟大師中運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範,如馬克思對分工、生產、交換、市場、利潤、利息等範疇的考察和分析是相當實證的,《資本論》在數學方法上,除了運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之外,還有比例關係、函式關係、不等式以及眾多的統計圖表。有人甚至認為:沒有數學,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研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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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學習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過於抽象,脫離實際,意識形態的意味太重等成為大家不願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要理由,上述這些看法與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這些表面的判斷成為遠離、甚至厭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由實際上意味著對經濟學方法論層面關於抽象和具體、實證與規範等基本範疇的理解過於粗淺。在“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這兩個隱喻的分析部分已經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待這兩個範疇的科學態度。其實關於這兩者的爭論背後隱藏的是對關於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關係的更為一般的關注。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存在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論武器,不僅使其它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而且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己長期處於“學術與政治”的現實語境之中,而且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時充當錯誤政治和政策的辯護工具,這些都極大地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聲譽。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的話語方式下的確導致很多學者把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緊密聯繫起來,從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性和階級性的統一。有關意識形態的討論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遭受忽視和攻擊的主要原因。因為擺脫意識形態的統攝而獨立就是通向客觀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途徑”被多數學者視為方法論前提。“許多社會科學家堅信:有效套用的最佳途徑是客觀地從事研究和理論建設,免除意識形態和哲學爭執的干擾。……社會科學在過去幾十年的進程就是由自然科學的模式如此引導的”。其實,合理的評價的積極參與,從根本上說來,是認識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它正是認識能動性的根源之一。其實,“所謂“非意識形態化”或“意識形態的終結”,一部分是出於一些學者的善良天真,更多地是出自“意識形態的掩飾”。……他們心目中的終結,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對全球的占領,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
D·麥克雷指出:“社會科學各學科中廣為人知的這類詞語包括‘穩定的民主’、‘發展’、‘人均福利費用’、‘實際國民收入’、‘社會流動’……這些詞各有其社會價值評判的涵義。不過,我們可以小心地講出它們來,就像它們沒有那種涵義似的”。其實,解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中這個難題出路不在於“告別意識形態”,而在於對意識形態性和學術性做出正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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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需要避免的是“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方法論困惑。理論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與一定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但不能僅僅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注釋和解說。馬克思寫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針對俄國學者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做法的反應,能更好的回答這種現實中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隨便套用的庸俗的做法。你們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的確,用馬克思主義來注釋和解說某些政策,已經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帶去了“過多的侮辱”。
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是學術,又是一種理論信仰和意識形態,應當在學術和意識形態兩個領域都發揮指導作用,但要搞清各國政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本質聯繫與某種差別。理論研究的批判應該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如果只贊成馬克思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不贊成其基本的核心理論,則會架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之在講授和學習馬克思經濟學時完全無需迴避它的意識形態性,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直面這一問題,在於如何結合新的經濟事實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如何從當前的現實出發,從整體的聯繫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發展是今天馬克思經濟學研究面臨的核心問題。
經典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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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對西方經濟學引進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越來越多的觀點和學說,而在理論探討的過程中,辯論雙方基於各自的方法論基礎和前提假設進行討論,已經在我們的實踐中造成了太多本不應該存在的爭議和概念的模糊。這種因為缺少對方法論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費是驚人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關於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在馬克思總體方法論的基礎上,對勞動價值論的探討,不能脫離“生產總體”及其不同的環節和過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這個環節和過程在整個經濟關係總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論界爭論較多的生產要素分配問題,實際上主要是分配環節和分配過程的問題。發生在生產環節和過程的價值形成,決定的是可供分配的價值總額,生產要素所有權等規定決定著對既定價值的分配份額。從價值的形成到價值的實現、再到價值分配,存在著系列的轉化過程,這是總體內的辯證運動的過程。不能對馬克思總體方法論有深刻的理解,必然會造成對勞動價值論的重大爭議。
這個例子的引入並不是為了比較某種方法論的優劣,雖然很多時候這種比較是必要的。因為對於不同的分析對象畢竟存在與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這裡想突出的是,方法論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的根本目在在於從思想史的角度,對經濟學方法論中兩個隱喻“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進行分析,並在分析的過程中引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中對這兩個隱喻所涉及內容持有的態度,在此種意義上,後面的分析含有比較介評的意味,但是我們並不把某種態度作為標桿,而是在這種比較分析中,讓各種方法自己顯現出它的優勢與不足。
“李嘉圖惡習”
大衛·李嘉圖(1772-1823)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傑出代表和完成者。1817年4月,李嘉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這是一本標誌著英國古典經濟學最後完成的著作。全書共分三十二章,馬克思指出,他的理論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論價值”,”論地租”)中,除貨幣一章以外全書其餘各章只是這兩章的補充和附錄。確保李嘉圖在經濟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鍛造了一般分析體系的能力,這種分析體系基於相對少的原理而獲得廣泛的結論,他的“體系”是演繹推理過程的一個紀念碑。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有了他,經濟學喪失了以亞當·斯密的方法為特徵的經驗傾向而變得嚴格和抽象了,從而經濟學變成真正自治的東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於除了從它本身的思想體系的內部邏輯中產生的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他的寫作風格的特點是要縮小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運用之間的區別。李嘉圖擅長把複雜的經濟現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變數,然後通過對這些變數的解釋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進行詮釋。熊彼特把李嘉圖這種將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套用於錯綜複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惡習”(熊彼特,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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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於把這種抽象直接套用於現實。李嘉圖研究經濟現象運用抽象方法,以邏輯推論來發現其中的“法則”,即經濟現象間的內在聯繫。馬克思對李嘉圖的這一方法給以高度評價,並做了精闢的論述。馬克思說明了李嘉圖採用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這種方法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主要表現在,“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範疇相互一致”。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此亦有經典的評價,“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比例交換魚和野味......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
抽象是必要的,但是直接用抽象的東西去解釋錯綜複雜的現實卻是一種“惡習”。如何避免這種傾向呢?馬克思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論述的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方法是一種正確的方法。馬克思把這種方法歸結為“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即“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體是一個由簡單的經濟範疇上升到複雜的經濟範疇的過程,也是一個由經濟範疇的簡單規定性上升到經濟範疇複雜規定性的過程。馬克思認為,“如果想不經過任何中介過程就直接根據價值規律去理解這一現象(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同勞動價值論之間的關係,李嘉圖企圖在價值形成的邏輯層面上直接說明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一分配問題。)……就是一個比用代數方法或許能求出化圓為方問題更困難得多的問題”。李嘉圖的錯誤就在於試圖把“方”直接變成“圓”,在闡述方法上缺少歷史的和邏輯的“中介過程”。由於“中介運動在它本身的結果中消失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就在於運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揭示從本質到現象轉化的“中介”和“中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