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仲呈祥1946年8月出生，祖籍上海，生於成都，求學立業於北京。曾從師於著名電影美學家鍾惦棐先生和著名文學評論家朱寨先生。中國文聯赴台灣訪問團團長、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原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之一，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常委，原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副總編輯、《中國電視》雜誌主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戲劇學院、重慶大學等10所高校客座教授，中國傳媒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委員、藝術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著名文藝評論家。著有《“飛天”與金雞的魅力》、《當代文學散論》、《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合著）、《大學影視》等十餘種。2004年出版了約30萬字的學術理論專著《藝苑問道》，其著資料翔實，注重評析，學理性和現實性強，為構建中國當代影視藝術理論和美學體系的一家之言。2008年1月出版了30萬字的文藝評論選《審美之旅》，真實地袒露著者本人文藝理論批評的實踐軌跡和在當代文壇藝苑的審美反思，以及文藝作品和文藝思潮批判的思想發現和美學發現。此外，還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民日報》、《求是》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文藝報》、《中國藝術報》、《電影藝術》、《中國電視》、《當代電影》、《當代電視》、《理論與創作》等報刊發表百餘篇文藝評論和美學論文。
2013年11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仲呈祥曾經擔任過國家廣電總局副總編輯、中國文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的仲呈祥教授，從事專業文藝評論工作已經30年了。如今，仲呈祥的最新職務是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院長，並同時在中國傳媒大學和中國藝術研究院擔任博士生導師。除此之外，仲教授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之一，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常委，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委員、藝術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的客座教授。仲先生擅長以哲學思辨闡述文化藝術問題，將社會熱點與文藝理論共冶一爐，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
仲呈祥，是一位有著豐富知識與多學科背景的文化學者，他博覽群書，研究領域涵蓋文學、藝術、哲學、影視等，對待學術的勤奮態度和驚人記憶力使他成為文藝評論界的引領者之一。
個人作品
著有散文《沙汀與劉家溝》，報告文學《新星，是怎樣冉冉升起的?》，評論《理想·道德·人生觀——關於塑造當代青年形象的一個重要問題》、《直面人生，開拓未來》、《塑造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1982年全國優秀小說獲獎作品漫評》、《故事好編，零件難找》、《堅持動機與效果的辯證統一論》、《題材的選擇與作家的責任》、《愛情小說與文明道德》、《理想性格：豐富性與明確性的統一》、《希望就在這一面》、《樂遣春漫上筆端》等數十篇。
社會評介
仲教授快人快語，思維敏捷，語言犀利，直達問題本源；
其二，仲教授語出驚人，單位時間內從其口中輸出的信息量大，且內容真誠而充滿思辨；
其三，仲教授性格豪爽，幽默感十足。
受益的人
仲呈祥仲教授坦言，對自己早期學術思想影響最大的當屬魯迅先生。“通過閱讀魯迅先生的作品，讓他懂得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民族保持清醒的認識。必須懂得，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要自覺地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同時，要像魯迅那樣，對社會、對時代、對祖國、對人民，富有責任感。從魯迅身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識分子要說真話，求真理，訴真情，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第二位對仲呈祥影響較大的則是當代著名文藝理論家朱寨先生。“文革”剛過，從1978年到1983年的五年間，仲呈祥追隨朱寨先生參與編寫“國家第六個五年計畫重點科研項目之一——《中國當代文藝思潮史》。30多歲的仲呈祥與50多歲的朱寨，住在社科院為他們在陶然亭公園裡租的房子中，每天筆耕不輟，最終成就了這部至今仍具有珍貴學術價值的著作。在這個過程中，仲呈祥對中國現當代文藝發展史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為後來編寫《新中國文學紀事和重要著作年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朱寨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老老實實做學問。”回首過去，仲呈祥充滿感慨。
被仲呈祥尊稱為恩師的中國著名電影美學家、評論家鍾惦棐先生雖已辭世二十年了，但其深邃的思想和淵博的學識至今仍然影響著包括仲呈祥在內的眾多當代文藝評論家。作為鍾老的關門弟子、學術助手，仲呈祥曾經在鍾老一生的最後幾年中，學習、工作、生活於他的身旁，耳濡目染鍾惦棐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和美學觀，專注於巨觀審美思潮的演進和發展，以及從整體上導引全民族的電影文化活動和審美鑑賞修養朝著更高層次發展。從鍾老身上，仲呈祥懂得了作為一個文藝評論家，哲學不過關是不行的，哲學是人的總開關，要重視哲學，重視辯證法，重視歷史。“晚年於病榻上的鐘惦棐先生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他的學識，相當重要的部分都得益於兩部書：一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一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前者教他以辯證思維，後者給他以歷史智慧。”
另一位對仲呈祥的學術風格影響深遠的是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當代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王老每有新著，總不忘贈他；他每赴滬出差，總擠時登門向王老求教。“從王元化先生身上，我領略到藝術的思辨之美，懂得了反思的真正含義。王先生針對中國電影講的一段話，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他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產品（電影），如果像股市上的股票一樣，通過炒作來求得升值，那便是這個國家文化的悲哀。’我以為文化思想的價值在於其自身，商業手段雖然可以把它炒得熱火朝天，卻不能改變其真善美的價值法則。”
十幾年來，有心的人們會發現，無論是擔任金雞電影節評審會主任、茅盾文學獎評審，還是在各種電影節、研討會和看片會上，仲呈祥從不人云亦云，始終堅持在美學評析與歷史評析辯證統一的前提下，客觀地評價每一部文藝作品。
文化之辯
仲呈祥曾經作為國家廣電總局的副總編輯，仲呈祥笑稱自己可能是全中國境內看電視劇最多的人。“因所做工作，每年需審看大量的影視藝術作品，包括電影、電視劇、綜藝節目，還要參加如飛天獎、星光獎等各種獎項的評定，其中的佳作固然令我受益匪淺，但大量平庸之作卻擠掉了我攻讀圖書館裡經歷史篩選和確認的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的時間，遠離經典的結果是令我智商越來越低。”
面對當前國內的文化環境，面對客觀存在的文化問題，仲呈祥在出席各種學術會議時，旗幟鮮明地提出，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應認清楚並處理好文化領域的三種關係。
第一，是文化“化”人與文化“化”錢的關係。在仲教授看來，面對充斥於螢屏的大量平庸的電視文藝作品，以及一些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產品，應當堅持以“化”人，即把人的綜合素質“化”高作為終極目標；切勿以降低人的素質為代價急功近利地“化”錢。事實證明，能否正確處理好政治、文化、經濟之間的關係，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回顧歷史，文化是人作為高級形態的理性文化動物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者，乃人之天下。所以，文化是化人的，把人的素質化高，高素質的人才能推動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我們的國家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後，有了經濟實力，應該自覺地加大對文化的投入，提倡‘經濟搭台，文化唱戲’而非一些人倡導的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雖然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如果長期把文化當配角，勢必降低文化的地位，結果是人的素質降低了，搞上去的經濟也是泡沫經濟，遲早要跌下來。”
第二，是藝術養“心”與養“眼”的關係。仲呈祥教授認為，真正的藝術是需要啟人心智的，不是只注重感官、刺激人快感的。真正的優秀藝術是要通過客群的快感，達於人的心靈，讓人得到認識上的啟迪、靈魂的淨化。絕不是刺激感滿足了後，就可以畫句號的。
“從藝術美學角度看，一個亟需澄清的誤解是：誤把觀眾視聽感官生理上的一時快感，當成了藝術創作理應追求的精神美感。藝術當然要給客群以快感，繞過快感就成了說教，那不是藝術，但僅僅止於快感，那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審美活動。精湛的藝術，必然通過快感達於客群心靈，令客群獲得認識上的啟迪、靈魂上的淨化，求得人自身與外界的和諧，最終由快感而升華為美感。”
第三，是文化引領與迎合的關係。當今時代，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誰占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創造精神的充分發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要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必須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堅持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他認為，“引領的反面是迎合，一味迎合勢必強化客群文化心理中的消極落後的東西；被強化了的這些消極落後的東西又勢必反過來刺激產生品位更低下的作品。這種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的二律背反即惡性循環，務必防止！”
“能不能化人，能不能養心，堅不堅持引領，關鍵還在於文化自覺。文化建設者倘陷入盲目，勢必誤人子弟；文化領導者倘陷入盲目，勢必釀成災難。”
仲呈祥的高度概括源於他對社會現實與文化發展的深層次理解，仲呈祥的憂慮則源於他對社會現象進行冷思考之後的理性總結。他在用自己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愛國情懷去反思文化的得與失、悲與喜。
學術觀點
2007年11月，仲呈祥受聘擔任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院長。事實上，早在十年前，仲呈祥就已經開始在這所學院招收藝術學博士研究生了，對藝術教育的深厚感情讓他在花甲之年來到這裡，用自己的所學傳道授業解惑。
在藝術教育領域，仲呈祥教授提倡全面、辯證的審美把握理念。所謂“全面”是指在學科建設上，應當充分重視對藝術學學科及藝術學理論的建設，他指出，在資本運作、市場邏輯以及技術至上等理念的衝擊下，當前的藝術學科建設在藝術哲學層面上對當下的藝術創作、藝術思潮、藝術鑑賞的巨觀價值判斷和美學評析缺乏大智慧，而往往津津樂道於形式層面上細枝末節的小聰明。這已成為一些有識之士與知識分子憂慮的問題。“藝術院校在造就實踐性人才上有獨特的優勢，應當在藝術每一個門類的本體研究上有深度，有特長。但單科性藝術院校在盡享優勢的同時也帶來必須引起重視的劣勢，即“近親繁殖”，失缺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宏闊背景和學術支撐。這樣，容易在藝術學理論和藝術哲學上出問題。”
“如果一個民族特別是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文化上盲目，在藝術上盲目，這個民族將是非常悲哀的。如果這個民族不把藝術學提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去，求得宏闊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背景的支撐，那也是非常悲哀的。” 2007年12月在南京舉行的“藝術學學科定位與建設發展高層論壇”上，仲呈祥繼續呼籲藝術學應當儘快從“一級學科”變更為“學科門類”，他認為，這直接關係到能否真正落實十七大發出的號召，能否真正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能否真正引領民族文化在文化自覺的前提下實現藝術自覺和提升國家民族的文化軟實力。
所謂“辯證”，是指仲教授倡導藝術教育應當鼓勵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互相借鑑。他認為，21世紀是科學與藝術結緣互補的世紀。一方面，在廣闊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學術背景下培養造就藝術人才，另一方面，在濃郁的藝術氛圍薰陶下培養造就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人才，兩者是和諧互補、相得益彰的。既有利於人才的智商、情商全面協調發展，又有利於科學與藝術、大學與社會的和諧共進。
評論風格
他不但秉承了鍾惦棐先生文章的言簡意賅、力透紙背，而且在史學觀、美學觀上不斷創新，追求深意。如在仲教授發表於2007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上的《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精神食糧》一文中，談到近五年來中國電視劇創作，仲教授總結出兩條寶貴經驗，他說，“一是在主題開掘上，注重在巨觀的審美價值取向上把握好‘度’，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民心民情，切忌趨時媚俗消極迎合，反對以視聽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取代藝術審美的精神美感，尤其是在涉及人類情感領域的敏感問題——如婚外情、第三者、精神出軌、未婚同居、未婚先孕、離婚再婚時，必須旗幟鮮明地做出符合社會主義道德倫理規範的藝術表現和審美評判；二是在藝術構思上，注重自覺突破魯迅當年批評過的此類題材往往囿於家庭婆媳、姑嫂、妯娌之間‘咀嚼個人身邊的小悲觀，並以這小悲觀為大世界’的局限，努力把私人情感與普世大眾情感、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聯繫起來，從而儘可能折射出整個社會和時代的大風貌，傳遞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促進社會與家庭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自身內心的和諧。”
在談到當前中國電影以及“大片”對中國電影的影響時，仲呈祥認為“從《英雄》到《夜宴》，全是講虛幻的關係和誇張的人物，徒有視聽奇觀。誤把視聽感官生理上的快感當成藝術本應追求的精神美感，缺少人文精神和歷史內蘊，將使觀眾越來越遠離電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