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集群學習的分類
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企業集群學習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類別(見表1)。這樣更便於研究者去理解和解釋企業集群學習。
企業集群學習的前提條件
大量研究文獻都是在從不同層次上強調集群學習的前提條件。第一個層次指制度因素和社會因素，主要包括集群區域內相互聯繫和特殊文化的重要性。第二個層次強調區域特殊技術資源基和知識基的重要性。第三個層次強調高層次技術勞動力流動特徵的區域勞動力市場及隱性專門技術和技術知識的擴散的重要性。Capello(1999)認為集群學習是企業集群發展的動力之一，集群內企業、相關機構之間的相互信任以及集群內企業間由於組織制度和文化的接近而在技術、管理、組織等方面的合作是集群學習的前提條件。Capello(1998)通過一個四階段演化模型分析了集群中的企業如何通過頻繁的合作形成集群學習的環境並由此產生正反饋，加快了隱h生知識的傳播和創新的速度。而Keeble(1999)指出企業集群學習的前提條件是建立一個處理技術和組織問題的公共語言。這種公共語言是緊密聯繫於信任的一般標準和信息共享。Camagni、仇保興認為文化因素和文化背景對企業集群學習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集群內企業對所根植文化的認同，將顯著地便利源自於共同文化背景的行為協同。企業集群學習能力
Todtling和Kaufmann在對區域創新系統研究時曾得出結論，知識的溢出構成了集群創新能力的本質特徵，知識溢出是通過企業集群各行為主體的互動學習來實現。由於正式或非正式互動學習的存在，導致了集群內部各成員研究開支活動所產生的知識技能以及外部吸收知識的能力，技術能力都是建立在企業集群知識生產、吸收和利用的基礎上。企業集群的知識來源是單個企業知識，以及企業與企業間、企業與研究機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知識和集群外部的知識。集群學習能力的影響因素有知識資源、社會資本和企業集群的關聯(度)(韓晶、王迎軍，2005)、空間(接近)距離(陳劍峰，2003)、集群文化根植。韓晶、王迎軍和陳劍峰論述了知識資源、社會資本和企業集群的關聯和企業集群學習能力的關係：集群中顯性知識和具有合作傾向的隱性知識越多，社會資本越大，集群關聯度越強，集群學習能力就越高。陳劍峰指出地理接近有利於互動學習，也有利於企業集群學習能力的提高。企業集群文化根植因素使得集群中的企業能在潛移默化中積累起與該集群所在產業或行業相關的基礎性知識，引導群內企業形成相似的管理風格和經營模式，對知識流的處理方式也趨于歸一化，影響到群內企業對機會的識別和目標的判定，使得專注於在群內開展技術學習的每一個企業都具備較強的吸收能力，從而大大提高集群內多邊學習的效率。韓晶、王迎軍在Cohen、Levinthal吸收能力函式和Cusmano相關研究能力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企業集群學習能力模型。此模型中企業集群學習能力既包括企業集群內部學習能力也包括集群外部學習能力。企業集群學習機制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於企業集群學習機制的研究文獻大量出現。研究對象大都集中在歐美的高科技集群。所謂企業集群學習機制是指集群內各個主體之間，以及群內各主體與群外各主體之間的知識流動的渠道和作用方式。企業集群內各主體之間以及群內主體與群外主體之間，通過人際關係、價值鏈關係和競爭合作關係構成了特殊的網路生態系統，包括內部核心網路、輔助網路和外圍網路三個子系統。三個子系統各行為主體之間在交換知識、傳遞知識活動中發生聯繫時建立了各種正式和非正式關係，構成了集群學習的知識互動網路。魏江和魏勇、李軍曉和黃文馨都給出了企業集群學習的知識互動網路示意圖(圖1所示)。
在企業集群內部，少數企業在學習的活躍程度和學習績效方面明顯優於其他企業，它們可以說是企業集群學習中的學習明星或學習能力高位勢企業，創造了集群中的大部分知識流，而其他大多數企業則專注從外溢知識流中獲得補給，即開展後續性學習。魏江和葉波把這些學習明星企業(或學習能力高位勢企業)稱作集群中的學習代理人，並提出企業集群學習的代理模式。這種基於學習代理人的集群學習模式和企業集群學習的“雁陣學習”模式的實質是相同的。
Carbonara(2004)發表於《技術創新》雜誌上的一篇題名“集群的創新過程：一個認知的角度”的文章中討論了三種不同類型集群的學習機制(如表2所示)。從表4可以發現，集群的學習機制主要有：乾中學、用中學、當地化學習、專業化學習、集體學習、研發學習和互動學習。這些學習機制在不同類型的集群中表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