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45以前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社會活動家。日本三重縣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1930年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
中西功一家1941年1931年在滿鐵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回國，在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和中國問題研究會工作期間，第二次被捕，不久獲釋。1934年經尾崎秀實介紹入滿鐵，就職滿鐵大連本社資料課，撰寫了有關華北農業經濟的論文。曾在天津、上海、大連等地的滿鐵事物所工作。1938年在“支那派遣軍”特務部任職。同年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並成立秘密反戰組織。1939年參加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並領導完成“支那抗戰力量調查”項目。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後，曾擬投奔我解放區。194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後引渡到東京警視廳，1943年被以外患罪、違反治安維持罪起訴，判處死刑。在獄中撰寫《中國共產黨史》。
1945年以後
1945年根據釋放政治犯命令出獄。後入勞動調查協會。曾任《人民》、《民報》編輯。l 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產黨。同年創立中國研究所。1949年當選參議員，並任共產黨國會議員團主事。1948年作為共產黨代表參加建立擁護民主主義同盟工作。1949年向黨中央提出《中西意見書》。1950年被開除出黨，遂辭去參議員，組成中西派。1955年恢復黨籍，在共產黨中央勞動組合對策部任職。1958年至1963年任神奈川縣委員會委員長。1960年因領導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被捕。1966年後從事中國問題研究。1973年病故。
主要作品
著有《中國革命史》、《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的風暴中》、《抗戰期間中國的政治》、《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與世界》、《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在武漢的革命與反革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戰後民主革命時期的諸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從死的絕境中》、《民主主義日本的路標》、《現代中國的政治》等。
傳奇履歷
1929年夏，當19歲的中西功抱著國內同齡人慣用的“浪人”方式，闖蕩到上海時，他對這個陌生的國度幾乎一無所知。在經歷了前一年的濟南慘案、皇姑屯事件以及張學良東北易幟等大事件後，中日關係暗流洶湧。那年6月，日本政府剛剛正式宣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其時，上海虹口日租界居住著幾萬僑民，一批中日文並用的雙語學校也應運而生。
中西功進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就讀，該校主持教學的是中共黨員、留日歸國的著名經濟學家王學文。很快，中西功就對馬列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與同學一起建立了意味著同中國團結鬥爭的組織“日（本）支（那）戰鬥同盟”。1930年，日本海軍士官生隊到上海參觀，實際是為侵略熟悉戰場。中西功和同盟成員得知後，便趕印了宣傳反戰的傳單向他們散發，結果被捕。獲釋後，中西功受到停學一年的處分。
1931年1月，中西功被吸收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隨後任“東亞同文書院”團支部組織委員。次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占領淞滬鐵路防線，日本海軍陸戰隊強迫“同文書院”學生參加侵滬戰爭。這時，“東亞同文書院”團支部決定，一方面蒐集戰事情報，另一方面發動同學開展“不參加戰鬥，要求回國，撤出侵滬戰爭”的運動。 這項反戰鬥爭獲得成功，二三月間，“東亞同文書院”全體學生乘船回國。
正是在回國的船上，中西功認識了改變他一生的人——尾崎秀實。那一年，中西功22歲，尾崎秀實31歲。當時，尾崎秀實的公開身份是《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而他的真實身份則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成員。 在中國的3年時間裡，尾崎秀實和從事情報工作的蘇聯共產黨黨員、德國人理察·佐爾格合作，經常把日本在華的重要情報轉送莫斯科。回國後，中西功秘密參加了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開始向尾崎秀實學習情報工作。 期間，中西功同尾崎秀實的關係密切，他甚至曾為尾崎秀實代寫論文和聯絡革命同志。
1933年9月，佐爾格奉命來到東京蒐集日本戰爭動向情報。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實再次相聚併合作。尾崎秀實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組織起來，潛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軍政部門。至此，一個潛伏在日本的蘇聯諜報組織“拉姆賽”小組成立了，以此為雛形，最終成為在“二戰”中聲名顯赫的“佐爾格小組”。1934年，中西功經尾崎秀實介紹，進入大連的“滿鐵總社調查部”任職，從事中國問題、偽滿經濟和華北農村的調查研究。
1937年6月，尾崎秀實成為近衛文麿相的“囑託”（顧問）兼私人秘書。同年7月7日，日軍製造“盧溝橋事變”，侵華戰爭全面開始。成功打入日本政界高層後，尾崎秀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參加首相的智囊團會議。他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有關中國的情況，提出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意見。這使他不但對日本政府的決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響。在此期間，尾崎秀實把自己掌握的許多有關日本對華戰爭的情報，通過中西功發往延安。他向佐爾格提供的情報，也源源不斷地送往莫斯科。
l938年5月，中西功從“滿鐵”大連總社調到“滿鐵上海事務所”。此時的中西功，在日本已負有盛名，來上海後，就被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借調到特務部工作。一到上海，中西功就通過“東亞同文書院”的同學西里龍夫，恢復了組織關係，成為中共黨員。
西里龍夫當時任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上海總局記者，實際上，他是日籍中共黨員，在日僑和駐滬日軍中進行反戰工作。當年的同學再度聚首，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在潘漢年的情報系統里配合無間，並肩奮戰。其後的4年，利用在日軍特務部的條件，中西功向延安傳送了一系列有戰略價值的情報。
1940年，中西功取得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的名義，為自己出入日本中樞機構叩開了方便之門。隨後，中西功又控制了“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這是一個蒐集戰略情報，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決策方案，供日本統治當局採納的高級參謀機構。此時的國際局勢也風起雲湧。希特勒在1939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1940年法國投降，英軍撤回本土，歐洲大陸大小國家紛紛淪陷，日、德、意三國結成軍事同盟。日本統治核心對世界戰略發生了“新的構想”，但最感頭痛的是泥足深陷於中國戰場。設定“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則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加強日軍在中國戰場的統一指揮，對重慶的國民黨政權軟硬兼施，扶植漢奸汪精衛登台。同年，中西功在上海和東京同尾崎秀實進行了三次密談，了解到許多第一手資料。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軍分為三道鋼鐵洪流，全面入侵蘇聯。希特勒希望得到日本盟友的幫助，但在日本國內，圍繞北進還是南進這一重大戰略抉擇，上至天皇、內閣，下至軍方各兵種，交鋒激烈。其時，由於英、法、荷在遠東的殖民勢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南亞的野心日益膨脹。
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日軍將領都主張先南進，占領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區，攫取其戰略物資。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在東京開會，作出“今年不向蘇聯宣戰”的決定。既然日本南進已經明確，中共中央就要進一步搞清他們發動戰爭的準確日期。中西功接受了這一使命。
1941年10月25日，中西功返回日本國內，第一個電話打給尾崎秀實，沒人接。再打，接電話的換成一個陌生的男人。中西功又打電話給尾崎秀實的一個助手，他從電話里嗅出了一股不祥的信息：尾崎秀實出事了。事實上，就在中西功回日本的前一周，東京“佐爾格小組”暴露，尾崎秀實和佐爾格先後被日本“特高課”秘密逮捕。在孤立無援的絕境中，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義，大膽獨闖軍方的報導部。從記者們的高談闊論中，中西功知道了留駐中國南方的日本部隊已在台灣集結，參加“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各部也正在海運南下。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南進作戰意圖十分明顯。中西功又去找了一個在銀座開小書店的朋友。這個朋友的姐夫在軍令部當通訊參謀，收發電報，內幕訊息特多。正是通過這個關係，中西功進一步證實了日美談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跟美國開戰的情報。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再查“滿鐵”密檔，最終鎖定日軍南進作戰，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遲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時間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迎來歷史拐點。而中西功也因為準確預報了日美開戰的日期，名留青史。
中西功的頻繁活動，引起“特高課”特務的注意。1941年底，中西功收到了化名“白川次郎”者從東京發來的電報，內容是“向西去”。這個暗號的意思是，勸告中西功“從速撤走”。1942年年3月，中西功獲悉，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已向上海日軍司令部提出了將他“秘密逮捕，送來審訊”的要求。再往後，中西功察覺到有日本特務秘密監視自己的跡象。自己的身份是不是已經暴露了？有同志勸告中西功設法撤退，但他遲遲下不了決心。1942年5月，日軍第13軍發動了浙贛會戰。中西功設法取得了“從軍調查員”的資格，打算到達浙贛線後相機出走，前往後方根據地。不幸的是，到杭州後，中西功突然被東京直接派來的“特高課”特務誘捕，並押往東京。
被捕後，中西功受到殘酷的刑訊折磨，一度被拷打至內臟出血，不省人事。他坦然承認，出於信仰向中共提供過情報。面對特務，中西功說：“再過3年，日本將敗。然後我就會大模大樣地出去。”
中西功被審時列舉了掌握的大量國內數據，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侵略戰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同時被捕的中共黨員西里龍夫更以雄辯的教授式口才，把審訊室當成講堂。警官們對此十分驚奇，又引出莫大興趣，此後每天竟出現授課式的場面──被審者進入審訊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說：“今天，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今天，講一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審問者則像小學生一樣洗耳恭聽並寫下幾大厚本記錄。那些警校畢業的高等生過去受的全是軍國主義奴化教育，此時聽到這些前所未聞的革命理論，再聯繫戰事失利及國內餓怨載道的無情事實，在對過去的信條產生懷疑的同時，也對被審者有了些尊重。集體庭審時，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又侃侃而談，警視廳官員和看守們都愣著聽講，主審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斷講話說：“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今天閉庭。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而中西功也在經歷了漫長的審訊之後迎來第一次公審。9月，法庭宣判中西功死刑，等待執行。僅僅一個月後，根據美國占領軍釋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被釋放出獄。
出獄後的中西功，繼續從事著革命活動。1946年6月，他加入日本共產黨，並於同年參加設立中國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為日本共產黨員，參加第一次參議院議員選舉並當選。1950年1月，因為在日共路線論爭中與黨中央對立，中西功被開除出黨。5年後，他又恢復了黨籍，在日共中央勞動組合對策部任職。此後，他還擔任過日共神奈川縣委員長。1973年，62歲的中西功患胃癌去世。
彌留之際，這位老人仍然惦記著中國，他斷斷續續地說：“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國……”
據《文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