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正文
關於中國哲學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分析、鑑別和使用的科學。它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基礎學科之一，目的在於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提供可靠根據。對象與範圍 中國歷史中有哲學意義的文字記載、文物以及口頭傳說，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研究對象。就形式而言，包括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傳史料。文字史料又分本人著作和他人記錄或轉述兩種；實物史料有甲骨、鐘鼎、石鼓等，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實際上是憑藉實物上的文字才具有哲學史料意義，因此也兼屬文字史料；口傳史料主要指兄弟民族中流傳的哲理性談話、史詩等。就內容而言，包括具有自然觀、認識論、倫理學、社會歷史觀意義的史料。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中，自然觀又稱宇宙論，是關於“天道”（見天道與人道）或“道體”的學說;認識論又稱知識論,是關於“致知”的學說;倫理學又稱道德學,是關於倫常、道德的學說；社會歷史觀是關於“古今之變”的學說。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經學、史學和哲學常常融為一體，不少哲學家通過注釋典籍表述自己的哲學思想，所以許多文史典籍和典籍注釋也屬於中國哲學史的史料。
任務與方法 發掘隱沒史料、輯佚、鑑別真偽善否、校勘、訓詁等，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主要任務。
發掘 中國歷史悠久，社會動亂頻繁，隨著歷史的變遷，一些文獻毀壞遺失了,一些被淹沒於書海之中,這就需要發掘。發掘需從兩方面進行，一是地下發掘，一是從書海中發掘。中國古代有以書殉葬的情況，在考古發掘工作中，發現不少很有價值的文獻，如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孫臏兵法》，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老子》、《經法》帛書。地下發掘往往能起到判定時代和鑑定真偽的作用，是中國哲學史史料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從書海中發掘史料需要做廣泛的調查研究工作。具體方法可分兩步，第一步是泛觀博覽，第二步是深入研究。泛觀博覽可以查閱歷代圖書目錄開始，然後查閱歷代史籍的有關論述、總集類書、古典注釋等，這需要熟悉中國的目錄學。中國古代的目錄分類始於漢代的劉向、劉歆父子。劉向校書,著有《別錄》；劉歆完成父業,著有《七略》，將書籍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類。其中與哲學史料最有關係的是“六藝略”和“諸子略”。《六藝略》基本是在思想領域占統治地位的儒家經典，《諸子略》是先秦以來諸子各家著述分類的總目錄。《漢書·藝文志》基本上延續了劉家父子的分類法,是周秦至前漢典籍的總目錄。唐代修《隋書》，其中有《經籍志》，改變了《漢書》的作法，把當時所有的圖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把中國的圖書分類法推進了一大步。這種分類法一直延續到中國近代。查閱圖書目錄可以考求失傳書的大略，為發現佚書提供線索，也為查閱史籍、類書、古典注釋等奠定基礎。泛觀博覽是發掘史料的一種普查工作，要辨別一書的史料價值，更需要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與政治、教育、文化思想往往匯於一書之中，對於重要的學術著作，只有經過細心鑽研，了解其精義邃旨之後，才能確定其理論價值，辨明有無哲學意義。
輯佚 一些古代典籍在歷史變遷中遺失了，但在遺失之前往往被許多其他書籍引用過，把這些被引用的文句蒐集編排起來，可以反映出原書的梗概。這種工作稱為“輯佚”。如漢代思想家桓譚的《新論》、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的《老子注》都已失傳，清代有《新論》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有王安石《老子注》輯本，為研究桓譚和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史料。輯佚需要廣泛了解各種典籍的內容。要知曉引文的出處,就需要有博覽群書的工夫。輯佚還需依據可靠的資料，需要一定的版本學知識。
鑑別 中國古代有依託他人姓名著述的書,稱為"偽書"。要研究一部著作的哲學意義及其社會作用,確定該書的作者及成書時代很重要，這種工作稱為“辨偽”和“證真”。鑑別真偽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從本書內容進行分析,看書中的事實、諡號、避諱、制度、官稱、習慣用語、文體等是否符合作者的時代；二是與歷史記載相對照,看有無不可圓說的矛盾處。此外,出土文獻往往可以起到確證的作用。盲目相信是真品或懷疑一切古書，在鑑別真偽過程中,是容易出現的兩種偏向,清代有過疑古之風,不加分析地認為古書皆偽,為真偽的鑑別造成了混亂。具體分析是對待偽書的科學方法。要辨明是全偽還是部分偽、偽在何處、是人名偽還是時代偽，為準確評價該書的價值提供出準確的時代、作者及內容，就要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同一著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鑑別是否善本也是史料學的任務之一。善本書的標準大致有：①無刪節、無缺頁的“足本”；②經專家校勘注釋的“精本”：③作者本人的稿本或過錄本、初印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出版過許多古書新印本，其中有些書籍經過精心整理和校釋，其使用價值遠遠超過了一向視為珍本的舊刊，在鑑別善本的過程中也需給以重視。
校勘 中國木版刻印術發明較早，許多典籍自宋代以來一刻再刻，同一部書的不同版本或同一版本的不同卷次之間存在著文字差誤,需要相互對照,對差誤之處進行說明，這項工作稱為“校勘”。校勘時需以古本或善本作為底本，具體方法是：①對校法，即以同書的祖本與別本對讀,遇有不同之處即加以說明；②本校法,即以本書前後、上下文互證,別其異同,辨明謬誤原由；③它校法,即與本書有關的其他書籍相對照；④理校法,即詳細研究本書的理論體系，從內容條理上進行校正。校勘的目的不僅在於比較各種版本及卷次間文字的同異，更重要的在於判定其間的是非及其致誤的緣由，以集思廣益，博採眾長，供讀者進一步思考。
訓詁 研究中國哲學史史料，需要精確了解古籍的原意，所以史料學有訓詁的任務。“訓”、“詁”二字出於最古的辭典《爾雅》。晉代郭璞注《爾雅》說:“釋古今之異言曰詁。”宋代邢昺作疏說：“道物之貌以告人曰訓。”訓詁的基本方法:①廣證博考,尋求古訓通義。尋求先秦古典字義,要依據《爾雅》、《說文解字》,考查比較重要的古代註解， 如漢代賈逵、 服虔的《左傳注》;馬融、鄭玄的經注;高誘的《淮南子注》等。清代阮元的《經籍纂詁》、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都是重要的參考書。唐宋以後的文章典故增多，可查清人編纂的《佩文韻府》和《辭源》、《辭海》。使用中國哲學史史料，重在了解字義，訓詁也是為了說明其意，遇有假借字，只要點明其通用意義即可，一般情況無須尋求本字。②注意本篇文意，力求貫通。中國古字一般都有多義，判定該詞在本篇的意義須以上下文意而定，求得上下貫通。③注意旁證和反證，避免主觀臆斷。判斷一詞的意義,除了主要證據之外,還須有旁證，避免以孤證下判斷。同時要注意是否有反證，一個確鑿的反證就足以推翻某一結論。對於似是而非的反證也須加以分析和說明。力求以證定論，避免想當然。
實事求是是從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在博覽群書和深入研究的過程中，堅持嚴謹的態度和歷史的觀點至關重要。一個證據可證的範圍有一定限度，不隨意擴大，也不隨意縮小；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證據不足時不輕下判斷，這是從事史料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科學態度。中國古代典籍都具有自身的時代特點，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需要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用歷史發展的觀點對待史料，不用其他時代的思想和觀點去塗改史料，不把後人的思想觀點灌注於前人留下的史料中。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學科，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前人在發掘、輯佚、鑑別、校勘和訓詁各個方面，分別做了大量工作，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摸索出了一些規律,為形成科學的史料學奠定了基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哲學史界的學者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對前人的成果進行分析、比較和再研究，探求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對象、範圍、任務和方法，匯集和系統介紹中國歷代哲學史料，並已有所著述，使其越來越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礎學科之一。
參考書目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82。
