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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代的延安，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和文學藝術家滿懷理想和激情聚集在這塊飄揚著民族解放運動旗幟的熱土上。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在艱苦的武裝鬥爭中致力於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根據地的基礎上，開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建設，並以毛澤東1942年春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掀起了革命文藝運動的高潮。 正如《延安文藝叢書·民間文藝卷》的前言所說:“當時的革命文藝運動給人們留下的值得留戀和嚮往的記憶，是永久難忘的。在這些難以忘卻的回憶中，誰也不能擺脫或無視民間文藝的強大魅力，無論是文藝評論家還是文學史家，都不應該忽視這段歷史，也不能離開民間文藝而談革命文藝的發展和產生。”① 當人們指出民間文藝在這一歷史階段所占地位的同時，也指出“音樂工作者的採風，走在這次文藝運動的前面”②。 所謂“走在前面”的音樂採風，即延安魯藝“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的工作。 1939年2月，魯藝音樂系主任呂驥給該系高級班講授新音樂運動史，針對抗戰之前音樂界對民間音樂的忽視，發起了民間音樂的研究與採集活動（3）。這個活動以是年3月5日魯藝音樂系高級班成立的“民歌研究會”為標誌，最初僅有19名成員，其第一屆幹事會正副主席分別由樹蓮(李凌)、羅椰波擔任，李煥之、王萃、鐵銘等分任研究、採集、出版等工作。當時確立的主要工作為:一、開始延安範圍的採集活動;二、出版陝北民歌集;三、成立研究小組，制定研究提綱;四、請呂驥、向隅各做一次報告。其時正值抗日歌詠運動的高潮，因此該會的成立深具標誌意義。其後該會於1940年改名為“巾國民歌研究會”，1941年改名為“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 這段歷史音樂界多有評價。 宋祥瑞在其連續發表的文稿中④，指出延安的民歌研究是針對此前接受西方音樂文化觀念所形成的新音樂思潮而發起的，它企圖通過對民歌的研究創造一種新興的、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音樂。這種以創造“新音樂”為目的的民歌研究運動，覺醒於對五四時期所形成起來的新音樂觀的回應與反撥，從中國文化的歷時性看，可視為新音樂觀的一種發展。其意義在於，把原先立於西方音樂原則之上的新音樂觀改造為置於本國民間音樂特IRL之中，並把這樣一種具有民間音樂性質的音樂當作能代表近現代中國的、既與西方音樂又與傳統音樂相區別的一種音樂，因此又被稱為民族音樂，或具有民族性的音樂。然而，作者也指出，由於民歌研究的旨趣在創造一種新音樂，以反對另一種新音樂，故民歌研究實為一附庸。 1996年，沈洽在文章中評價該會“主要致力於民間音樂的收集和整理，並力圖把它與音樂創作實踐和‘喚起民眾，團結抗日’的社會政治運動結合起來”，並將這一時期的工作，稱作20世紀中國民族音樂學學科歷史發展四個分期中的“民間音樂研究時期”。⑤ 1997年，喬建中在其《漢族傳統音樂研究四十年》中認為:聚集在延安的一大批新音樂工作者發起的民間歌曲收集、整理工作是具有開創意義的活動。與往昔那種只記錄歌詞而不管音樂或只收集大城市的流行小調的做法不同，他們是“深入到黃土高原的許多偏僻角落，直接從農民的口耳之間完整地記下了一首首動聽的民歌”，“這是近代史上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全面的(詞曲並重)民歌採錄活動。它的直接目的是為戰爭服務(舊民歌填新詞)，但它的結果卻是保存了上千首價值很高的民歌及其他民間音樂，為建國後的更全面的收集、整理工作闖開一條新路。” 2000年，伍國棟在其《20世紀中國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學術思想的轉型》中引用了冼星海當年在《民歌與中國新興音樂》一文中的論點:“我們音樂工作者研究民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真目的還是創作”作為當年“民間音樂研究旨在發展新音樂創作的學術思想定位”的“最直白的解釋”。因此將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定位為“創作型民間音樂理論研究思想”⑦。作者並指出，這是“左聯”旗幟下作曲家和音樂活動家所持有的民間音樂理論研究的學術思想，並極為深遠地影響並發展成為其後的中國民族音樂理論研究的主流型。)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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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社團中國近現代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