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2:江西 續河南卷》之所以還要有一個“續編”，實為時勢使然。18年曆程的本身，已充分說明問題。作為一個國家科研項目，一般周期不能超過3年。但是作為一部“中國音樂文物資料總集”這樣的鴻篇巨製，豈是三二年內可以完成的？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即已出版的《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前12卷，曾匯集了全國數以百計的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方面專家指導或參與編撰工作.其工程之浩大，工作之艱巨，不難想像，實在難以在國家現行的科研體制所框定的計畫中實施。所以1998年，筆者不得不以“中國音樂文物大系Ⅱ期工程”的名義，申報為國家“九五”藝術科學重點研究項目；並且在兩年以後的2000年，又不得不如期“結題、驗收”，於是就有了現在的“續編”。
圖書目錄
江西卷
江西音樂文物綜述
第一章 樂器
第一節 塤口哨號角
1．樟樹營盤裡塤
2．德安陳家墩鳥塤
3．龍紋口哨
4．銅號角
第二節 鐃
1．新乾大洋洲大鐃(3件)
2．宜豐牛形山大鐃
3．泰和大鐃
4．德安陳家墩大鐃
5．萬載株潭大鐃
6．南昌李家莊大鐃
7．宜春金橋大鐃
8．永新烏龜嶺銅鐃
9．新余水西銅鐃
10．宜春蜈公塘小鐃
11．萍鄉鄧家田大鐃
12．新余羅坊銅鐃
13．安源十里埠大鐃(2件)
14．靖安梨樹窩大鐃
15．樟樹雙慶橋大鐃
16．新余界水大鐃
17．小鐃
第三節 鑄紐鍾
1．新乾大洋洲鋪
2．蟠螭紋鑹
3．蟠虺紋紐鍾
4．宜豐辛會紐鍾
5．修水曾家山紐鍾
6．波陽華嶺鍾
7．貴溪上清宮銅鐘
8．吉安府廣福寺銅鐘
9．紐鍾
第四節 甬鍾句鎦扁鍾
1．萍鄉彭高甬鍾(2件)
2．鷹潭甬鍾
3．南昌李家莊甬鍾
4．吉水甬鍾(3件)
5．武寧大田甬鍾
6．小編鐘(6件)
7．句鋰
8．九江扁鍾
9．南昌大扁鍾
第五節 古箏
1．貴溪仙水岩2號崖墓古箏
2．貴溪仙水岩3號崖墓古箏
第六節 鋅於銅鼓
1．修水曾家山鋅於
2．南昌虎紐鋅於
3．銅鼓
4．銅鼓
5．銅鼓
第七節 鈴鐸坐磬
1．橫峰下陽銅鈴(11件)
2．樂平韓家村銅鈴(6件)
3．樂平廟背山銅鈴(32件)
4．獸面鈴(2件)
5．金剛鈴
6．橫峰下陽鐸(14件)
7．樂平韓家村鐸(4件)
8．樂平廟背山鐸(14件)
9．紹興二十八年坐磬
10．綠筠經堂坐磬
11．慶元二年坐磬
12．弘治十八年坐磬
第八節 鑼鈸
1．臨川銅鑼
2．分宜雙林小鑼
3．分宜雙林大鑼
4．波陽華嶺銅鈸(2副)
5．銅鈸
第二章 圖像
第一節 器皿繪飾
2．萬載堆塑魂瓶(3件)
3．雷陔墓惠太子延商山四皓圖漆平盤
4．南昌火車站2號墓琴樂圖漆盤
第二節 樂俑
1．南城益莊王墓樂俑
附錄
圖片索引
江西音樂文物分布示意圖
後記
續河南卷
第三節 銅鈴
1．鄭國祭祀遺址565號探方銅鈴
2．鄭國祭祀遺址2070號灰坑銅鈴
3．鄭國祭祀遺址751號漢墓銅鈴
4．新鄭後端灣3號墓銅鈴(13件)
5．新鄭後端灣5號墓銅鈴(2件)
6．新鄭後端灣9號墓銅鈴(7件)
7．新鄭後端灣10號墓銅鈴(4件)
8．新鄭後端灣12號墓銅鈴
9．新鄭後端灣25號墓銅鈴(4件)
10．新鄭熱電廠539號墓銅鈴(2件)
11．新鄭熱電廠673號墓銅鈴(2件)
12．新鄭熱電廠708號墓銅鈴(3件)
13．新鄭熱電廠714號墓銅鈴
第四節 陶塤玉排簫玉笛
1．鄭國祭祀遺址1號坎塤
2．鄭國祭祀遺址5號坎塤
3．鄭國祭祀遺址7號坎塤
4．鄭國祭祀遺址8號坎塤
5．鄭國祭祀遺址9號坎塤
6．鄭國祭祀遺址16號坎塤
7．新鄭後端灣3號墓玉排簫
8．新鄭後端灣9號墓玉排簫
9．新鄭後端灣3號墓玉笛
附錄
圖片索引
附表
後記
序言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陸續出版的中國音樂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實質上也可稱之為“中國音樂文物集成”。這項工作之所以以“大系”命名，不過是表示我們並不以編輯出版各省卷本的“音樂文物集成”為終極目標。隨著音樂考古學、音樂形態學、與音樂有關的古代文化人類學以及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隨著音樂考古專家隊伍的日益壯大，我們預期這項工作在“集成”的基礎上，還將進入全面的、系統化的梳理階段，這是一項與中國音樂史密切相關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是當前中國音樂考古學學科建設中最為宏大的工程。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音樂史家們對於音樂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啟發與帶動下逐漸展開的。王光祈先生關於某些傳世音樂文物的研究，也許只算個別事例；楊蔭瀏先生寫作《中國音樂史綱》時，考古學家唐蘭先生的《古樂器小記》、劉半農先生等所作的古樂器測音研究工作，已經是真正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研究，並成為《中國音樂史綱》寫作的方法論的參考了。五六十年代，楊蔭瀏先生在從事《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寫作時，指導中國音樂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從虎紋大石磬到河南信陽楚墓編鐘等出土音樂文物所進行的一系列音樂學研究，為此後的音樂文物調查提供了初步經驗，並作出了某些學術的、知識的、技術的準備。其問，音樂研究所的李純一研究員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遠古與夏、商部分）和他的有關論文，多專注於音樂考古問題，對於音樂學者從事考古研究甚有貢獻。
70年代末，中國進入了一個被稱為“科學的春天”的時代。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先生倡導並且親自深入音樂文物的田野調查工作，直至倡議編纂《中國音樂文物大系》。他所帶領的調查小組，發現了中國青銅鐘的雙音結構，巧逢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具有銘文為證的青銅雙音鐘的出土，在學術界引起了反響，對於音樂考古學的進一步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鑒於古代音樂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80年代末，武漢音樂學院設定了“音樂考古學”專業，並在文物、考古學者的協助下，開設了一系列相關課程。這是發生在曾侯乙墓音樂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實質意義在於：音樂考古工作實踐的需要，推動了理論工作的進展。中國音樂考古學的學科建設，出現了一次飛躍。
音樂考古學在人類文化史研究中，有其顯而易見的不可替代的學術意義。諸如賈湖骨笛提供的有組織而能自成體系的樂音結構，便是一種即便是遠古崖書中亦無從得知的人類高級思維活動的歷史信息。它忠實反映了新石器時代某種人類文明的曙光。我們所處的這一時代，正當文化學的概念開始進入考古學，從而擴大了考古學中關於“文化”概念的畛域。音樂考古學如能產生長足的進展，將來無疑可以用己之長，回報於一般的考古學。
考古學的最新進展是多側面的，其重要的跡象之一是和文化人類學的互相靠攏。音樂文化史的研究將在這方面提供出許多有待探討的問題和現象。音樂考古學作為一門嗷嗷待哺的新學科也將因此而面臨著有關學科建設中的特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