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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西卷》內容簡介：中國音樂史學，尤其在中國音樂考古學方面，曾勉附於中國文史界、考古界之驥尾。號稱“禮樂之邦”的古代中國，並無系統的音樂史著作，只有歷代正史中給予重要地位的“樂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雜集中的相關研究。作為考古學前身的“金石學”中，雖也容納有相當數量的青銅編鐘研究，卻難以認為這已是“音樂考古學”的發端。如果說中國的音樂研究，始自“五四”運動以來，那么中國的音樂考古學研究，就是隨著音樂史家的開拓，孕育於本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進展，促進於70年代末以來音樂文物深入調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階段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音樂史家們對於音樂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啟發與帶動下逐漸展開的。王光祈先生關於某些傳世音樂文物的研究，也許只算個別事例；楊蔭瀏先生寫作《中國音樂史綱》時，考古學家唐蘭先生的《古樂器小記》、劉半農先生等所作的古樂器測音研究工作，已經是真正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研究，並成為《中國音樂史綱》寫作的方法論的參考了。五六十年代，楊蔭瀏先生在從事《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寫作時，指導中國音樂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從虎紋大石磬到河南信陽楚墓編鐘等出土音樂文物所進行的一系列音樂學研究，為此後的音樂文物調查提供了初步經驗，並作出了某些學術的、知識的、技術的準備。其問，音樂研究所的李純一研究員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遠古與夏、商部分）和他的有關論文，多專注於音樂考古問題，對於音樂學者從事考古研究甚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